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达赖喇嘛逃离中国西藏的第60个年头。
60年前,在达赖喇嘛等原西藏宗教贵族阶层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已经达成统一协议的前提下,达赖喇嘛一方担心前途不测和自身安全,导致当地藏民骚乱,及至军事冲突,达赖喇嘛率众逃往印度。由此形成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之间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对峙。在这第60周年时间节点,双方的较量毫无意外地出现新一波浪潮。
西媒争报
在进入3月份之际,达赖喇嘛等流亡藏人与西方媒体联手推出了一些新闻作品。
3月7日,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了对达赖喇嘛的专访,并公开了将其作为新一期杂志封面人物的图片。封面由红、黑、白三色组成,在红色方框内,达赖喇嘛褪去了绛红袈裟上和红润面孔里的红色,仅以非黑即白的两色展示,近乎一幅达赖喇嘛的遗照。
对于已经流亡在外60年,现今已经83岁的达赖喇嘛而言,这样的图片设计确实提供了丰富寓意和想象空间。

达赖喇嘛同时是藏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图源:Reuters)

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支持(图源:AP)

达赖喇嘛被视为被中国迫害的佛教的代表而广受欢迎(图源:Reuters)

达兰萨拉的藏人分为很多阶层,底层生活困苦,有极端化的倾向(图源:Getty)

改革开放后,中国西藏地区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图源:新华社)

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之前,已经认可了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统一(右二为达赖喇嘛)(图源:AFP)
英国BBC则以一篇文章《中国“平叛”和达赖喇嘛出走,其中的必然和偶然》,回顾了60年前发生在西藏的那次事件。文章参考了《红星照耀西藏》、《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真相。
文章提到了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处关键细节称,“由于在罗布林卡布置灯光与布景技术的困难,西藏军区不得已安排达赖喇嘛去军区礼堂看演出”,“按照《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的描述,当时达赖喇嘛身边的官员力阻他去军区观看演出,但达赖喇嘛坚持要去。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达赖喇嘛身边的官员向外曝光了达赖喇嘛的保密行程,于是藏人中流传开‘汉人准备带走达赖’的传言和‘达赖喇嘛已被劫持’的说法,于是大量藏民包围了罗布尔卡,请求达赖喇嘛不要去西藏军区”,“随后局面失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则推出了“西藏特别专题”,更新至3月10日的一篇《洛桑森格:西藏属于西藏人!》。洛桑森格是藏人流亡政府内阁司政,也即这些流亡藏人的政界领袖。这篇文章便是对洛桑森格在印度达兰萨拉出席流亡藏人组织的“西藏抗暴60周年集会”的报道,引述了他对中国治理西藏政策的诸般批评。
综合其他媒体和网络消息,大概在同一时期,散居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一些流亡藏人,还聚集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美国旧金山湾区,法国巴黎“人权广场”、加拿大渥太华、中国台湾台北市等地,游行、纪念和抗议。
3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18年度《人权国别报告》,批评中国政府监控藏人、限制其行动自由,等等。这些指控出现后,很快便出现在一些西方和流亡藏人的媒体舆论之中。
中国怒批
其实对于此次达赖喇嘛出逃或者西媒所指的“抗暴”的60周年时间节点,中国方面也早有准备。
在3月9日,中国央媒新华社英文版发表文章《西藏人民享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权》,介绍了西藏在被中共“解放”之前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农奴们地狱般的人生命运。文章表示,“在旧西藏,仅占人口5%的政府官员,贵族和高级喇嘛几乎垄断了所有耕地,牧场,山区,河流和大多数牲畜”,“农奴主决定了农奴的命运,可以侮辱,惩罚,交易,鞭打,甚至残忍地杀死他们的农奴”,“残酷的折磨,包括刨眼,切断鼻子,剥落皮肤”。
西藏当地党报《西藏日报》,则自3月8日至12日在头版连发五篇同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披着宗教外衣祸藏乱教的政客》。其中所称的“总头子”、“忠实工具”、“总根源”、“最大障碍”、“政客”,皆指已经流亡在外60年的达赖喇嘛。五篇文章的文风也延续了标题的战斗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篇评论文章似乎暗中批评了美国。其文称,“据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判断,西方某一大国在2010年对十四世达赖的援助资金达到‘流亡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一半以上。在舆论上提供传播平台”,“在1959年武装叛乱期间,某国中央情报局不仅派特工帮助十四世达赖逃亡,而且专门训练了从事‘藏独’活动的武装分子,并空投大量武器弹药和装备”。
其中一篇文章还透露,“直接听命于十四世达赖的‘藏独’激进组织‘藏青会’的头目甚至公然宣称:‘恐怖活动可以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当然,在有关达赖喇嘛的话题上,对于诸如此类的指证或批评,正如中国媒体不会播报西方媒体的表述,西方媒体也不会引述中国媒体的说法,或者是各自截取其中一部分并进行符合自身立场和价值取向演绎引申。
还原达赖喇嘛
不过,至少有一个可以形成对比的细节,或许能够说明很多毋庸多言的事情或道理。
新华社英文版的那篇文章说,“随着医疗保健的改善,西藏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35.5岁上升到近年来的近70岁。”这句话里的“西藏人”,应该指的是生活在中国西藏地区的藏人。
而《时代》杂志也提到了藏人年龄的话题,称其“预期寿命为36岁”。此文所指的藏人是生活在中国之外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这意味着他们离开中国的60年后,生存环境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可以想见其背后堪称“恶劣”的生存状态。
事实上,《时代》杂志也没有避讳地对流亡藏人的生活进行了一番描述。这篇文章表示,“大多数居民生活在霍布斯人的生活中。贵族严格分为七类,只有达赖喇嘛属于第一类。很少有平民受过任何形式的教育。现代医学被禁止,特别是手术,这意味着即使是轻微的疾病也是致命的。病人通常用大麦粕,黄油和圣僧的尿液治疗。预期寿命为36岁。犯罪分子截肢并用煮沸的黄油烧灼。由于缺乏可通行的道路,即使是轮子也不常用。”
其实这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也就是如果亲往达兰萨拉,可能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60年前西藏的情景。只不过,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文明的温润,以及全球目光的关注,可能当年的刨眼、割鼻、剥皮的现象已经鲜有发生。
不论如何,达赖喇嘛治下的西藏以及如今的达兰萨拉,都绝非很多人神往已久的理想神权王国。就像《时代》所说,“尽管有‘失落的地平线’传说,但这个王国从未成为精神和农业的乌托邦”。
然而,旧西藏的真相与达兰萨拉的悲苦,未必会影响到世人对达赖喇嘛的尊崇。
《时代》称“达赖喇嘛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亲切真诚的人。他频繁的笑声和凸出的双耳,让他显得可爱和随和。你不会知道他有多喜欢使用的肢体去触碰你。”达赖喇嘛的这种表现,可能解释了他为什么捕获了那么多人的心灵。一些媒体和个人甚至会一直用“尊者”一词代指他。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在提及达赖喇嘛之时的强硬姿态,与之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与西媒争夺话语权之时一直落于下风。
不过在另一方面,在拨开重重光彩和迷雾之后,达赖喇嘛这个人,说了什么,或是做了什么,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离世之后,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时代》的文章提到,“在此后的60年里,世界上最隐秘人群的领袖成为了全球近5亿人所信仰的宗教里最广为人知的面孔”,“毫无疑问,中共希望给达赖喇嘛指定传承是因为中国有2.44亿佛教徒,这个群体人数是中共党员数量的3倍”。
事实上,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可能被这篇文章高估了,主要原因是佛教也是有明显分化的。2010年的普查显示,全世界约有5亿佛教徒,其中仅传佛教地区3.6亿人,南传佛教地区1.5亿人,而藏传佛教地区仅有1,800万人。其中最后的1,80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西藏地区,已经多达60年未与达赖喇嘛接触。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达赖喇嘛离世之后,究竟还能引起多少波澜?这可能已经不是达赖喇嘛和藏人能够决定的,而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幕后的真正玩家——美国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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