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中国内地与穆斯林世界接壤地带的新疆，历来是中国最易受极端主义影响、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带。“文革”结束后，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中国一直在寻找安定新疆的方剂。铁腕高压？柔性治疆？“治疆策”几经变化。如今，新疆局势初定，但紧张依旧，始于2014年的新疆再教育营更成2018年迄今备受国际舆论争议的焦点。新疆在数年间发生了什么转变？为什么依然受到如此之多的争议甚至指责？张春贤、陈全国等人不同治理风格背后又暗含着中共怎样的治疆策略调整？
“柔性治疆”政策在陈全国时代得到全面的修正（图源：Reuters）
1884年，在中国晚清重臣左宗棠平复新疆叛乱之后的7年，清朝政府听取他的建议，在新疆正式建省，设立“新疆布政使司”，“新疆”之名出自于左宗棠上奏同治皇帝的“他族逼处，故土新归。这是近代史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开始。
一百余年过去，围绕这片占据中国六分之一领土的土地，争议从未停止。尤其是2009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让纠缠着宗教、民族、意识形态问题的新疆，成为中共决策层案头的紧要之事。自2014年开始推行，2016年陈全国到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得到强化的“再教育营”，更让中国再度成为包括美国、土耳其在内多个国家批评的焦点。
对于新疆问题的重新认知，需要抛开西方和中共的视野，不能被模糊的“再教育营”政策遮蔽双眼，回归到中共“治疆策”本身，正本清源，以“民生”、“扶贫”、“就业”的经济视角去进行客观审视。
新疆之问
在解读新疆今天种种问题时，要先回答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西方对于新疆“再教育营”的争议如此巨大？其二，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缓和新疆民族矛盾？
对于第一个问题，其实得到答案并不困难。
西方对于“再教育营”的批评，源自在意识形态和思维惯性下，传统西方人对于共产党的“批判”。
无论是曾经的苏联共产党，还是今天的中共，他们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就是缺乏“人权”观念的政党。而“再教育营”这种说法再次勾起西方人对于二战时德国纳粹“集中营”的回忆，再加上西方人对于“再教育营”缺乏清晰认知，中共又缺乏手段向外界展现“再教育营”的真相，让这种有色眼镜下的“误解”不断放大。“反感中共——中国没有人权——“再教育营”没有人权——中共在压迫新疆维吾尔族人”，这种感觉层层递进，再加上媒体造势，让这种“误解逻辑”被不断放大。
在解读中共“治疆策”时，要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认清楚一个政府，对于他的人民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承诺？——答案就是经济发展和民生。
数据能够给出最好的解答。如果查找2012年至2017年新疆地区数据可以发现，新疆地区生产总值由2012年的7,529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7年的10,920亿元（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下同），年均增长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909亿元增加到1465.5亿元，年均增长1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2,720亿元增加到4641.2亿元，年均增长11.3%。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由12423.5亿元增加到21753.1亿元，年均增长11.9%。
在2019年1月新疆两会之上，新疆政府给出的2018年经济答卷是——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2%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3.2%，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3%。旅游人数突破1.5亿人次、增长40%以上，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
从这组数据可以得到一些答案——1，新疆的经济增长相比前五年，也遇到了挑战，但是增长率基本稳定在合理区间。2，越来越多工业企业开始入驻新疆，成为新疆经济增长拉动的主力。3，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后两点带来的直接结果除了经济增长，还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尤其在中国政府今天力推“一带一路”政策下，拥有广袤土地面积和丰富资源的新疆，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这一点，即使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也不能否认。例如对于新疆“再教育营”持续关注的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在2019年2月11日刊登一篇题为《中国能将不毛之地变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吗？》的文章，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对其邻国哈萨克斯坦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了采访报道。因为是“游记式报道”，《纽约时报》此文作者尽管也“政治正确”的谈及了“再教育营”的争议，但是也十分纠结的写到“从我们在边境的位置上是看不到这些的（新疆再教育营侵犯人权之传闻）。一切看起来都平静祥和。在我们左边，是一条牧羊人走的小道，一直通向顶部积着白雪的群山之中。那里是牧人夏天放牧牛羊的地方，海拔远高于玉米地和向日葵地的峡谷。在我们右边，在山脊更远的地方，国际商务的全盛现代主义未来正在拔地而起。你可以眯起眼睛，想像自己是在观看整个人类集体活动历史的一部延时影片，从第一个四处游牧的放羊人一直到现在”，“中国据说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把自己这边的霍尔果斯建设起来。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这边的ICBC大部分还只是未来的一个梦想”。
“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缓和新疆民族矛盾？”
第二个问题似乎更加直接且让中共难以解答——“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缓和新疆民族矛盾？”
不能否认这是一个现实，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向外界宣传新疆经济的告诉发展将缓和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民族矛盾。但是实际上正是新疆经济高速发展的2008年到2016年，也是新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最多的时间。
张春贤时期，新疆对于极端宗教和民族问题并非一味强力打压，而是采取发展经济、保证就业的方法，意图透过解决贫困问题消灭恐怖主义的生长土壤。
新疆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1990年发生的“巴仁乡暴乱”开始——暴乱组织者聚集200多人，围攻巴仁乡人民政府，杀害6名武警及公安干警，并发生激烈交火，新疆的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2009年发生的新疆“7•5”事件，导致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新疆的暴力恐怖事件，开始进入频繁高发阶段
北京一方面强力打击恐怖主义，一方面开始调整治疆政策的尝试。这是“柔性治疆”政策产生的背景。
然而，“柔性治疆”并没有完全消弭新疆的恐怖主义，仅在2012年一年，新疆就发生暴恐案件190余起，相较此前次数大幅上升。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消弭恐怖主义在民间渗透的“柔性治疆”，从理念上是正确的。但一味的相信“柔性”，而忽视“刚性”的反恐手段，是“柔性治疆”尝试宣告失败的原因。
对此有分析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中国民族政策放宽松，少数民族有更多的自治，也享受高考加分、生育政策优惠等政策。80年代维吾尔文化一度复兴，新疆时常被作为中国对外展示多民族融合政策的橱窗。在汉人的印象里，新疆是充满异域风情的辽阔边疆，“维吾尔人能歌善舞”，“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而且中国政府在新疆进行了大量投资，进行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广袤的新疆在经济发展上并不均衡。例如人集中于北疆，凭借能源开采及与中亚的贸易，发展比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要快得多，而这种发展尽管也能普惠到普通的少数民族民众，但是还是“不均衡”让当地民族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而且地方政府在招聘政府岗位时，也一度有过大多明确限定汉族的情况。在国有企业经营的各个领域，绝大多数职位招收汉族似乎早已成为一种“文化”。
虽然新疆整体GDP在增长，但新疆和内地之间，以及新疆内部，差距一度急剧拉大。据统计，维吾尔人的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口医生数、人均GDP等等一些重要指数都比汉人低。正是因为这些结构性矛盾，所以，在新千年后的第一个十年，随着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盛和传入新疆，使得新疆的恐怖主义得以泛滥。
陈全国治疆关键词：民生与就业
2016年陈全国主政新疆之后，可以发现他的新疆治理政策中，有两个核心关键词。一个是维持社会稳定，解决恐怖主义的“去极端化”，表述为“彻底铲除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滋生蔓延的土壤”。这种做法被视为强硬的政治手段，招募大量人员进行社会维稳，甚至将维族年轻人“从清真寺中拖到企业去挣钱”，都是试图“去宗教极端化”。也请注意，此处是去“宗教极端化”，而非“去伊斯兰化”，中国政府并非是想让维吾尔族人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
而最关键的重要一步，就是加强“民生”，解决就业，改变前文所说的，经济发展未能普惠新疆民众的问题。
再看一组数据，2019年新疆两会报告的数据显示，新疆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47.5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3%，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80.5万人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5%左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5%左右。
持续实施南疆（维吾尔族人聚集地）四地州三年10万人转移就业计划，深度贫困家庭劳动力有组织稳定转移就业7.5万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5.24万人。落实22个深度贫困县3年10万人就业扶贫规划，推动疆内跨区域转移就业、向兵团转移就业、向援疆省市转移就业。常态化推进就业困难人员“一对一”帮扶和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工作，积极稳妥做好去产能职工就业安置。确保今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5万人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70万人次。
贫穷是恐怖主义的土壤，解决就业，解决贫困，陈全国对于新疆的治理，正在抓住中国政治中很流行的那个术语——“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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