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中国内地与穆斯林世界接壤地带的新疆，历来是中国最易受极端主义影响、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带。“文革”结束后，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中国一直在寻找安定新疆的方剂。铁腕高压？柔性治疆？“治疆策”几经变化。如今，新疆局势初定，但紧张依旧，始于2014年的新疆再教育营更成2018年迄今备受国际舆论争议的焦点。新疆在数年间发生了什么转变？为什么依然受到如此之多的争议甚至指责？张春贤、陈全国等人不同治理风格背后又暗含着中共怎样的治疆策略调整？
国际政治中有句术语——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其治下的“新疆问题”，因为西方国家，以及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一些穆斯林国家的频繁发声，对北京施压，就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内政问题，而异化为一个切实的“外交问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否认，不希望其他国家在新疆问题上表态太多。
但现实已然如此，在新疆问题上将“内政”与“外交”进行切割可能性极低。结合中国政府的行事方式，也不会因为西方的“施压”，就暂停今天包括再教育营在内的一系列新疆治理政策。因此，“外宣”就成为北京方面减少西方误解的手段。从目前中国方面的做法来看，“强硬与透明”成为中国“新疆政策外宣”的两张底牌。
回顾整场“舆论战”，中国政府在“外宣”方面犯下了不少错误——在“再教育营”问题得到西方媒体关注早期，北京迟迟未动，懒得回应，造成中国政府的被动。
这是中国外宣工作一直以来的通病。“再教育营”政策是新疆政府2014年开始推行，2016年陈全国到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得到强化的。在2017年前后，只有部分海外华文媒体进行关注。有影响力的西方媒体以及西方政府对于新疆的关心，要推迟到2018年4月份。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被问到关于再教育营的问题时表示，“新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她也警告美国“不要以任何形式干涉和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内政”。
期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多次联系各级中国政府部门，请求他们就对维吾尔人的待遇作出评论，但未收到任何回应。但中国外交部在记者会上告诉其他媒体的记者，该部门“没有听说”这一情况。
早期外宣政策上的后知后觉，让北京在新疆政策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图源：Reuters）
在2018年8月新疆“再教育营”事件开始越来越多的得到国际组织、西方国家以及有影响力国际媒体的关注。联合国、欧盟、美国接连有人权组织或重要政治人物发声，批评中国。
当时中国政府的反应仍然滞后，只是不断否认。
一直到2019年2月，在新疆问题上有重要角色，但是从未发声的土耳其政府开始表态批评中国，同西方国家一起站队，被视为中国在宣传新疆问题上的挫折。
署名“柳巨川”的媒体人在《新疆舆论战．外宣失先机》中总结，由于宣传的严重滞后，对于受众而言，“集中营”的形象已经入脑。由三人组成的欧盟小组声称在中方“精心安排和监督下”参观，但竟然认定“新疆存在重大的、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似乎有点吊诡，欧盟可以认为看到的只是表像，但竟然得到“侵犯人权”的结论，不得不说这是由于先入为主。回顾这场舆论战，中国政府的外宣不到位，过于保持神秘，对西方批评也只是条件性反射地否认，缺乏有力反驳，舆论战“失去先机”是不争的事实。
在舆论上遭到步步紧逼之后，中国的新疆政策宣传策略，开始逐步调整，逐步确定了“强硬”与“及时透明”共存的两张底牌。
如前文所说，“态度坚决强硬”，“反对外部干预”是中国新疆问题上的政治底线。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8年4月至11月，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有7次被问及新疆问题。在4月份时候外交部的口径仍然是警告西方“不要以任何形式干涉和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内政”或者是“没有听说”。8月份开始强硬的姿态仍然保留，诸如“美国国会议员没有资格就少数民族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仍然不断强调。但是对外释放的信息和扩展性的表述也在增加，华春莹也开始有“如果你怀着善意、客观公正地报道，你是受欢迎的；如果抱着偏见、怀着恶意而去，我们当然拒绝。”一类坦诚的回答。
更显著的变化是北京方面开始打开新疆的大门，要求西方人前往新疆看一看。例如2018年12月28日到30日，12国驻华使节及使节代表，在新疆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进行参观访问。同时，中国驻多国大使也开始发声，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在《雅加达邮报》发表提名为“新疆，一个很棒的地方”的文章表示，“宗教自由在新疆是获得尊重的，这类（对中国政府）攻击是本质上反宗教的表现”。他说，“可惜的是，西方一些个人和团体持有双重标准，蓄意扭曲事实，对所谓的“再教育营”进行猜测，误解了中国政府试图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和去激进化的努力”。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也曾在英国《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上发文捍卫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中国外交部副外长乐玉成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透过新华社全面回应，还由《环球时报》、新华社、央视等出面，呈现方式包括社论、官员专访，并让“学员”现身说法。
坦率的说，这种外宣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人的“偏见”，却是中国政府进步的尝试。因为对于新疆问题的批评，从来不是单纯地人权指责，背后是西方人对于中共的“潜意识偏见”，也夹杂部分人推动“疆独”，亦或对中国进行“演变”之心。
不过宣传的意义，正是这种在基本事实和潜在偏见无法得到改变的情况下，通过及时、透明的手段，将舆论风向扭转。在“外宣”这门课上，中国还要学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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