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月18日，吊足公众胃口超过一年之久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终于出炉。《纲要》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当今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城市群的区域整合作出了安排，昭示港澳“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周期。
毋庸赘言，《纲要》是一份区域经济整合的文件，无论是明确制定发展目标，从现在分两步走到2035年把粤港澳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还是满篇主要内容皆是围绕粤港澳区域经济社会整合，聚焦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政策大方向，显然是将重心落在了经济维度。但往深探究，经济背后其实藏着政治深意，意即寓政于经。用《纲要》的原话来形容，“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炉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香港进行宣讲（图源：VCG）
具体而言，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比较容易理解。广东是中国得风气之先的地方，长期走在对外开放最前沿，港澳又都是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国决策层选择在这个区域掀起新一轮全面开放，既容易落实，又能为其它区域后续跟进提供经验。要看到，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在为中国带来爆发式进步的同时，亦逐渐陷入瓶颈，滋生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都有待第二轮改革开放去解决。而以世界一流城市群和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的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很好的尝试。
至于“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则别具深意。与“一国两制”新实践相对应的自然是以往的“一国两制”尤其是港澳回归初期的实践。那会，北京出于安抚港澳人心和保障港澳平稳回归考虑，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相对机械，偏于区隔型、消极型，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因此，当时北京对于港澳事务持整体不干预态度，甚至未进行必要的去殖民化的转型正义。
近年来兴起的港独思潮，已经成为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威胁（图源：Reuters）
这固然安抚了人心，确保了香港回归初期的稳定繁荣，但也致使长时间被英国殖民的港人未能及时祛除殖民意识，与内地民众拉近心理和认知距离并形成共同的生活经验，以建立起共同的国族认同。时而久之，随着有大中华情怀的老一辈逝去，在与内地区隔状态长大的新一代港人难免产生认同困惑，习惯于把内地当作“他者”，警惕香港与内地靠近，将“两制”视为阻挡内地的屏障，助长分离主义。
正是在此背景下，以2003年香港50万人大游行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为节点，北京治港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并在近年来明显加快，其标志性举措正是粤港澳大湾区。这说明北京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更积极，化区隔为融合，化被动为主动。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政策重心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本质上是融合发展，是将三地视为一个区域整合的整体，目标是希望三地未来能像纽约大都会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大都会区那样成为一个紧密联系、强强联合的城市群。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纲要》落实港澳中国公民在内地求学、工作和报考公务员的同等国民待遇，构建衔接顺畅、运作高效和便利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优势互补、密切合作的现代经济体系。若《纲要》的设想能顺利实现，那么港澳居民与内地的联系将空前紧密，能在一起生活、工作和受教育过程中消除隔阂，建立共同的精神纽带。试想一下，假若有一天粤港澳大湾区能像纽约大都会区那样发达和相互交融，分离主义还有空间吗？而与此同时，港澳的“两制”优势非但不会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丧失，反而会因为大湾区希望发挥“两制”优势的初衷而得以强化和扩大。
所以说，《纲要》既是一份经济文件，更是一份政治文件，是通过区域经济的有机整合，让港澳“一国两制”实践告别初期的机械区隔，进入融合发展的新历史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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