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公布《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并即将在香港举行宣讲会，向外界阐释湾区发展构想。
因为有“一国两制”，香港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成员，而参与大湾区建设，并不会影响“一国两制”落实（图源：VCG）
从经济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七千万人口的庞大市场，区内生产总值早已比肩澳大利亚或韩国的经济规模，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都是个极大机遇。如今，纲要提出了多项重点发展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基础建设﹑互联互通、生态环保等，规划出了大湾区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具体发展方向，营商及城市集群发展的潜力巨大。
香港无疑是大湾区的重要一员，在金融、航运、专业服务等领域比较有优势和国际声誉，但在产业高度单一化及支柱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两大因素掣肘下，如今的香港对中国区域经济的重要性，明显不如以往了。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社会却始终未能意识到如此境况，更不用提可以及时用高瞻远瞩的自身规划来加以应对，甚至一众政治反对派仍执迷于意识形态之争，盲目拒绝陆港融合和京港沟通。这种局面存在着极大风险，因为大湾区规划已成既定事实，香港若不积极应对，只是甘于做着“中间人”乃至“旁观者”角色，最终也只会失去自主地位，难逃“落后内地发展”的命运。
在“一国两制”制度区隔之下，导致香港与内地之间关系可谓张力十足。香港针对内地购物者的紧张情绪总是存在、导致本地中小学名额不足以及哄抬楼价的罪魁祸首常被认为是内地新移民、内地人更被讥讽为举止不雅的粗糙形象。这些都是旷日持久的陆港矛盾在香港的不同缩影，更是即便在没有巨大政治变动的日子里，很多香港人却对“一国两制”越来越感到不耐烦的原因之一。
弥漫社会的消极气氛，已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香港人看待“一国两制”时应有的客观，这种民间情绪化的全盘否决，折射过来，便是在香港常能听到的论调：“一国两制”走样了！但它们说到底，仍不过是民间生活里的细枝末节，能够客观诠释“一国两制”有否变异的成分不多。
但另一个维度上，政治空转、街头抗争、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等，却将香港人心越推越远。自1997年主权回归后，香港经历了几次政制改革，这种原本打算让香港人能循序渐进参与民主的政治预热流程，最终毁在了急躁的政治反对派手上，2014年的占领运动摧毁了京港之间的政治互信和协商空间，导致民主普选之路陷入停顿，更令港独思潮一时间开始在城市抬头。
于是，近年来很多香港人发现，“一国两制”的诠释与界定，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在中国政府和香港反对阵营之间常年的对立中，最新一幕则尤为鲜明地体现了它们对香港未来政治体制的不同愿景：前者开始后知后觉地强调“一国”，而后者顽固如旧地只讲“两制”。这一内在矛盾，在九七回归前后，虽因中英谈判和“一国两制”初运作而暂时搁置，但现在，它却再也无法回避。
从近年来诸多针对香港的融合帮扶中，人们逐渐清晰地意识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治理香港的宏观理念（图源：新华社）
当年香港主权回归时，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看上去精炼而又充满智慧，现在，它却意外因为“一国”和“两制”的内在张力成了京港误解和冲突的基底之一，不少香港人甚至产生错觉，误以为与内地的全然机械区隔，才是“一国两制”的真谛。
于是，看到了制度隐患及其蔓延趋势的北京，正在努力纠正这种解读的偏颇，以正视听，这意味着，香港过去“井水不犯河水”式的近乎完全自治状态，未来将有所改变，那种对于“港人治港”的随意解读和政治虚拟感，也终将沦为往昔。
这件事迟早会发生，毕竟香港已越来越习惯将北京释出的善意关在门外，这种不加掩饰地对抗国家执政党，并抗拒在整个中国的发展蓝图中扮演角色的政治气氛，甚至连必要的去殖民化、转型正义都万分抗拒的社会心态，目前为止已经破坏了许多原本可能的创举。于是，强调香港的中国属性，并加强香港与内地城市的通联及一体化，早已具有了非常充分的理由。
因此，北京当下愈发主动地采取了管治与经济融合方案的部署，尽管这种补救可能会让共产党在这个前殖民地，有一定程度不受欢迎的风险，但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挫伤这个执政党想要让曾经被抢走太多年的香港，从交通上、经济上和精神上与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今，香港和母体中国之间的新关系正在催生戏剧性的变化，对“一国两制”原教旨僵守，只能让香港加速陷落到思路茫然的幽暗深渊，让每一寸帮助融合的举动最终都成了政治炸弹。如果不能正视“一国两制”需要应时而变来保持制度活性，而是继续任由陆港僵化区隔的倾向来对待“两制”，以此侵蚀“一国”前提，迟滞关乎香港长远发展的有机融合进程，又怎可能保证“一国两制”的良性运作和香港的持续繁荣自由呢？
面对这样的陆港现实，北京当前的管治风格转型，便可谓十分及时，且具备了充分的必要性、必然性。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来不断展现的区别于过去的治港思路及方式中，其管治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将传统的被动式“一国两制”转化为主动式“一国两制”，如果要换种比喻，即是北京要将区隔型、消极型的“一国两制”管治方式，转化为融合型、积极型的“一国两制”管治方式，而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好的具体案例。化传统为现代，化区隔为融合，化被动为主动，这种极具政治智慧的管治意识，和对制度活性的范式转移，其实才是对“一国两制”的最好守护，习近平的治港“大武功”已然开始显现，未来的香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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