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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反思:为何深圳房价和人均收入被北京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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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时候,我离开上海去深圳工作,理由很简单,深圳的薪酬水平远高于上海。我当时在深圳拿到的月薪大约是我在上海做高校教师时的8倍。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2000-2012年这段时间,深圳的平均薪酬水平仍然超过上海和北京,只不过差距在慢慢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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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发现2002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几乎是上海的两倍,上海则超过北京,但超过幅度并不大。

北京、上海、深圳三城市居民储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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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深圳三城市居民储蓄余额

从2017年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尽管北京的房地产增加值超过上海,但2017年末北京居民的房贷余额只有9664.5亿元,全年增加居民房贷1366.3亿元,比上年少增1075.7亿元。

很遗憾没有找到上海的2017年末居民住房贷款余额数据,央行上海总部只公布了增量“2017年上海本外币个人住房贷款新增1528.81亿元,同比少增1823.62亿元”,由此斗胆推断,上海的居民购房贷款无论是余额还是年度新增规模均超过北京,也就是说,北京一次性付清的购房者数量或远超上海。

尽管深圳始终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也诞生了如华为、腾讯、万科、比亚迪、平安等国内屈指可数的优秀民营企业,但由于深圳的第二产业占比较高,因此,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就被北京和上海赶超了。

相比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和上海也诞生了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如北京的联想、百度、京东、小米等等,上海的复星、均瑶等,但感觉还是比深圳逊色了些。

深圳作为一个改革开放走在最前面、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创造了许多奇迹,功德无量,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过去10多年中竟然增速放缓、最终却低于北京和上海了,这是需要反思的。

我觉得,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过去20年来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流向合理?例如,1990年就提出上海要建成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在内的四个中心,尽管经过了近30年的努力,但上海金融业增加值的规模却与北京相差无几。

为何北京发展金融业并不需要非常努力,却能做得那么大呢?

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致了,因为一行两会、四大商业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国有保险巨头等都在北京,全球500强企业中,总部在北京的数量远超上海,这是典型的行政化集聚资源。

行政化集聚资源会带来很多弊端,因此,政策层面始终强调“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事实上,雄安新区的设立及北京市政府迁至通州,目的就是为了分散行政资源,进而带动其他稀缺资源迁移,防止资源过度集聚带来的种种弊端。

可以借鉴的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它是美国的政治中心,纽约是经济及金融中心,分工非常明确,尽管华盛顿的房价在美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六,但华盛顿特区房价的成交中位数在40多万美元,而纽约要达到60多万美元。可见,华盛顿并没有去借助行政的力量去集聚过多的资源。

那么,北京的未来将如何改变自己呢?我认为应该是“去金融化”和“去总部经济”。北京作为首都,理所当然是政治中心和行政中心,同时,作为历史沿袭下来的著名高校密集城市,也可以维持其国内教育和科研中心的优势,但金融中心和央企总部经济的角色就不应该长期担当了。

除了设立雄安新区这一千年大计和北京市政府迁出中心区外,更主要的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能够真正得到落实。这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实施负面清单。

如果用某一指标来衡量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否得到落实的话,窃以为可以看一个指标,即北京的房价水平能否在今后退居为第三,即恢复到10几年前的排序:让上海和深圳争一二,北京第三。毕竟,华盛顿的房价水平在美国只排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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