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山学校位于英格兰东萨佛郡的里斯敦村，1921年成立，是现代教育著名的学校之一，被誉为“最富人性化的快乐学校”。
校长尼尔提出，大人只需让孩子们依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照自己的能力去发展，想成为学者便去做学者，而适合当清道夫的，也可成为清道夫。只要快乐地成长，就能对自己负责。
本文讲述了夏山学校第一个女学生伊丽莎白在学校的一段成长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对她之后的人生的深切影响。
【伊丽莎白·帕斯卡尔 就读于1921—1923】
伊丽莎白·帕斯卡尔在国际学校（即早期的夏山学校）成立之初来到学校。当时，除了“免于强制”和“学生自治”以外，对于要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尼尔还没有清晰的想法。伊丽莎白是第一个女学生，入学时加上她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因此，伊丽莎白可以称得上是这种新式教育的小白鼠。尽管尼尔曾在格雷特纳和金阿尔弗莱德工作，见到过运作中的“小联邦”，但这些经验离创办这所学校还相距甚远。这所学校在当时是实验性的——实验以儿童自然发展代替成年人的详细规划能否成为可行的教育方式。后来被尼尔称为“示范性”的学校的种子，此时正在萌芽。但那时谁也不知道学校是否办得下去。
伊丽莎白生于1908年，在伊尔福出生，在哈罗盖特长大，当时她名叫贝蒂·莫蒂默。父亲是一位化学家，也是很出名的传道者。他还参与镇议会的工作，并且是扶轮社的创始人之一。母亲来自艺术世家，是瑞典神秘主义宗教家斯韦登博格的信徒。尽管家境不富裕，但伊丽莎白的生活很幸福。“家里藏书丰富，文化传统深厚。有时父母为了买一本书，宁愿少吃一顿午饭。”
虽然伊丽莎白是独生女，但她非常快乐。“父母平等地对待我，做决定时从来不会把我排除在外，所有事情，艺术上的，生活上的，他们都会和我商量。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所以我经常和成年人打交道。父母认识很多像凯尔·哈迪[1]、拉斯金[2]和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这样有意思的人，玛格丽特和她的妹妹雷切尔发起了推动在英国建立幼儿园的运动。”
十岁时，当时的贝蒂离家到米德尔斯伯勒附近的贵格会[3]寄宿学校上学。之前她上过本地的几所走读学校。“离家不远的一所学校因为我是商人的女儿而不愿接收我。我父亲当上当地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但我父亲不接受这份前倨后恭的好意。这件事并无辛酸意味，父亲并不介意这些事。父亲是个非常风趣的人，经常开玩笑。”
1919到1921年期间，贝蒂都在那所寄宿学校上学。她记得那时喜欢参加好友聚会，这样的聚会她现在还在参加，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太多别的回忆了。“那是所男女同校的学校，我不喜欢约克郡男孩子的粗鲁和身上的味道。我觉得和男孩在一起很不自在，与在家的生活对比起来，这种感觉非常鲜明。但我因此了解到，对孩子来说，物质环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给予他们的爱。在那儿上学时，我经常想家。
Summerhill School is located in Suffolk
“妈妈知道我在寄宿学校过得越来越不开心。有一天，一个患有轻度精神病的男生在我面前故意露出生殖器。我并不十分惊恐，因为我知道父亲也有。但或许出于一种期待生活有所变化的心态，我还是投诉了。我充分利用了这次事件。父母猜到了我的心思，对于我会把它用作离开学校的借口，他们做好了心理准备。于是，我回家了。”
贝蒂的母亲当时读过尼尔的前两本书——《校长日记》和《解雇的校长》，颇有触动。“我自己也读过《校长日记》，而且很喜欢。一个住在哈罗盖特的朋友，博伊德医生，告诉妈妈他的大儿子德里克要去德国赫勒劳，尼尔要来办理接他的手续，会住在他那里。父母就邀请了博伊德一家和尼尔在镇上的一家咖啡馆的包间一起吃午饭。我坐在尼尔旁边。他平易近人，我很快就非常喜欢他了。他问我以后想做什么。也许是为了给他留下好印象，我说我想当传教士。他评论了几句，具体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但他的评论让我觉得他似乎并不感到信服。”
贝蒂的父母决定送她去德国。“那个时候，除了富裕家庭，平常人家连出国探亲访友都很少听说，所以父母送我出去意味着极大的信任，但尼尔就是那种容易受到信任的人。……赫勒劳是一个美丽的示范村。村里有一个专门的单人间招待所，和贵格会学校的宿舍相比，这个招待所令我非常满意。这里的自然环境很美，夜晚的松树林散发出神秘的气息。……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整个氛围——学校、音乐、景色和身处其中的快乐。基本上每一天都很愉快，这种感觉上学以来从未有过。我不用担心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这对于绝大多数学校来说也是奢谈。”
尼尔很受喜爱。“大人和孩子都喜欢他。不论对方的年龄长幼，他对每个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尽管很喜爱孩子，但他拒绝身体接触。“我觉得他担心身体接触会被误解。”有一件事让贝蒂觉得受到了无礼对待，那就是她被称为小孩。“我一直不喜欢这个称呼。”
那时尼尔的书已经很出名。很多人来赫勒劳拜访，其中包括诗人埃德温·缪尔和妻子维拉。维拉教贝蒂英语。“维拉是个很好的人，本身也是优秀的作家。多数时候她一对一地教我。”有时其他国家的女孩会来学英语。“和不同国家的孩子一起相处无疑是最开心的事之一。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在集中营被杀害，因为她是犹太人。她来自匈牙利，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尼尔把她的死讯告诉了我。他很喜欢她。”
A. S. 尼尔(1883-1973) ,夏山学校创始人
维拉的英语课是以阅读和讨论的形式进行的。“上课时我没学过写作。我还留着当时写的几封信，语句不通，文白不分，其糟糕程度，连我自己看了都感到惊讶。尼尔认为，你想学的时候自然能学会。我就是一个例子，仅仅一两年后，当我16岁时，我就写得很通顺了。……无论你想学什么，尼尔都会设法找人来教你。但其实，赫勒劳的老师不是尼尔找来的，他们是自己来的。当时德国有不少来自匈牙利等地的政治难民。我的拉丁语老师是匈牙利人，所以我说的拉丁语有匈牙利口音。”
伊丽莎白觉得，没有哪个单个的成年人对她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但舍管弗劳医生[4]很重要。“我喜欢给她帮忙，她很好相处。”
至于尼尔，他总是在写作或是做东西，也给舞蹈学校的女孩上心理学小课。“逐渐有其他孩子来上学，我们开始定期开学校大会——学校自治会。没有任何事情是强迫的，我们自己制定规则，跟今天夏山的学校大会没有多少不同。尼尔希望孩子们能够形成自我约束，意识到行为的后果。”
在伊丽莎白印象中，尼尔是个非常敏锐的精神分析学家。“学校搬到莱姆里吉斯后，有一次我去拜访，并参加了学校大会。一个孩子做错了事，不记得是什么事了，所有人对他非常失望。这时尼尔站起来，向大会承认了自己的一件错事。当时我很生气，觉得他打断话题的做法莫名其妙。后来我才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大会的焦点从这个孩子转移到自己身上。他的做法奏效了。所有人都忘了先前的罪魁祸首，开始谈论尼尔。那个孩子脸上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妙不可言。在类似的情境下，尼尔经常这样做。他知道那个孩子当时无法承受那种压力，就用了一种最巧妙的方式帮他摆脱。”
然而，尼尔自己是以加尔文主义方式抚养大的，伊丽莎白觉得他从未摆脱童年经历的影响。“他总是和想象中的‘他们’作斗争。他常常毫无理由地事先假定，一些人会批评他正在做的事情。话说回来，他确实很特别，在很多新事物中充当了先锋。尽管从未担任领导职务，他仍然极具影响力。……但是，为了传播他的观点，他会运用夸张手法，有人对此感到担心。这种做法的坏处是让人觉得你只是想夺人眼球。他确实让听众感到震惊，还使他们开始思考。一些人觉得他很狂妄，但更多人觉得受益于他，因为他开阔了自己的眼界。……我见识过他对世人的影响力，我发现最重要的是他能打破人们的思维局限。他能够让人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用现代的话说，他使人学会横向思维。如果人们陷入了一种单一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这种观点需要发展革新了。”
伊丽莎白见过尼尔的父母，他们曾到赫勒劳拜访。“尼尔写过他年轻时曾和父亲的关系很僵。他的父亲矮小，整洁，看起来很严肃。但我觉得他的父母都很亲切。也许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变得更温和了。他们看起来很为尼尔感到骄傲。”
学校没有必修课。“除非你自己想学，否则谁也教不会你。不强迫上课和写作业听起来没什么不正常，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当然，长大后我会对贵格会学校教的那些知识心怀感激，我的全部基础教育是在那儿完成的，我学会了阅读、加法口算、多位数除法等等，后来几年我也学会了读写。……尼尔教男孩们器物制作，他也给我上过几节数学课。我能充分享有个人空间。我可以在自己的房间读书，没有人会来打扰我。有时我会坐在尼尔的房间里，看他打字。他会把《校长在国外》（Dominie Abroad）的摘要读出来，问我是否喜欢。我在这本书里化名‘玛丽’，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
伊丽莎白相信，上课不是尼尔真正感兴趣的事。“他主张不教授任何东西，而是由学生自己去发现。我想，他会很乐意告诉你怎么查百科全书或辞典，但他觉得灌输知识，例如介绍某个历史事件，并不会有多大用处。只有你对某件事产生了兴趣，然后自己去查资料，你才会有收获。”
那时候，所有的成年人都以姓氏相称，并加上“女士”、“先生”或德语中的类似敬语。但尼尔从来只叫尼尔。“我不会把他和我以前的老师比较，因为尼尔就是尼尔。他从来不是校长。如果有人问我校长是谁，我得想一下才意识到，哦，他指的是尼尔。他只是尼尔，当然，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在招待所，几乎每天晚上大家都会一直跳舞，直到留声机里的音乐放完。“我们的舞曲唱片相当丰富，狐步舞风靡一时。尼尔喜欢跳舞，但他的腿脚不便，跳起舞来很吓人。大多数日子我会去练习艺术体操和舞蹈。尽管我知道我的身体条件做不了专业舞蹈家，但我仍然喜欢跳舞。”
新心理学在当时是一个热议话题。“人们有一种强烈的重建和重生的感觉，不会再有战争，现代心理学将解决所有的问题，世界将因此而不同。一切都会变得无比美妙，但倘若新心理学落入医务界之手，似乎又很可怕，不过，显然担忧之事成真了。”
似乎赫勒劳的每个居民和到访者都有特别之处。“缪尔一家很特别。我参加过的一个来访神智学者的对谈引人入胜。这些记忆格外清晰。和在家里时一样，我经常和成年人聊天。我们常去德累斯顿听音乐会。舞蹈学校的学生上演了一场巴托克芭蕾舞剧的早期作品，这场演出唤醒了我对音乐的感受力。”
伊丽莎白在那里上学时，通货膨胀开始恶化。“我记得下午用相同数额的英镑换到的德国马克数额是上午换到的数额的两倍。我得带上一个巨大的手提袋去银行，才放得下换回的德国马克。如果你有英国货币，你就是十足的富人了。我用每月一英镑的零花钱买到了一台缝纫机、一块金表和一顶高级天鹅绒帽子。”
男女同校寄宿学校的反对者警告，这类学校可能发生滥交行为，但这里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们那时的保守程度，现在的人也许已经很难理解。我13岁时交了一个德国男朋友，叫乌尔里奇，他非常英俊。一天，尼尔把我叫到一边，提醒我小心不要怀孕。我惊呆了，发生性行为是我们连想都没想过的事。”
在国际学校的同一栋楼里还有一所名叫新学派学校的本地学校，接收当地的德国学生。“按照当时德国的标准，这所学校已经很自由了，但以我们的标准看还很严格。在交往中，我们随心所欲的自由令他们着迷。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一度觉得我找到了自己，当然主要是因为舞蹈。在舞蹈学校和当地学校，我交到一些女性朋友。我也读了很多书。尼尔有欧·亨利的全部作品，他觉得欧·亨利是世界上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
除了文学、音乐和舞蹈，还有大量其他艺术活动。“我们在墙上画壁画。各种活动非常丰富。那样的时间、地点、人物汇聚在一起，不逊于一所大学。”
后来学校搬迁到奥地利，离家太远导致开支上升，正逢父亲换了工作，备考律师职业考试后收入下降，伊丽莎白就离开了学校。“我喜欢学校的氛围，享受那里无拘无束的自由。学校带给我的是充分的自信。十几岁的我绝不是毫无自我意识的孩子。我从来不为‘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样的问题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和比自己小的孩子。在最后一个暑假，14岁的我负责带着一个10岁女孩回英格兰。当时路上要花36个小时。我们在德累斯顿上错了车，然后没赶上我们的那趟船。我一点都没有惊慌失措。车站主管指给我们认识两个英国人，他们也误了行程，其中一个认识10岁女孩的爸爸。他们借给我们住旅店的钱，晚上还带我们去看电影。我敢判断这些人值得信任，但我还是提醒同伴，告诉她只要跟紧我就不会有事。事实正是如此。这种信心首先来自父亲。当我出错时，他会说：‘至少你尝试过。’来到尼尔的学校上学，独自在异国生活，则增长了这份信心。”
但伊丽莎白觉得，有一点也许是她在这样的学校学习所错过的，那就是专注。“我一辈子都没能投入一件事情很长时间。我觉得我从没有真正彻底地坚持做一件事情。但这与其说是我教育经历的缺陷，不如说是我的天性。关于教育，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不是传授，而是让孩子的天赋得以发展。尼尔使我能够向生命学习，使我不惧怕生活。”
离校后
从德国回来后，我跟着家庭教师学习，花了一年时间准备大学入学考试。这项高度紧张的任务让我压力很大，有次考试直接晕了过去，把其他人都吓坏了。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后来妈妈遇到监考官，他对妈妈说，如果孩子不适合走学术道路，硬逼她也没有意义。于是妈妈建议我学戏剧。
我进入了伦敦综合学校，学习戏剧。在那里，与其他女孩相处成了问题。她们觉得我很另类，而我觉得她们感兴趣的事非常无聊。我经常看到她们在可笑地谈论男孩，可笑至极。这大概和她们过去上的都是女子学校有关。我觉得她们很幼稚，而她们觉得我太天真。她们说对了。因为小时候离开了这个国家，很多事情我闻所未闻。
演讲训练课上来了一位中国学生，我和他成了朋友，并且通过他在友谊俱乐部结识了很多留学生，其中包括克里希纳·梅农。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伦敦，娱乐业非常发达。我去看了第一部有声电影《唱歌的傻瓜》，紧接着看了《爵士歌手》。在舞台剧《千娇百媚》中，我看到了弗雷德·阿斯泰尔[5]和阿黛尔·阿斯泰尔这对姐弟黄金搭档。我在戏剧学校受到的演讲训练非常有用，因为此后几年我在给外国学生上演讲课。公共演说课也很有帮助，我学会了如何组织我的笔记，如何在五分钟之内发表一个开头中段结尾完整的演说。同时期有一位学生叫马哲·阿林厄姆，悬疑小说作家，他为我们设计制作舞台布景。不过我在这所学校刚学习了一年，校长病重，课就停了。校长不久后去世。接着我得到了一个去法国的机会。
在法国短暂停留后，我来到瑞士的一家康复中心，给结核病恢复期的孩子上课。我为孩子们提供一对一辅导，但是，因为不教那些不想学的孩子，我被炒了鱿鱼。显然，我受到了尼尔的影响。幸而，并非所有人都反对这种教育观念，至少有一个家长对此表示感激。在一个极度缺乏自信，生活在姐姐阴影中的孩子身上，我的教育方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她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有一天，我做错了一道加法题，她很小心地纠正了我。与一般老师常有的反应不同，我一点都不觉得尴尬，相反，我承认了我的错误，并且恭喜她做对了。从此之后，她的自信心与日俱增。谁都会犯错，而且犯了错也没关系，让孩子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孩子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自信心就会增强。耐心也很重要。我从未见到父亲或尼尔发脾气。
回到伦敦后，我先后担任私人助理和接手电影公司宣传代理工作，这两份工作都很有趣。当劳埃德·乔治开始为组织青年自由党的新联盟争取年轻人时，我申请加入并获得了一个职位。这份新工作证明了我的公共演说课的价值。19岁时，我成了全国最年轻的政治组织者。我的活动范围是西南地区。我坐火车走遍德文郡、康沃尔郡、格洛斯特、多塞特郡、汉普郡和威尔特郡。通常，我在一个镇住一周，帮助组织青年自由党的宣传活动，劝说人们加入。我自己发表演讲，也组织嘉宾演讲，有时还请爸爸来演讲，他的出场费由办公中心支付。后来，组织的全力资助者劳埃德·乔治决定不再资助，我的这份工作就结束了。在1929年换届选举中，我为父亲拉票，他是伯恩茅斯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这次选举是所谓的“时髦女郎选举”——21岁的女性第一次获得投票权。
有一次，我受邀去荷兰演讲。在那里，我遇到一位荷兰律师。母亲觉得他是很合适的人选，同意了我们的婚事。九个月后我生下了我的女儿。我的丈夫非常大男子主义，那时很多荷兰男人都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对他有所违拗。这场婚姻持续了十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告终。我不得不去荷兰办理离婚手续。回来的路上，我们穿过一个矿场。三周后，德国入侵波兰。
然后，我去了洛特里公司当秘书，那里有三千个男员工，只有我一个女性。后来，我又回到公共演讲领域，为信息部和英美友好组织工作。我住在拉塞尔公馆的套房里，一周四英镑的工资中两英镑用来付房租，因此要靠朋友接济来维持生活。整个轰炸期间我一直住在那里，飞机低空飞过头顶的声音和救护车警报至今令我感到不适。几乎完全靠直觉保佑，我熬过了那段时间。
1947年，我再婚嫁给西德尼·帕斯卡尔。次年，我的儿子出生。西德尼比我大很多，但心态很年轻，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两年半后，他去世。1955年，我第三次结婚，不料他居然是个酒鬼。我第一次与酗酒者相处，不知所措。
为了让儿子远离他的继父，加上其他一些考虑，我把儿子送到了寄宿学校。让孩子上寄宿学校是不是件好事，我觉得因人因时而异。独生子女可能因为养成了某些太顽固的习惯，不能适应新环境。我的儿子上学前很快乐，但两学期的公立学校生活简直是场灾难，他说话变得结巴起来。于是，我把他换到了一所贵格会学校，这所学校好多了。如果父母给予孩子的是真正的爱，就不会错得太离谱。我从来不会对我的孩子大喊大叫，很少指使他们做事，嗯，即使我指使了，他们也不大会听。孩子需要得到支持。在孩子十一二岁前，我不会把他送去寄宿学校，如果家庭和睦温馨，适合离家去上大学的年龄是16岁。
我相信，一所好学校会给孩子舒展羽翼的机会。你永远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会改变。孩子时刻在变化，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恰恰很少有教师能做到。当我的孩子假期从寄宿学校回来时，我不会因为他们上次离家前喜欢在茶里放糖，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现在还喜欢这样。我不断更新对孩子们的看法，比起说“你过去总是如何”来，这样做简单多了。我们也许应该把“总是”这个词剔除出我们的词典，因为我们要随时准备好接受变化。尼尔懂得这一点。尼尔很懂孩子，也许原因之一是他自己从未长大。但我觉得好的教师都是这样的。毕竟，耶稣说过，好的教师都有童真的一面，不是吗？
我一生中有很多时间是与儿童和青少年一起度过的。我曾担任伦敦一所芭蕾学校的管理员。60岁时，我搬进位于格洛斯特的现住所。在这里，我开始招收短期来访的孩子，一次八个孩子左右。他们来自德国、法国、荷兰，在这里一边学英语，一边过假期。这个尝试非常成功。一些孩子只是被压抑得太久，需要一个环境释放压力。我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环境。在这里的自由气氛中，他们的紧张情绪大大缓解。有一个孩子当时似乎感到非常无聊，但他父亲多年后告诉我，这个假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令我颇感惊讶。我的很多学生和房客还在定期来信，很多人邀请我去做客，有些还会来拜访。
尼尔的学校给了我持续学习的信心和能力。我至今仍有一颗求知的心。我也喜欢动手实践，喜欢学习新技能，我总能在烹饪、缝纫和编织中找到乐趣。我小时候从不觉得无聊，可以说，我一辈子都很少感到生活枯燥。我懂得享受独处，也乐于与人交往。宁静或热闹，快乐不变。学校无疑也影响了我对待孩子的态度。自治会议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元素，是学习理解他人和解决分歧的绝佳途径。这种实践民主的形式，应该推广到更多学校。我曾在拜访莱姆里吉斯时，看到十多岁的德里克·博伊德主持自治会议的情景。他从中体现出的能力令我佩服。比起上一次见到他九岁时的样子，短短几年，他的自信心变化之大，令人赞叹。
我觉得尼尔的观点是对的，如果让孩子自由发展，当他想学的时候，他会学得非常好。这个结论对所有的孩子成立。即使在普通学校，如果给孩子一定的自由，少对他们催促唠叨、评头论足，那么他们在12岁左右，就会突然开始学习。但对于一般的孩子，也不必彻底放任。我觉得自愿上课的方式，适用于那些被过度压抑，或被严厉管教管坏了的孩子。但如果老师确实优秀，孩子会喜欢听他的课。事实上，我并没有十足的信心，说授课不是最好的教学方式，写作业和听课可能是相互促进的。我不敢下断言。任何看起来有效的方法都是有价值的。教条主义是不对的，我觉得尼尔就有点教条，这正是我和他存在争议的地方。那时这种感受就已经很鲜明了，当然，当时我的表述方式一定和现在不一样。
对于类似的学校，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学校的教职员。很多人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要记住的是，自由学校的教师并不自由，相反，他们应该比一般的教师更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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