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中国内地与穆斯林世界接壤地带的新疆，历来是中国最易受极端主义影响、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带。“文革”结束后，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中国一直在寻找安定新疆的方剂。铁腕高压？柔性治疆？“治疆策”几经变化。如今，新疆局势初定，但紧张依旧，始于2014年的新疆再教育营更成2018年迄今备受国际舆论争议的焦点。新疆在数年间发生了什么转变？为什么依然受到如此之多的争议甚至指责？张春贤、陈全国等人不同治理风格背后又暗含着中共怎样的治疆策略调整？
新疆反腐是在中共反腐在新疆“社会稳定”的大政方针下维稳的一部分（图源：VCG）
从2009年的“7•5” 事件在中国引起的恐怖影响到近年在国际上陷入舆论争执的“再教育营”，在报道、传言、猜想中，新疆正被塑造成神秘、敏感的边区形象。拨开有关意识形态、政治目的等产生的舆论争议，从外界较为熟知的中共反腐来看新疆的官僚整饬，能看到中共治疆方略的一条脉络。
新疆视角下的中共反腐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整个中国掀起的反腐浪潮中，相对于山西、河北、辽宁等反腐重地，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似乎显得较为平静。事实上，梳理近7年来新疆反腐局势便可知，看待新疆反腐已然不能将之与陕西等省份的反腐等同视之，而应结合新疆特殊局势来理解，如此视角下的新疆反腐不仅是中共反腐的一部分，也是中共治疆方略的一剂“驱毒散”。
新疆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人口却不足中国总人口2%，然而这里不仅有中共高层的垂询，还有着中共体制内最为复杂的官僚体系。但中共对新疆官僚系统的整饬不仅仅是“治党”的要求，也是新疆局势下的维稳之计。
反腐与维稳，看似存有矛盾，但在新疆却成为一对因果关系。
相较于中国其余省份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在新疆反腐体系中更多见的是“拍蝇”。7年来，新疆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仅2位，在中国各省份的反腐比重中处于低位，但从落马官员总量上来说，新疆并不亚于其它省份。
分析原因，一是在中共对新疆既定政治方略之下，最需要的就是稳定，而官僚系统内部尤其是高层的频繁异动显然不利于新疆的稳定，而内部稳定是保证新疆整体局势稳定的先决条件；二则新疆注重“拍蝇”是更为注重基层的表现。就新疆来说，“蝇患”并不亚于“虎患”，“蝇患”直接损害基层民众的切身利益，影响了中共在基层的形象乃至会动摇其在基层的执政地位。而近年中共从保持新疆整体高速发展转而注重对基层民众的教化、帮扶等，这些都需要基层有个良好的官场生态。
因此，中共在新疆的反腐相当程度上还是在“社会稳定”的总目标下，以基层为抓手而进行的一场整顿。也正是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新疆的反腐凸显出两个特点，政治上以政治纪律与维稳为主线的反腐动向，而涉经济贪腐的官员则主要集中在林业、住建等领域。
政治腐败难以“大事化小”
以违法中共中央八项规定等作风问题的官员在新疆也不在少数，但有别于内陆省份官员犯政治错误的新疆官僚最典型的是政治站位问题。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陲，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域地理环境闭塞，经济落后，艰苦的生活条件成为宗教极端思想和原教旨主义思想传播的温床。而新疆的官僚体系中占据大比例的便是新疆本土派官员及仕途长期在新疆的官员。在极端思想弥漫的氛围下，新疆官僚系统也有存在中共严厉打击的疆独、恐怖主义势力。
影响中共治疆策的“7•5”事件策划者热比娅便是这样的一个显例。曾任新疆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的热比娅与主张疆独的丈夫资助疆独分子，并为外国组织提供情报而被中国政府判刑，但其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前往美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被中共认为恐怖组织）的头目，策划了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的暴力犯罪事件。
在新疆“5•22”事件（2014年5月22日新疆乌鲁木齐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后，当年8月新疆纪委以新疆司法厅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新忠在南疆地区的阿图什市朝觐管理工作中，违规安排不符合规定的人员参加朝觐为典型，披露了10位涉维稳问题的新疆官员腐败案例。继而在新任新疆书记陈全国铁腕治疆大幕之下，2017年和田公安局因维稳不力几被“整锅端”。
左一为新疆南部地区和田地委员委员、墨玉原县委书记何军被通报不履行反恐维稳政治责任遭免职（图源：墨玉县政府网）
在落马的官员中，这些官员虽占少数，但是对于中共来讲，由于其隐匿性、两面派在党内危害颇大，这也使得陈全国甫一上任便喊话“接下来的反腐重点是紧盯在反分裂斗争中当‘两面派’‘两面人’的官员，要坚决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莫不是在2018年10月新疆乌鲁木齐检察院掀起的一场决战“泛清真化”大会上，会场特别点名少数民族官员，“要以实际行动带头解放思想，坚定坚决向泛清真化宣战”，而斗争内容包括“信仰马列主义”“不信仰任何宗教”“表里如一”“讲国语”“吃各民族美食”等。
当然，新疆大部分涉政治腐败官员在问题本身并不算得上严重，有些甚至是看起来可大可小的问题，在新疆通报的落马官员中不乏因印制假结婚证、维稳期间外出游玩而被免职的案例。一个最近的案例是2018年12月，中共纪检刊物《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报道新疆喀什地委原委员、莎车县委原书记王勇智因把上千户农村贫困家庭强行安置到未通暖气的楼房过冬，导致干群关系对立。而被定罪为“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
事实上此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派是中共官僚的通病，而放在新疆这一敏感地区则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但这并非是说中共在小题大做，而是不可小觑这些问题在民族与宗教关系脆弱的地区会产生次生问题，如王勇智所引发的“干群关系对立”难保不会引发严重的民族和宗教冲突。
在新疆的政治反腐中，其态势是更为高压的，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禁区还是一些官员觉得无关痛痒的事件在特殊节点都有可能被定性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两大经济腐败区——新疆兵团与中共中央补贴款
在中共的落马官员中，经济腐败似乎是这些官员的标配，在新疆也不例外。其中多见的有受贿、插手矿产资源开发、插手土地承包发、与民争利、侵占群体利益。
新疆虽处于中国西北，地广人稀、较为偏僻，但当地石油、煤炭能源储存丰富，是中国的能源大省，国有企业也多林立于此。因此经济腐败的官员有相当部分是在这些能源部门的重要岗位。相比在中国云南、陕西、贵州、内蒙等资源大省皆有官场崩塌的现象，新疆目前还未有涉及能源链条的官场强震。
但新疆的经济腐败也有其特殊性，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是新疆经济反腐的重灾区。作为在中国最后一个集“党、政、军、企四套领导机构与四项职能于一体的特殊社会组织，兵团手握权钱，极易成为政经腐败的高发区，在2017年6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因犯罪问题与受贿被双开，通报为典型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腐败分子，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在王世江前后有近十名官员落马，而这些落马官员分别为一个系统或班底。
中共对新疆建设兵团的清查一方面是其内部腐败祸及中共官僚队伍，另一方面也是兵团在土地等资源问题上与当地民众争利的矛盾。除此，中国政府每年对中国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发放补贴，而落实到基层却遭官员侵吞引发干群对立乃至以上访等形式的民族冲突。
在众多的经济腐败官员中尤其是南疆官员很多是在高压的维稳环境中落马而牵出的经济腐败问题。例如2017年1月和田地委书记张金标，和田地委原委员、墨玉原县委书记何军因对和田县的自杀式恐袭维稳不力而被以失察失职罪调查，期间，查出涉经济腐败。
地处反恐前沿和老少边穷地区，新疆官场面临远较内陆复杂多变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疆官难当”从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事实，经济腐败如果说无他说的话，那么政治腐败却极其宽严难定。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