习近平的忧患意识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开列包括“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等在内的“七大风险”，直面“黑天鹅”和“灰犀牛”，而如此强调风险背后，是习近平的忧患意识。

北京时间1月21日，习近平在中共“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开列“七大风险”（图源：新华社）

公元2019年，中国农历己亥年，北京——这座从明朝以来一直是中国首都的城市，经历了干燥、无雪的一个冬天。而持续了一年的中美贸易战，让身处这个古老国度的人们，感到了有些疲惫。"2019年会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句带着悲观色彩的话开始在中国网络上被人谈起。

情绪当然也会传导到中南海“隐秘的权力走廊”上。北京时间1月21日，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特殊、神秘”的内部会议——“（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国党、政、军系统高级官员外，还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中共政治局七常委，规格至高，甚为罕见。

“特殊”在于这个会议的主题为“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风险”作为一个中国政治的敏感词，在如此高级别的会议中作为主题，已然打破传统。自从1999年江泽民时代中共首度举办此类研讨班以来，未曾有过的“敏感话题”。

“神秘”在于目前关于这个会议的所有信息，包括具体的与会人员，除了一篇中国官媒的报道之外，再无其他信息流露。为什么要将这个会议的主题定义为“防范风险”，中共现在面临什么“风险”，除了官方报道，习近平在会上还说了哪些目前外界尚不知晓的话，中共如何认知目前的内外部风险……不得而知。

对此，本文将以此次“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习近平对中共党内高级官员的“特殊、神秘”讲话为切入点，解读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风险与机遇。

“黑天鹅”与“灰犀牛”

2019年的研讨班主题，是1999年有了“高级干部研讨班”形式以来，中共党内以来首次选择“风险”作为培训主题。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辞高级干部研讨班的主题，通常都是与前一年的中共中央全会配套的。比如2014年中共高级研讨班的主题是“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匹配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习近平，这位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在这次研讨班的主题更加具体——“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文本上来看，这个主题实际上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坚持底线思维”，二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首先说，什么是“底线思维（bottom-line thinking）”。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底线思维”的表述经常出现，指的是执政者会认真计算风险，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并且接受这种情况。更直接的说，在面临中美贸易战，中国内部经济下滑的困境时，“坚持底线思维”是习近平希望中共官员如何去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他希望中共官员如何去做。 

据统计，在这份三千余字的讲话，其中有20多处提到“风险”。习近平说，中国政府目前“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黑天鹅”“灰犀牛”都是指产生颠覆性重大影响的事件，不同的是“黑天鹅”是意料不到的危机，“灰犀牛”是习以为常却蕴含重大危险的事件）。无论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能够在这样一个级别的会议中出现，皆说明面对当下时局，中南海的决策层的确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因此用如此直接、强烈的语气，向中共党内的高级官员传达信号。

而这个信号明确，在习近平眼中，2019年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中共官员要做好准备。

“红色江山不变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化”

在具体解读为什么2019年中国日子不好过中，习近平列举了“七大风险”，这也是针对该讲话第一时间中外媒体聚焦之处。

其中被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政治风险”。相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中共领导者更倾向强调“稳定”、“和谐”不同，“红色家庭”出身的习近平，自上任之后在政治领域的表述，显然更加直白和激进。例如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走什么路”就成为习时代中共高举的政治口号——“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应该是指毛时代的封闭之路，口中的“邪路”当然指的是西方的普世价值，不“改旗易帜”就是要继续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自此之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就成为中共宣传的关键词。如果读者有心还记得2013年习近平刚刚接任中共总书记，延续邓小平南巡之路开始“新南巡”时，提出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说法。就会发现，“政治安全”，是贯穿2012年迄今的一条“暗线”，并正在从“暗线”变为“明线”。

那么，什么是政治安全呢，与其重要性不匹配的是，在习近平此次的讲话中，有关“政治安全”的内容实际只有语焉不详的一句话：“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中央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要求，确保我国政治安全”。单纯从这篇讲话而言，外界对于其所说的“政治安全”的具体所指感到困惑。

但是在1月19日，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于“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的讲话中，倒是给出了中共高层眼中“政治安全”的确切内容：“坚决捍卫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在中共高层眼中，“政治安全”的内核就是中共执政地位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即“红色江山不变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化”。可以说，“防范政治风险”是纲，是引领之后六大风险的“题眼”，其余风险都可能会直接导致“政治风险”，蕴含在“政治安全”之内的。

习近平开列“七大风险”背后，是他的忧患意识（图源：新华社）

看懂习近平的“忧患意识”

紧随政治之后，是“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六大领域的安全。该六大领域各有看点，此处列出，可洞彻习近平的“忧患意识”。

第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在习的讲话中，“意识形态安全”比较特殊的与“政治安全”摆在了一个段落中，而其他的领域都是独立成段落。这当然不是中共的疏忽，而是在习近平的认知中，“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是最为息息相关的领域。

中共开国者毛泽东曾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此处的“左中右”就是指意识形态，在共产党的理论中，意识形态斗争是伴随人类历史长期存在的。尤其在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并非隐匿不发，只是隐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潮之下。否则2012年“薄熙来事件”也就不会在当时引发轩然大波。该事件中引发人们最多的思考从来不是薄熙来的腐败，而是背后包括“重庆模式”、“蛋糕论”、“唱红打黑”在内的意识形态讨论。

在意识形态表述中，习近平只说了两个重点，一是网络舆论——“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二是青年——“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

如果能够将2012年迄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重点重大事件摆出来，就能看到一条清晰的轨迹，从2013年习近平出席中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发表“八一九讲话”后，网络和青年，就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主战场”。2013—2019,六年时间，这条脉络极为清晰。也是习近平“忧患意识”中最重要构成部分。

紧随意识形态之后是“经济”领域的安全。一方面因为中美贸易战，一方面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告诉发展被认为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纵向的历史参照，还是横向的国际对比，一个国家政治出现风险的导火索往往源于经济风险。

本届中共领导层在公开的表述中，对于金融风险的表述是最多，也是最为直接的。普遍认为习近平对于“金融风险”的重视是从2015年开始。从当年夏季A股市场股灾，到随后“金融大鳄”、“野蛮人”事件，再到其后房价飙升，高杠杆风险，P2P爆雷……“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就成为了多次中共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实际上，在2013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就说过“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政治社会问题”。如果与今天表述对比，六年时间的跨度，多次中国国内经济事件的冲击，构建了更加详实的习近平“经济安全”理念。

在其余的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中，也各有侧重，唯一的悬疑就是在目前的报道中，这些表述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语焉不详，唯一可以确定的，在那个高官济济一堂的现场，面对“满朝文武”，习近平的讲话一定更加具有“忧患意识”，但也不足为外人道。

习近平有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或许源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历史纵向“警醒”。邓小平曾经评价中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时曾说，邓小平曾说：“耀邦抓党风党纪是铁面无私的，就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 这句话中，邓小平眼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西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一部分，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推倒中共的政权安全。这是40年前胡耀邦最终卸任的原因，也是40年后习近平“言辞俱厉”谈“政治安全”的根本，是“毛邓习”政治传承的又一次呈现。

其二，“忧患意识”也源自习近平个人“红色家庭”出身。中国“后三十年”的共产党高干子弟，大多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信任小圈子，不屑于蝇营狗苟，向往在战争、运动甚至是商业的大潮中建功立业。他们是“忠臣逆子”的对立统一，对父辈的教条和生活方式不以为然，但是一到重要历史关头，仍然对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责无旁贷。习近平时常把中国宋朝诗人苏东坡在其政论文章《晁错论》中，暗合弈道的一段话挂在嘴边：“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这句话用四个字总结，就是“忧患意识”。

将此分析与当下习近平讲话相联系，一副横穿了中共数十年历史的政治景象，一根深植于毛邓习三代中共领导者脑海中的思维红线，相信可以浮现在读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