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中国内地与穆斯林世界接壤地带的新疆，历来是中国最易受极端主义影响、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带。“文革”结束后，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中国一直在寻找安定新疆的方剂。铁腕高压？柔性治疆？“治疆策”几经变化。如今，新疆局势初定，但紧张依旧，始于2014年的新疆再教育营更成2018年迄今备受国际舆论争议的焦点。新疆在数年间发生了什么转变？为什么依然受到如此之多的争议甚至指责？张春贤、陈全国等人不同治理风格背后又暗含着中共怎样的治疆策略调整？
土耳其2月9日批评中国政府虐待维吾尔族民乐家艾依提致使其在狱中死亡，中国官方媒体随后公布视频证明艾依提“健康状况很好”（图源：Reuters）
土耳其政府近期两次公开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让延续一年多的新疆“再教育营”话题再次引发议论。当地时间2月25日，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在瑞士日内瓦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开谴责中国在新疆实施的针对穆斯林的政策，这是一个月之内土耳其政府第二次因为治理新疆政策公开批评中国政府。此前的2月9日，土耳其政府曾批评中国官方在新疆实施的“再教育营”政策。
在“再教育营”甚至整个新疆治理话题上，多年来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直相互呛声不断。在土耳其政府2月9日发声之前，已经有西方多个国家已经就此对中国政府发出激烈批评，在土耳其政府之后，仍然有西方政客建议，在新疆问题上己国政府不应落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后面。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新疆一直是一个糅杂了宗教、民族、暴恐与贫困等种种难解因素在一起的地方。西方国家并非没有上述问题，但是为何一直以来在此问题上中西方几乎没有共识，反而是新疆成为西方国家观察并指责中共政情的窗口和理由？或者说，西方国家为何一直“习惯性”批评中国政府对于新疆的治理政策和手段？
纠缠不休的新疆问题
土耳其政府在当地时间2月9日发表的一份的声明中，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置的教学培训机构是“在21世纪重新引入集中营和系统性同化政策”，侵犯了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基本人权”，又指维吾尔族民乐家艾依提在服刑第二年在监狱中去世。
中国政府在第二天（2月10日）的声明驳斥了土耳其对中国大规模拘留项目的描述，称这些营地是“教培中心”，旨在提供汉语、法律和职业技能方面的指导，并消除学员的极端主义思想。同一天，在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土耳其语网站）公布的视频中，被土耳其声称死亡的艾衣提现身表示自己身体健康，没有遭受不良待遇，且在视频中说出了当天的日期。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称土耳其外交部的声明“严重违背事实”，并为其在新疆的行动辩护，称这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行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外‘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策划并组织实施了数千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大量无辜各族群众伤亡，”声明说。“这些暴恐分子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严重破坏了新疆安定祥和的秩序、团结进步的氛围。”
西方舆论提及的“再教育营”，其实从未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或相关报道中。生活在新疆的人们提及这个问题时，用的更多的通常是“学习班”一词，而在一些当地官方媒体的笔下，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是“去极端化培训班”或“教育转化培训中心”。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西方政客和媒体通过“再教育营”对中共以及中国政府的批评。
2018年7月，在一场高级别的全球宗教信仰自由大会上，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表示，中国将数百万少数民族送到收容中心“再教育”，是试图让人们失去宗教和文化归属。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盖伊·麦克杜格尔（Gay McDougall）此前亦表示，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名义下，中国将新疆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大规模拘留营的东西，笼罩在秘密之下，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区域”。在这起愈演愈烈的最新争吵中，中国派出的负责就此作出解释的50人代表团坚持对联合国说，新疆“没有压迫少数民族，没有打着反恐旗号剥夺宗教自由”。
西方诸多政客和媒体认为“再教育营”的集中管理，简直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黑暗之地。而在中共定义中，所谓“再教育营”，是帮助那些犯过一些小错的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除了思想教育，更重要是教他们一技之长以自谋营生。这种表述与认知的差异背后，是中国与西方在宗教、人权等问题认识上的巨大鸿沟，更是今天东、西方文化与政治冲突缩影的一个折射。
观点不同还是意识形态对抗？
其实，和中国类似，西方也有不少国家存在民族宗教等各种问题。美国白人与黑人的矛盾，欧美白人与国内其他有色人种之间的矛盾，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分离组织“埃塔”，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的“爱尔兰共和军”无不是源于民族和宗教冲突。为什么这些本应和中国有共鸣的国家，却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屡屡指责中国？
可以人文，部分在于中西方观念和视角的不同，部分在于意识形态的故意对抗。它不仅造成中西方在新疆问题上争执不断，也是中西方政治隔阂不断的一个重要理由。
首先，西方宗教以神为本，中国传统宗教以人为本、崇尚自然。西方基督教认为信神信宗教才有道德，不信的无神论者是没有道德的，甚至是邪恶的。所以西方很多国家出现过政教合一现象，而中国的宗教最多扮演政治的辅佐角色。
其次，在民族和人权方面，西方文化并不强调公民的“民族性”，而比较强调自然人即人的自然属性、个人性、利己性以及个人与他人的分离性；而中国文化则比较强调社会人即人的社会性、道德性以及个人对他人的依存性。
除了上述两点客观因素的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故意对抗也是中西方在民族、宗教乃至政治和文化上不断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一些舆论对于新疆问题乃至中国政权的认知，长久以来只是单一地受到西方论述视角的介绍和影响，这使得他们只看到中国政府的高压管治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人权受限，却看不到新疆以前经常性爆发的冲突、恐袭，以及中国政府维持安全和秩序的迫切性。
当年“9·11”恐袭后美国全面强化社会管治，纽约不仅常年维持着一个高达5万余人的警察队伍，甚至给市警察局配备了可以击落飞行器的重型武器。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Rubens Bloomberg）任内（2001年至2013年）推行了严格的盘查制度——即警察有权对其认为的“形迹可疑”的路人进行盘查，并登记在册。尽管此项措施受到了人权人士和少数族裔的批评，但政府将纽约治安的好转和不再受恐怖袭击威胁归功于该政策。那么面对远比美欧更复杂、更容易爆发冲突的恐袭的新疆，进行一些必要的强硬管治，并非不可以获得理解。
要知道，与西方业已成熟、治理现代、有着主流认知的社会形态不同，新疆可谓是当代中国极为复杂的地方，那里有突出的宗教矛盾、民族矛盾，经济落后，区域发展严重不均衡，历史宿怨深重，频繁爆发冲突乃至恐怖主义袭击。试想而知，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环境，是片面强调极端主义的自由权、隐私权重要，还是保障起码的安全稳定更重要？
中国对于新疆的治理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和调整。在现任新疆书记陈全国之前，前一任新疆书记张春贤希望以柔和姿态和宽松手法治理新疆，结果反而给了恐袭频发的空间，甚至2014年习近平刚结束对新疆的视察，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就发生恐袭。可以说，正是由于新疆经年以来伴随着分裂主义、恐袭暴力元素的复杂宗教民族矛盾，才让北京日渐认为在国家安全层面已不能够再仅仅依靠柔性管治手段。
2019年1月份，中国邀请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富汗、泰国、科威特等12个国家政府人员访问新疆，并参观了中国所称的职业培训训练中心。这12个国家中有9个是穆斯林国家，大部分受到恐怖分子威胁。相比之前三缄其口动辄抗议西方国家的“干涉内政”，这显然是中国在国际“公关”领域的一大进步。但是何时能与西方国家进行良好的沟通并获得理解？这应该不是中国政府一方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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