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7日是中越边境冲突40周年的纪念日，很多观察家望眼欲穿的盯着河内，希望能看到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就在一个月前的1月19日，越南“胡志明青年团”旗下的《青年报》曾连续三天刊载南海、西沙相关报道。考虑到1月19日也是西沙海战45周年的纪念日，这就让外界觉得越南可能会选择中越战争40周年的时机说点事情。
但是，河内方面和胡志明市方面的表现还是让西方观察家失望了。
2月16日时，越南社会科学院举办了40年来的首次纪念“北方边境保卫战斗”的研讨会。但这次大会的主题已经转到了
“挥别过去，面向未来”
的主调上。与会各方代表还积极强调越南要致力建设“越中友好合作平等与互利共赢的关系”。
对越南媒体人士来说，1979年后的边境冲突只有一个模糊的敌人（图源：VCG）
的确，越南各地出于拥军的实际需要，都开展了纪念“北方边境保卫战斗”40周年活动。但以越共官方媒体《人民报》为首的各大媒体也强调了只有“敌军”的传统态度。
越南党、政、军甚至还下发指令，严查“利用北部边境事件煽动骚乱、破坏党和国家以及越中关系”的异见人士。事已至此，越共或河内当局对北京的态度就变得值得揣摩。
越共怎会出格
华文世界对越南是陌生的：语言障碍让很多关于越南的荒谬传闻与传言得以在华文媒体中流传。
但随着越南各大主流媒体也逐渐开设了中文网页，越南社会各界与中国的联系互动也越来越深，两国之间的深度交流也消除了不少隔阂。很多诸如“越南取消户籍”、“越南国穷民富”、“越南改革程度比中国高”之类的传说就不攻自破。
但是，中越之间的历史问题终究是客观存在的。1979年的中越边境冲突更直接让20世纪80年代的越南遭遇过经济濒临破产的困境。
越南深知其边境省份的贫富差距与对华开放的程度有直接关系（图源：新华社）
在越南中越边境的七个省份中，除广宁、老街二省因通商口岸和旅游资源享受了中国经济的红利，跻身为越南排名第二和第五的经济大省外。其他五省均因边境国防实际需求，至今仍处于经济极端凋敝的状态。其中作为当年中越冲突前线之一的高平省和莱州省目前仍是越南第一和第二位的贫困地区。
幸而，自从1986年越共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展开渐进的“革新开放”之后，越南就重新恢复了和北京的联系。
很多迹象显示，自2017年后，以阮富仲为代表的越共新一届领导群体甚至开始研习中共十九大的治理经验，进而“推动自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加之习近平在十九大后也首次把出访目的地选择到了越南，这就让河内方面最终确认了“维护中越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领域”的核心，也让河内方面选择在任何话题上都不忘加上“越中关系”的大前提。从这点看去，河内在中越战争40年之际也不太可能展现出格状态。
河内望向北京的特殊使命
必须承认，越南方面出于对信息管控能力的增强，有选择的让部分媒体开了点口子。
譬如此前刊登西沙问题的《青年报》，在2月17日前后也刊载了几篇内容激烈的战场故事，但该报到底牢牢管住了嘴，同时也紧跟来自官方的大方向。
很多迹象显示，河内官方对于思想导向已经很有防备。
也就在2月13日前后，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历为首的一批高官还专门召开会议，强调“各机关单位、新闻媒体机关应与职能机关紧密配合，掌握好思想导向，主动人力和物力，及时宣传关于军事国防任务乃至挫败敌对势力阴谋等内容”。考虑到越南“敌对势力”最喜欢寻找的舆论突破口就在中越战争以及士兵优抚等领域，这就让河内方面不得不随时绷紧弦。
对生活在边境的越南百姓来说，经济利益化解了一切历史问题（图源：新华社）
对河内当局来说，他目前最大的问题可能也逐渐落在越南社会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却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生活上。这一局面在2017年岘港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之后尤为突出。
《青年报》等媒体当时也集中报道了越南各界的公务员“下海”热潮：很多教师、警察等公职人员大都因为薪资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纷纷背井离乡前往大城市，投身运输、服务业。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名出身革命老区乂安省的公安局长：此人担任公职时月薪仅有300万越南盾（约合132美元），但下海之后的月薪就达到了1,500万越南盾（约合660美元）。
到2018年时，越南这种极端的社会、经济环境就引发了当年6月时的小范围骚乱与工潮。尽管河内方面会按传统方式，将其归结为“坏分子蛊惑”所致，但越共高层也清楚，如果经济问题不能解决，那么这种风潮将会在越共“十三大”召开前连续呈现。中国在越南经济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就由此变得不可忽略。考虑到中越边境的全部省份目前正在加紧排雷、扫雷的过程，河内方面希望向中方开放更多领域的迹象就一目了然。
从历史的角度看，河内当局可能正在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考验：越南南北两地几千年来从未有过有效管制并统一的历史。胡志明市与河内两地本身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基础。越南北方还在“革新”时，越南南方就已经全面自由化起来。
这种局面虽然有越南自身国情的要素，但来自中国的改革经验将成为河内不容忽视的教科书，以至于越共十二大后的新时期党建工作深受中共理论影响，更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模式”的追随者。从这里看去，中越战争40周年这个看似略显尴尬的时间段也许不会影响越共方面下一步针对中国的模仿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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