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媒体朋友交流。刚才刘院长讲了中国到2035年面临的挑战,陈玉宇教授也讲了战略机遇期的一些特点。不管我们怎么去应对长期挑战还是抓住战略机遇期,最后的路径都依赖于怎么深化改革。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关于要素市场,我们说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在什么地方,给大家作一个汇报。这也是源于我们接受了发改委“十四五”规划的前期报告中的一个报告。刘俏院长的中国2035也是其中一个课题,这也是学院举全院之力的课题。我讲的是我负责的其中一部分。
讲一下背景。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从来源分解,主要是受益于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再配置。劳动力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市,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抓大放小,从国有部门的资源慢慢向非国有部门转移。一系列的转移中看到,基本从相对低效率的比如说农业、农村、国有部门,到高效率的工业、城市、非国有部门,对应着直接生产率提高。这对中国高速增长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过去40年因为经济总量快速扩大,以及工业化、城市化、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也有证据表明生产要素再估值效应在衰减。比如你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投资拉动GDP的效益在不断下降,对应的就是边际资本产出比在上升。我们原来的这种靠投资拉动的增长越来越困难,包括刘俏院长讲的资本回报率这些年也在递减。
你看数据,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在GDP的贡献份额也在逐渐下降。这些证据表明,我们因为生产要素再配置效益衰减,导致了增长从高增长到中高增长,中速增长,这是背后的基本作用力。
另外一方面国家在绿色文明、生态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意味着过去粗放型增长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必须走向绿色研发驱动的增长,这给我们后续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看到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的再配置效益衰减,是不是意味着空间耗竭?下一步增长点在哪里?我们现在的结构性的特征说明,我们这方面的空间还是有的。比如说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尚不足60%,而以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国际上平均的城市化率在70%以上,意味着我们城镇化还有10个点的增长。
另外一方面农村有超过20%的劳动力只贡献了8%的GDP。这一块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另外土地市场,虽然说土地价格在上升,但是土地配置看到的紧缺与闲置、浪费大量并存,中国不是土地没有了,是因为土地配置,因为各种制度约束使没有完成土地的交易效率。还有一个是国有企业占用的金融资源,我估计占到至少60%以上的资源,但是贡献的GDP只有40%,对产值的贡献的比例是不对称的。这一块进一步把金融资源向非国有部门释放的话还有很多的空间。
我想说的是结构性转型其实还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是为什么这些年会出现如所谓的衰减期?根本原因还是一系列的制度障碍,使得这些要素流动遇到很多困难,要素质量提升遇到很多困难,严重制约了我们经济增长,制约了生产率提高。我相信下一步中国的增长的动力,可能要从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怎么进一步完善,怎么进一步改革,这里是我们寻找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下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报告有很详细的内容,但是这里只作一些扼要的总结,把最重要的观点呈现。也是分四个传统要素加一个新的要素。传统要素是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新的要素是数据。
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因为现在城乡二元的分割,分割的根源是因为现在所有的教育、医疗资源包括社会保障都是跟户籍捆绑在一起,你有户籍就可以享受低保、医疗、养老福利、还有教育等相关的东西,如果你是农村户口就到农村去,城里的东西享受不了。导致城市常住人口40%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跟户籍挂钩的福利,限制了他们融入到这个城市。有一些人到35岁到40岁就回家。因为这些人不能融入到城市,最后回到农村的话,可能会出现逆城市化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看到农民工进城的速度在下降,很多农民不愿意去远地方,只愿意就近进到城市。是因为这些人到城市里可以获得工资,但没有办法得到福利和长期居住。另外,城市间的流动也因为户籍的原因,大家不愿意轻易离开自己的户籍地方,根本原因还是户籍为中心形成的这一套社会福利或者是社会保障制度,导致了现在不仅城乡间,城市间受到障碍。
改革的思路也有很多专家学者都在朝这个方向去思考,你下一步的根本还是淡化户籍,用什么替代?现在就是居住,以及你城市居民对城市的贡献。以这个为核心对他在这个城市能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进行挂钩,而不再是户籍。至少对新增人口,过去的人口有户籍,包括子女会有户籍不去触动,但是新进到城市的人口可以按这个原则执行。也就是很多地方尝试过的就是居民证或者是积分落户的方法。我根据你的居住、纳税决定你有没有落户的资格,一旦有资格就可以享受跟城里人一样的福利,跟你原来是不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没有关系。而且你的居住和贡献挂钩还有一个好处,使得城市里有大量的非正式工人,没有缴社保,不能进入国家的《劳动法》保护范围,也不会进入城市政策的覆盖范围,因为要在城市居住,就要进入纳税和社保,会使这部分非正式工人进入到正式工人。这是一个核心。
另外一个,因为国家对所有的城市所谓的财政资金提供社会服务的财政资金的绑定也是跟户籍连在一起,导致很多地方常住人口大大增加,但是户籍人口没有变化,国家补偿有限。如果能在全国范围建立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标准,每个人多少钱的折算,这个城市不再以有多少户籍人口得到上级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而是以常住人口为核心,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容易追溯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待了多长时间。以常住人口来算转移多少,一个城市接纳的常住人口越多,从上级得到的转移支付越多。甚至说教育券的思想放到中国,国家应该保证你的九年义务教育应该摊多少钱。现在很多农民工到这个地方,子女在这里就读,哪有钱建那么多的学校?这些学生身上带着拨款,但是留在原籍地。如果教育券跟着人走,你到哪里就读,摊在你身上的钱就应该给负责你供应教育的地方。按这个来打破以户籍为核心,而是以人为核心,去了哪里钱跟着他走。这样把原来遇到问题的核心就能有所触及。这是劳动力市场。
土地市场。这是一个更复杂的话题,土地市场也是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城市土地是国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任何农村的土地要改变用途,从农用地变成非农用地,通过国家征用才能转变。征用里面才能出现征用标准低,农民补偿不足,过度征用等问题都出来了。还有农村的经营型集体用地,还有宅基地,没办法入市变现,转化成有效收入,限制了农民怎么参与到国家的城市化经济增长,这是现在的症结问题。 好的消息是因为《土地管理法》的修正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做了一些调整,已经算是大的调整。比如说缩小整地范围,规范程序,举行听证会,不再是农业产值的多少倍给补偿,而是采取区片划出一个可比的地区,用区片的综合地价作为补偿变化。另外如果是城市规划里面已经规划为工业和商业等用途的农村集体用地可以直接入市,这也算是放开一个口子。另外宅基地也可以自愿有偿退出。 如果认真考察改革的含金量,尤其是我们对土地改革预期的话,这个改革还是有很多的空间没有去挖掘。比如说没有回答,刚刚讲到划入城市规划的,用作工业和商业的经营性农村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只有挨着城市近郊区的农村才能享受这些收益。如果是一个远郊区,周边没有大规模城市扩张就享受不到。这里只是触及到了近郊的农民,对远郊的农民来讲没有什么好消息。
另外一点,我们现在的焦点在所谓的集体经营性用地上,从百分比看,在农村土地占比很小。有人统计过,发达地区经营型集体建设用地占10%,落后地区只有5%,这一块即使全放开还是一个比较小的部分。对农民带来巨大收益的空间是什么?就是他的宅基地。这一块的空间非常小,让他自愿有偿退出。你可以把宅基地的权利卖掉得到一点钱,但是现在的钱得到有限。这立一个是说真正惠及的农民是近郊区,对远郊区的农民没有触动。而现在的经营型集体建设用地是土地利非常小的部分。所以宅基地是未来带来很大空间的部分,现在没有设计。 还有一块,城镇规划里,这块地用于住宅,如果是农村的建设用地还是要征用,只开放工业和商业,也是保证房地产不受到冲击,也就使得农民得到收益有限。
另外一个,我们通过西安、成都的调研发现还有一个存量问题。原来已经征为工业用地,但是这些用地大量闲置或者是产出非常低,怎么把这块地方盘活变成商用或者是住宅用地,至少变成商用,这是大的存量。但是目前为止这一块没有太多的政策,是因为比如说怎么转成商业用地?因为地价上升之后,工业用地很便宜,每个城市工业用地占到20%、30%,整个新增的建设用地里面工业用地占到20%、30%,高于住宅和其他的。这一块盘活的话,能转成商业用地的话,我们国家没有法律和政策来规定增值部分怎么分配。这一块比较敏感没人敢这么做,私下里有一些交易,但是不合法。
基于这些分析,我们认为下一步能进一步在所谓《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完善,怎么惠及远郊区的农民。把原来很多地方尝试过的征减挂钩,有一个建设用地指标的增加,这个是可以交易的。目前在成都、重庆有这样一个地票市场,土地指标交易市场,但是范围太小,如果能逐渐扩大,走上全国性的建设用地土地指标交易市场的话,只要整地面积增大,就可以去交易,就能拿到钱,这对远郊区的农民是利好。 还有农村的宅基地,现在没有触及,但这是未来的空间。如果开放一些宅基地的共享机制。这次调研我们发现很多宅基地是闲置的,不让任何用途,只能居住,但没有人住。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把宅基地通过修整建成乡村旅游或者是休闲,这样一些产业,其实还是居住,用于旅游给农民带来很大的获益空间。这方面政策还是模糊的,如果能允许形式多样的方式盘活现有的闲置的宅基地对农民是非常重要的增收的来源。
规范怎么把工业用地转成商用或者是其他的用地,土地的收益怎么贡献,这也是可以做一些改革。这是第二个关于土地市场。 关于资金市场。核心是什么?还是老的问题,一个是直接融资比例太低,现在有40%,可能跟发达国家比这个比例实在太低了。另外股市还没有进全进入和退出的机制。包括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地方债的问题都是在这个市场上还存在着一系列的核心问题。
怎么改善?我简单提一下。一个是发展债券市场。这一块还是很有空间的。现在债券市场最大的问题是多头管理,监管分割,出现了监管套利的问题。债券市场没有细分之后,还有刚性兑付的问题,其实打破这种刚性兑付也是对市场很好的推动。另外还是要从根本上健全股市既能进也能退。所有的烂企业和好企业在一起,有太多的壳混乱。
对中小企业融资难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中小企业从开始成立就增加正规化和数字化的水平。现在金融科技开发财务管理软件,你成立的时候就用这个财务软件,需要的时候把财务软件记载的收支记录提供给贷款金融机构,对你的信用可以评估,对贷款利率可以合理定价。通过这种数字化和正规化可以减少金融机构和贷款企业的信息不对称,这是未来可以发展的区间。
另外是利用区块链的征信体系,有了征信就有了可信度,市场就愿意贷款,丰富融资担保的工具。尤其是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完善。关于专利或者是技术要素症结很多,但是根本还是产权界定的问题。这也是上次有机会跟一个朋友交流,他说到美国1980年对《专利法》有一个调整。调整就是要解决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的研发人员的发明,他的收益,大学跟研究机构怎么分红,很多大学的科研成果放在图书馆或者是放在实验室没有被商业转化,但你如果有能力作为一个中介机构把专利转化为有市场收益的产品,那转化机构本身也可以参与分红,科研人员、机构和专利代理人或者是推广机构三者有清晰的产权界定或者是分配机制,就能调动三者的积极性。所以中国需要在专利这边,在技术市场进一步完善的话,根本点还是解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发人员,怎么商业化,最后是利益怎么分配,有多少产权。沿着这个思路我们提出在保证专利发明人收入不低于30%的情况下,确定所属单位和代理人的收益分配。可以有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发明人本身有一个归属的发明权。你拿一个发明成果跟外面合作也可以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清华大学就有这样的,那么科研人员有什么积极性做发明,为什么要转化,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另外你可以建立一套机制,凡是国家基金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要评估,要求预算、申请经费有一部分钱就是转化,对你进行评估,对你下一期能不能拿到钱也要做出评价,这会带动科研成果的商业化。
还有是我们现在怎么打造中国的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研发体系。一个是鼓励科研机构跟企业合作,另外是关于政产学研规定怎么合并成为统一的法律。美国和日本都有针对产学研和政产学研的研发体系的规定,中国还缺乏。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交易平台,都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最后关于数据怎么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这一部分我们得益于光华的王汉生教授的探索。大数据显然成为重要的生产元素,不管是Big data也好,人工智能最后本质是数据。数据作为重要的资产进行交易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数据交易当中涉及到的个人隐私怎么保护,同时,企业作为数据使用方对数据有精准要求,希望知道你所有的细节,但是你又想保护,或者你不希望数据转到第三方,这两者有矛盾。还有数据交易当中怎么防止企业基于数据的垄断。
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比如说隐私保护和数字精准的矛盾,通过模糊化的模式或者是问答模式。模糊化是数据生成是从原始开始,但是生成之后不可逆,像追溯体系,每个人的信用分数,对怎么获得的过程是可以进行的。还有一个问答模式,你个人享消费金融公司贷款会提供个人信息,我可以跟公安、电信、电商的这些数据库通过问答模式核实个人信息的真伪。只涉及到核心问题的回答,并不涉及到具体的信息,对个人隐私是保护,对单位来讲也得到了想得到的信息,这方面鼓励这种手段的数据模糊化和问答模式保护个人隐私又让企业可以用到数据。
第二个是建立数据资产的交易所。以数据指数,实现这种模糊化所要求的数据指数为交易对象,但是这里交易的是数据指数的使用权,你作为购买方拿到数据只能用于自己的用途,但是不能转售给第三方,因为一旦转售就乱了。 另外是对指数数据进行监管,以免数据在底层就藏了猫腻,鼓励企业的良性竞争,这个过程还有很多要做的。总之是数据作为新要素在未来互联网,或者是新经济当中怎么扮演角色,这里要有一些预判,架构性的探索。
总的来讲,中国要素市场还有改革的红利,怎么去做,现在遇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容易改的都改了,刚才讲的都是老问题怎么突破。中国还是可以利用自己的改革智慧。首先是渐进改革,一方面保护农民权利或者是贷款人的权利,同时也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有双方合理的预期。只要分步骤有明确的目标,分阶段一点点走向改革所期待的目标,中国未来还是能维持相对不错的一个增长。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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