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细梳理了，2018年地方政府经济、财政、债务，以及2019年财政预算。
摘要：
本文主要分析2018年31个省级政府经济、财政和债务的整体情况和结构性特征，以及2019年财政预算情况。
从GDP增速可以发现，2018年省级GDP增速主要以下跌为主，24个地区GDP增速下滑，不同GDP体量地区的GDP增速变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2018年各地区总财力增速差异也比较大，黑龙江和天津跌幅最大，这两个地区在各个结构性财政数据中的表现均较弱。
2019年财政预算表明，地方政府对于2019年的一般收入、支出以及基金收入态度普遍悲观。
2018年仅有青海一个地区超过了60%的负债率预警线，有7个地区的债务率超过100%预警线。
全国范围内的限额空间依旧很大，但是不同地区的限额空间差异很大，实际会被利用的限额空间比较有限。
近期，地方政府经济、财政数据相继公布，我们将从省级政府和地级市政府两个层面，分析不同地区的经济、财政和债务情况。
本文将主要分析31个省级地区的经济、财力和债务情况，数据来源为各省政府网站公布的《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
GDP：规模越小，增速波动越大
从GDP规模排名来看，前三名依然是广东、江苏和山东；大部分省份的GDP排名并未发生变化，主要有三对省份的排名发生了交换，分别是“湖南（8）&河北（9）”、“广西（18）&天津（19）”、“山西（22）%黑龙江（23）”（括号内为2018年GDP规模排名，与2017年排名出现了交换）。
虽然各省份GDP总规模的排名变化不大，但是不同省份GDP增速的波动幅度却比较大，不同GDP规模省份的增速表现也具有比较大的差异。
（1）2018年省级GDP增速主要以下跌为主，24个地区GDP增速下滑，2个地区持平，5个地区增速上涨。
2018
年全国GDP增速下滑0.2个百分点，而31个地区GDP增速平均下滑0.3%，平均下滑幅度大于全国增速；其中共有16个地区下滑幅度超过全国水平，2个地区持平于全国，13个地区小于全国水平。
（2）不同省份GDP增速变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头部地区增速明年下滑，中间地区增速保持平稳，小体量地区的GDP增速和增速的波动幅度均比较大。
按照GDP规模可以将地区分为三类，5万亿GDP以上的4个地区GDP增速下滑幅度均比较大，平均下滑0.7%，最小的江苏也下滑了0.5%；3-5万亿区间内的9个地区GDP增速波动幅度均比较小，平均下滑0.2%，与全国增速下滑幅度相同；
3万亿以下区间的18个地区GDP增速波动幅度十分大，比如甘肃地区GDP增速上涨了2.7%，而重庆地区GDP增速下滑了3.3%，18个地区的GDP增速平均下滑0.3%，
而且GDP增速最大和最小的地区也分布在这一区间，比如增速最高的西藏（10.0%）和增速最低的天津（3.6%）。
财政：2018年收入向好，2019年普遍悲观
我们统计了各地区的总财力情况，总财力不但反映了本地区偿还债务的能力，还可以通过总财力的结构来观察不同地区的财力健康状况，包括土地依赖、中央支持等。
所谓总财力，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和上级政府的补助收入（补助收入包括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具体到省级政府的补助收入，指的是中央政府的补助）。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关注连续高增长和连续低增长地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来自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占大多数。
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6.2%，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1%。
从各个地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一般预算收入规模排名与GDP规模排名基本保持一致，广东地区的一般预算收入与GDP规模均排名第一，也是唯一一个一般预算收入超过万亿的地区；二是地区一般预算收入规模越大，收入增速与全国平均增速的偏离度越小，一般预算收入超过3000亿的地区增速差异较小，而低于3000亿的地区间增速差异比较大。
从收入增速来看，2018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速较2017年回升0.2个百分点，而在31个地区中，23个地区收入增速上涨，只有8个地区收入增速下跌。
（1）部分地区一般收入增速上涨幅度比较大，比如内蒙古地区反弹了24.6%，主要是2017年增速下滑幅度过大；而浙江地区反弹幅度也比较大且两年增速水平均高于全国水平，显示出比较强的收入能力。
（2）部分地区2017年和2018年收入增速均比较高，除了浙江，还包括西藏、山西、辽宁和河北等地区。
（3）部分地区2017年和2018年收入增速均比较低，最典型的地区是
天津，2017年和2018年的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15.2%和-8.8%，也是唯一一个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地区；此外，重庆、湖南、广西、湖北等地区也存在连续两年低增速的情况。
基金预算收入：增速波动性十分大
基金预算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出让收入，2018年全国地方政府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长23.8%，2017年同比增长37.3%，整体有所下滑，但绝对增速仍然比较高。
从各个地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基金预算收入规模排名与GDP规模整体仍然保持一致性，但比一般预算收入差异要更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最大的4个地区也是GDP规模最大的4个地区（浙江、江苏、山东、广东）；二是基金预算收入增速差异十分大，增速水平与规模并无明显关联系，这一点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同。
从收入增速来看，2018年各地区基金预算收入增速差异比较大，既有增速超过60%的区域，比如云南、湖南、内蒙古和青海；也有负增长的地区，比如北京、安徽[2]、天津、黑龙江、海南和甘肃。
但是与2017年比较，各地区2018年增速差异已经明显收敛，反映出基金预算收入本身的巨大波动性。31个地区中，15个地区基金预算收入增速上涨，包括湖南、青海、内蒙古、辽宁等；16个去基金预算收入增速下滑，包括湖北、北京、安徽、重庆等地区。
总财力：黑龙江和天津地区下滑幅度较大
从各个地区的总财力来看，经济实力与总财力排名基本保持一致，总财力增速的波动性也比较大，这一点与基金收入比较类似。
从总财力增速来看，2018年各地区总财力增速差异也比较大，但大多数均为正增长，
只有4个地区出现负增长，其中黑龙江和天津跌幅最大，黑龙江地区主要由于基金预算收入和中央补助收入出现同比下跌，天津地区则由于三大类收入均同比下跌。
在总财力的构成中，我们关注两个结构性指标，一是土地出让依赖指标，即基金收入/总财力；二是中央补助依赖指标，即中央补助/总财力。
从土地出让依赖指标来看，
各地区土地依赖程度与经济规模整体保持一致，经济较好的地区，土地出让规模也相对偏高。2018年对土地出让依赖度比较高的是浙江、江苏、山东、福建、江西、重庆等地，西藏、青海、宁夏、黑龙江等地区的土地以来程度相对偏低。
从中央补助的绝对规模来看，2018年四川、河南、湖南、云南、河北、湖北、安徽、新疆地区获得的中央补助规模最大，均超过3000亿；天津、上海、宁夏获得的补助规模最小，均不到1000亿。
与2017年相比，大多数省份获得的中央补助规模均有增长，增长最多的是四川、海南、新疆等地区；而
黑龙江、河南、江西和天津地区获得的中央补助出现了下降。
从中央补助依赖指标来看，各地区中央补助依赖程度与经济规模成反比关系，经济好的地区，中央补助依赖程度较低，比如浙江、上海、广东、江苏、北京等；经济偏弱的地区对中央补助的依赖程度较高，比如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宁夏、新疆等地区。
地方政府如何看2019年财力变化？
各地区的《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还会同时公布各地方政府对2019年收支预算情况，我们根据几个主要指标观察地方政府如何看待2019年的财力变化。
对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19年全国所有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的预算值合计为10.2万亿，同比增长4.3%，增速相较于2018年一般预算收入实现的7.1%增速下滑了2.8个百分点。实际上，
31个地区中的26个地区2019年预算增速出现下滑，表明地方政府对2019年财政收入整体态度相对悲观。
但也有5个地区预算增速出现上涨，分别是湖北、天津、重庆、新疆、湖南，但是这几个地区2018年的一般预算收入增速普遍偏低。
对于基金预算收入，2019年全国所有地方政府基金预算收入的预算值合计为6.5万亿，同比下跌8.5%，在31个地区中，18个地区公布的基金收入预算值相较于2018年出现下跌，24个地区公布的增速出现下跌，反映地方政府对2019年土地出让收入十分悲观的态度。
但也有部分地区的2019年预算出现双增，即同比增速为正且相较于2018年上涨，典型地区如天津和宁夏等。
此外，我们还关注另外一个指标，也就是一般预算支出，它代表的其实是地方政府可以获得的一般预算收入、中央补助收入、债务收入等一系列预算内收入的总和，代表的是预算内的支出能力，由于基金预算中收入与支出一般等额相抵，因此一般支出更能反映地方政府对2019年政府经济财力的衡量。
从一般预算支出来看，
在2018年大多数地区一般预算支出增速为正的情况下（仅天津为负增长），19个地区的2019年预算支出增速为负值，28个地区的预算支出增速出现下滑，2019年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明显下滑（一般预算支出中仅考虑了中央提前下发的地方赤字额度，并未考虑2019年尚未下发的地方赤字额度）。
[1]本文对财政收入的各类增速计算均采用名义增速。
[2]由于安徽省并未公布基金收入的执行数，2018年数据采用预算数，因此增速并不准确。
财政：2018年收入向好，2019年普遍悲观
我们主要统计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这里的地方政府债务特指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在《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中均有披露[1]，包括债务余额和债务限额两种。
对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我们一般使用两个衡量指标，一是负债率，即债务余额/GDP，国际上通常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负债率60%作为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参考值；二是债务率，即债务余额/总财力，国内财政一般以100%作为衡量压力是否过大的预警线。
债务余额：不是所有省份的债务余额都在增长
地方政府债务的总体量与经济体量有比较大的关系，比如债务余额最大的四个地区，江苏、山东、浙江和广东，也是经济体量最大的4个地区；也有些地区债务余额很大，但经济体量相对有限，比如贵州、辽宁、云南等地区。
从时间长度来看，
虽然2018年各地区债务余额均有所增加，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地区每年的债务余额都是增加的，2015-2017年债务余额下降的地区分别有18、5、2个。此外，从2014年债务审计到2018年末，债务余额整体出现下滑的地区有三个，财政状况比较好的北京和上海，以及债务规模比较大的辽宁；还有两个地区在2015-2017年连续出现债务余额下滑，即辽宁和贵州，是国内债务率最高的两个地区。
负债率：绝大多数处于预警线以下
地方政府负债率大小与经济发达程度整体成反比，青海、贵州、云南、宁夏等欠发达地区负债率比较高，广东、北京、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的负债率比较低。
结合60%的预警线来看，
2018年仅有青海一个地区超过了60%的预警线；而在历史上主要是贵州地区负债率远超预警线，但在2018年降到了60%以下。
2014年至2018年，各地区负债率有涨有跌，16个地区的负债率整体下降，
下降最大的地区包括经济财政实际较强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也包括贵州、云南、陕西等债务压力较大的地区；15个地区的
负债率整体上涨，主要为债务压力较大的欠发达地区，比如青海、甘肃、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区，负债率较高且GDP规模较小。
此外，还有5个地区，连续4年出现负债率下降，即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和福建；有3个地区连续4年出现负债率上升，即甘肃、黑龙江、吉林。
债务率：每年均有地区超出预警线
2018年，有7个地区的债务率超过100%预警线，分别是贵州、辽宁、内蒙古、云南、天津、青海、湖南。其中前四个地区过去5年均超过了100%预警线，但是均有明显降低债务率的动作，比如贵州和云南过去3年的债务率均在下降，辽宁和内蒙古剔除挤水分的年份，也在持续降低债务率。
但是也有一些地区债务率出现快速增加的情况，比如2018年的天津、黑龙江、吉林等。
2014-2018年，31个地区中有21个地区的债务率是整体下滑的，反映出地方政府比较强的控制债务率的意愿。其中，降低债务率力度最大的地区主要包括贵州、湖北、北京、上海、宁夏（降幅均超过30%）；但是也有几个地区的债务率在大幅攀升，比如天津、黑龙江、青海和吉林，这4个地区的债务率涨幅均超过10%。
地方债务限额：实际可利用空间有限
按照财政部披露的数据
[2]，2018年地方政府限额为21.00万亿，而实际余额为18.39万亿，余额并未超过限额，尚未利用的限额空间为2.61万亿。
按照《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的规定，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得超过限额，但并不限制当年新增的余额超过当年的限额。
从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数据，我们可以发现：
一是，全国范围内的限额空间依旧很大，但是不同地区的限额空间差异很大，实际会被利用的限额空间比较有限。
虽然全国限额空间高达2.61万亿，理论上都可以用于发行地方债，但是不同地区的债务余额同样不能超过限额，而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限额空间差异很大，比如仅北京地区的限额空间就高达4000多亿，上海和广东地区的空间也超过2000亿，但是这些区域财政实力较强，举债意愿相对偏弱。此外，地方债务限额管理可能还涉及置换限额和新增限额的差异，按照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的要求，未使用的2014年下发的置换额度将被收回；而且如果要使用这部分额度，需要用于置换2014年底的存量债务，或者按照225号文转为存量债务的或有债务。因此，实际可被利用的限额空间是比较有限。
二是，仅从2018年看，已经出现了7个地区使用往年限额在发地方债。
比较单个地区2018年的新增债务限额与新增余额，我们可以发现有7个地区的新增余额超过新增限额，意味着这些地区使用了往年的债务限额进行发债，包括浙江、湖南、黑龙江、贵州、吉林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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