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空军直属机关在东长安街青年宫看戏，青年宫以后改成人民艺术剧院。那时，人们打仗惯了，正正规规坐在椅子上不舒服。快开演时，一名军官很随便地把脚架到前排的椅背上。
没想到，正架在空军司令刘亚楼的脑袋边。
刘亚楼吓一跳，脑袋两边一边伸来一只臭烘烘的大皮鞋，火了，站起来，你是哪个单位的？公共场合怎么这样没礼貌？
伸腿者不服气地反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伸腿者刚调来不久，一高兴喝了点酒，说话就没了把门的，你管我是哪个单位的，你是谁？
刘亚楼更火了，我是空军司令刘亚楼。
伸腿者一听，顿时酒醒，马上立正，低下头，不敢再说话。
他刚从华东部队调来，还不认识刘亚楼。
刘亚楼又问，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伸腿者不敢说话。
你是起义的还是被俘的？
伸腿者还不敢说。
真让刘亚楼说对了，伸腿者还真是国民党过来的。
旁边座上的人心说，这位老先生撞到枪口上了。
而刘亚楼看他认了错，也不再追究。
开演不久，伸腿者溜掉了，他怕刘亚楼再追查他是哪个单位的。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刘亚楼日理万机，早把这一件不愉快的小事扔到脑后去了。
冤家路窄，过了一两个星期，空军召开办公会议，其中研究“预校”问题，要求军训部学校处预校科科长列席。
那位预校科科长就是这位伸腿者，姓曾。
曾某忐忑不安地走会场，特意把帽檐压低了些，但刘亚楼看见他，马上认了出来。想混水摸鱼也混不成了，他看见刘亚楼一愣，知道司令对上了号。虽然刘亚楼没再说什么，曾某心虚，还是找了个角落，更加把头低下。心想，这下让司令对上了号，等着挨整吧。
没想到什么动静也没有。曾某工作到1952年初，在三反中被查出了问题，贪污四五千万元。虽说是旧币，但换成人民币四五千元，这也不是个小数目。那时，中央开了交代政策会后，北京市抓了10个，准备杀6个。空军还没交代政策，直属政治部主任也说要开交代政策会，曾某和另一个人被判死刑。报到刘亚楼那里，刘亚楼说，中央不同意这样搞，还是冷处理，到最后搞清楚再说。过了一天，专案组报告曾某是国民党来的，有证据，提出还是要杀，应该杀。
刘亚楼并没有因为以前曾某对自己不敬而记在心上，他实事求是地说，你这个观点不对，他是国民党来的，但现在是我们的干部。既然是我们的干部，就不能分国民党来的还是解放区来的，都要当我们的干部对待。至于杀，还是不杀，现在不动，到运动后期，证据确凿了再说。
专案组还在辩，他已经证据确凿。
刘亚楼说，不要争了，运动后期再定。
如果刘亚楼点头说杀，杀了就杀了。
最后落实了曾某贪污的钱款折合人民币500多元，并不够杀头的标准。于是，曾某受到撤职处分， 以后曾某转业到四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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