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中共重要言论媒体《求是》首度刊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8年8月于“（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上的部分讲话。
在题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五千多字中，习近平称，中共自“十八大”以来，共制定和修订了14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但在经济发展和法治关系上，一些地方仍有“发展要上、法治要让”的误区；又或“立法上‘放水’，执法上‘放弃’”；亦有执法部门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情况，原因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把法律法规当儿戏。
他明言，下一步是“执规必严”。国际方面，习近平将国际关系的博弈称为“外交斗争”，“必须善于运用法治”，“在对外斗争中，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敢于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而际此变革时期，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
此外，在讲话中。习近平“对外斗争”、否定“司法独立”、回应“修宪”的表述都受到关注。
“依法治国”能否践行是衡量“习时代”的重要指标
从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上任之初即出席“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在执政早期树立“改革派”的形象。后在中国又陆续发生了“党大法大”之争、建立中国国家宪法日、成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进行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以及在2018年的修宪……这些争论都让“法治”成为习近平时代的关键词。
从习近平于2012年参加宪法三十周年大会开始，“法治”就开始成为习近平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图源：Reuters）
有分析人士表示，能否让“依法治国”真正在中国社会践行，将是衡量“习近平时代”是否最终建立的重要指标。
尽管习近平和中国官方在进行宣传时，表示“我们党执政60多年来，虽历经坎坷但对法治矢志不渝”、“我们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习近平于2018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法治是政治的补充品，反右、文革以及邓小平时代的运动式“严打”，都很难谈得上“依法治国”。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法治有所进步，但是因为发展的需要，“经济挂帅”、“司法腐败”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
因此，正如习近平所说，“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对毛邓江胡时六十年中国法治缺失的重构。
“党大法大”再定论
此外，对于发生在2013、2014年的“党大法大”问题上，习近平也再度给出了明确的说法——“关于党的领导和法治关系问题，我反复讲过。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
”此前中共方面对此也曾给出“盖棺定论”，“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
讲话中习近平称“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分析认为，相比经常否定“西方宪政”和“三权独立”，中共领导者直接否定司法独立比较罕见。
中国人讲求“纲举目张”，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辩证法，在这里“坚持党的领导”是纲，“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是目，在习近平眼里和中共的逻辑中，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并非二元对立。以西方宪政的逻辑来看，这显然是荒谬的，但中国社会更为广泛的认知中这是可以接受的。
此前曾刊文分析“党大法大”，认为中国社会对于中共“党大于法”的质疑，实际上更多的是对于法律和宪法没有真正落实的质疑，是对有权有势的官员“逍遥法外”、徇私枉法的质疑，更是对“人治”传统的质疑。
中共一些官员法律意识淡薄是不争的事实，不独基层官员视法律如敝屣，而且有时高层官员也“无法无天”。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时，践踏法律已是共识。时任重庆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更狂言“打黑除恶，法律无障碍”。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执掌政法委书记权柄10年中，权力干预司法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这些都是外界质疑中国“党比法大”的理由，但实际上这些案例更多的是“权比法大”体现，是权力的异化后的“人治”。新华社有关四中全会的报道坦诚：中国仍在努力摆脱两千多年的“人治”阴影，一些党政官员历史上形成的“特权观念”、“以言代法”、“权大于法”等思维和作风，导致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依然存在，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成为了腐败蔓延的重要原因，危及执政党地位和国家长治久安。
从现实来讲，人们所关心的并非“党”大还是“法”大，而是其背后所隐含的内容，即是否能够实现中国《宪法》所明确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及中共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宪法》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也为中共以执政党的身份领导推行“依法治国”提供了法理基础，而在社会层面，“党的领导”在中国社会更为广泛的认知中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如果“党”在“法”的框架下，将权力限定在“法“的笼子里，通过“良法”实现“善治”，所谓的“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也就没有了意义。
“斗争思维”与“修宪”
另外界需要注意，习近平，这位中共强势领导者思维中的“斗争”概念。
在这次内部讲话中，习近平称“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在对外斗争中，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敢于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而在其重要政治理念“四个伟大”中，“伟大斗争”亦是居首位。这种斗争思维与他的前任，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斗争思维”显然有着明显的不同，能否给习近平的“斗争”理念给出新的解读，有待中共理论界给出答复。
曾在《致中共“笔杆子”：伟大斗争的正确打开方式》中曾表示，如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深化改革的时代，这是所谓"伟大斗争"最重要也最不同以往的政治基础。简言之，中共建政以来，前三十年的斗争是革命，后三十年的斗争是建设，今后三十年的斗争则是深化改革，通过奋斗实现民族复兴。理论家们如果看不到这种变化，不能自觉地重新做自我定位，头脑仍然停留在写文章"喊打喊杀"的旧时代，他们的阐释能力当然会落伍、会退化。把"伟大斗争"视同于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左倾，是狭窄、短视的，也许只有自己就很"斗争"的人才会这样看，他们向来视时代发展于不顾，本身就"左"到不可理喻。
此外，习近平在讲话中亦提及，2018年中国进行“宪法修改后各方面反响很好。”在目前可查的报道中，这是比较罕见对那次争议颇多的“修宪”进行直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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