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大陆“全国两会”召开，习近平特意强调扶贫工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展望未来，中国大陆只剩下1,600万人处于贫困标准之下，但是距离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仅剩一年不到，有许多障碍仍待排除。
扶贫问题在近期中国大陆“全国两会”期间受到热议，图为3月7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就“攻坚克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图源：新华社）
中共现行的扶贫政策为“精准扶贫”。这个概念源自于习近平在2013年到湖南考察时所提出，旨在检讨过往扶贫政策的不够精细、甚至是粗糙，而树立新的、细致的扶贫框架。
中共实施精准扶贫五年以来，中国大陆已减贫6,600多万人，联合国更曾经表扬中共扶贫的成就，可说是巨大贡献。但整体正向的趋势当中，还是有不够完善的部分，比如“精准”放到了地方，有时候却成为限制或漏洞。
总的来看，可以把现在的扶贫问题归纳为四点。
首先是中共官方扶贫资金的使用。
政府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每年以数百亿人民币的规模增加，今（2019）年成长到1,261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9美元），却常遭人诟病，审计部门更是屡屡发现有扶贫资金闲置、贪渎、懈怠、造假的问题。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湖南省汝城县，身为国家级贫困县，竟举债以4,800万元（人民币，下同）修广场等“形象工程”，其中八根图腾石柱花了120万元、六株银杏树更斥资285万元。其他相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尽管中共一再宣示整饬，却防不胜防，这还不包括金融扶贫发下的巨额贷款，这些贷款的使用也可能需要再检视。
中国的扶贫有很多种形式，图为河北邯郸太行山脉中的“光伏产业扶贫”（图源：VCG）
其次是扶贫考核的僵硬。
考核又会牵涉到干部派任与工作能力的问题，扶贫工作具有高度整合性、需要非凡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对当地产业发展的敏锐度，这种职位放到民间企业，一般都是由中高阶的专业管理人员从事。但在官方，却是最基层的干部负责，有时候派任的干部不见得具有这种高度整合的工作能力，但又必须硬着头皮执行。
再加上目前考核机制仍难以完全摆脱形式主义、填表格、搞指标的影响，不仅对各级扶贫官员的工作造成干扰、还对考核人员树立障碍。譬如云南某地曾经有干部以一天50元的代价向百姓“租牛”放到样板养殖场，应付上级考核；内蒙古自治区更曾发生一年数次“迎检”，而每次需花费20万元的荒谬事，这些皆与考核系统的不够细致、甚至是官场陋习有关。
“护边扶贫”也是扶贫方式的一种，图为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少数民族担任护边员，除工资外，护边员满一年后，家里的牦牛每头每年能有500元人民币补贴，牧羊犬每只每年有200元补贴（图源：VCG）
在中国大陆的贫困地区，常常能看到扶贫脱贫相关标语，图为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洋溪乡安马村寨全屯的标语（图源：新华社）
第三是艰苦贫困县攻关。
剩下的大约400个贫困县，多处于相当艰困的地区，也就是外界一般认知的“三区三州”（“三区”是南疆四地州、西藏和四省藏区；“三州”为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和云南怒江州）。
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啃完这些官方所称的“硬骨头”，除了资金、人员外，还要面临边疆多元的族群关系，尤其是维吾尔族、藏族、彝族等族群，且这也包含游牧生产方式（是否全部推行定居化）、以及气候、地形、交通等环境层面（高原、绿洲、深山）的艰巨挑战。
这些困难的议题，又与中共的民族宗教、教育、交通，甚至是环境保护政策息息相关，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套。
贫困地区的学童教育问题，一直是外界相当关注的焦点，1992年，在山西省静乐县赤泥洼乡羊丈村，学童甚至必须扛着桌凳去上学（图源：VCG）
最后是“返贫”的防治。
这里特别要关注的是现行扶贫的产业模式，是否可以永续经营？有些产业是随个别官员的“运动式治理”，若不能持续经营，有人亡政息之嫌；而贫困农民背负的债务，能否借由稳定的收入舒缓，也是防堵返贫的重心。
还有常常被提到的“因病返贫”困境，而这又必须跟医保、医联体、药品价格等相关软硬件建设相配套，不仅仅是扶贫的问题。去（2018）年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欧洲药厂定价过高导致中国病患迅速赤贫的问题，引起中国民间的巨大回响；现在艰苦贫困地区的医疗设施，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相比，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扶贫、脱贫是中共所力推的“发展权”的核心，因此，若要建构中国式人权体系，首先是须把贫困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而面对并克服这些挑战，建立可持续的、友善的创造收入模式，佐以各种配套政策，“脱贫攻坚”也才能真正的“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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