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多年、专注于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去世后，其对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受到关注。
麦克法夸尔最早指出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图源：VCG）
2019年2月15日报道，2019年2月10日，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辞世，享年88岁。
麦克法夸尔生前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具有丰富的研究及教学经历，包括历任：哥伦比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
读懂文革的哈佛中国通
1960年，麦克法夸尔参与创建了《中国季刊》并任创始编辑，迄今该刊早已成为国际一流学术刊物，研究当代中国的不可或缺的平台。
麦克法夸尔对当代中国持之以恒的兴趣成为他学术生涯的中心，而使他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学人翘楚的，是他一贯坚持的用厘清高层政治脉络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方法。
1974年麦氏发表英文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时，文革尚未结束，中国大陆尚在全民性的动荡之中，他已将1966年开始的文革灾难的起源回溯到动荡的1956年。而当时他所依靠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官方媒体。
坚持不懈地记录高层政治的蛛丝马迹，凭借其深刻的洞察力去厘清脉络，麦氏观察到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独有的在和平时期“继续革命”的思想，几乎不被所有的前期革命同僚所真心拥护，是毛征服每一个同僚逼迫其服从的过程，最终导致一场巨大的全民性悲剧。
为此麦克法夸尔教授奠定了毛泽东时代研究的基础，在这一领域达到了前无古人，甚至后无来者的深度和广度。他花了三十年时间完成的宏篇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在历史著作中，堪称当代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麦克法夸尔给自己起过一个中文名，叫马若德。1980年代当《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在中国大陆被翻译出版时，译者及出版方并没有事先与之沟通，著作署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该书发行几十万册的巨大成功，使中国人记住了“麦克法夸尔”之名，而非“马若德”。
麦克法夸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也是一位好的老师。哈佛大学本科生在选学麦氏的文化大革命课程时，被要求在课堂上齐声竭力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些美国学生中的许多人都毕生记得这段经历，这让他们亲身感受到群情激奋的场面是如何影响到自身情绪的。
生平
1930年12月2日，麦克法夸尔出生于拉合尔（Lahore），当时属于英属印度（现在巴基斯坦境内）。其父苏格兰人亚历山大·麦克法夸尔爵士（Sir Alexander MacFarquhar）是英统时期的行政官员，其爵士（Sir）的头衔，是通过辛勤工作的得到的嘉奖，既不属贵族阶层，更不能传给下一代。麦克法夸尔并非中文界广泛传说的“出身于贵族家庭”。
在英属印度的童年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学了一口流利的印地语，正统的教育竟然给了他流行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以至于他到爱丁堡费蒂斯公学上学时，给人颇佳印象，老师称他是个具有“优雅口音”的聪明小伙子。
1953年，他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毕业，获哲学、政治和经济学学士学位。1955年，他获得哈佛大学远东地区研究硕士学位。
记者是他的第一份职业。1955年至1961年，他为英国《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撰稿。1963年至1965年，他是BBC《广角镜》电视栏目的记者。
“当时有很多记者和学者都在研究苏联，其中不乏成名之士。但研究中国的还很少。”多年后，麦氏如此说。1953年3月，一度权倾一时的高岗突然从中共最高层神秘陨落，引起了麦克法夸尔的极大兴趣。高岗案是其后毕生心血倾注在中国问题之上的职业生涯的缘起。
麦氏的非贵族出身，同他一生奉行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中间偏左，主要接近工党。
1965年后，他试图从政，但成就不大。在1966年和1968年两次竞选议会席位失利后，麦克法夸尔在1974年的大选中，终于为工党赢得了代表贝尔珀选区的议员席位。但1979年，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他的政治生涯几近终结。1983年，麦氏再次竞选失败。
“作为没有祖传财富的工党议员，如果你输了，只有去找份工作，很多人都去教书。”他曾半开玩笑地谈到自己如何最终走入学术界。事实上，历史中从来不乏渴望从政，却从未得到机会的人，其中不乏思想伟人，例如孔子、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和韦伯（Max Weber）。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麦克法夸尔得以开始他构建理论、记录历史和从事教学，与人们分享政治深刻洞见的学术生涯。
麦克法夸尔对苏联也有一定研究。对于1956年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批判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的“秘密报告”，麦克法夸尔认为是苏联政权的“领袖优先”特点一个突出的体现。他揭示出，列宁（Vladimir Lenin）主义国家体制的本质，就是“国家的力量，大多来自于对领袖人物的绝对忠诚，也就是领袖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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