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周期当前已经踏在上升的路上：
1）猪周期最为纯粹的逻辑是供给驱动的逻辑，而当前我们看到了供给的断崖式下行。
历史上，生猪存栏缺口较猪肉价格有1年左右的领先经验。这一轮的生猪减栏周期已经维持了近三年的时间，当前不但没有出现回升的拐点，而且近来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出现了罕见剧烈的下滑，其同比增长分别下滑至-17%和-19.8%，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在猪粮比相对合理的情况下，猪瘟带来的被动减栏应该是生猪供应近期剧降的大部分原因。
2）而当上升的通胀预期遇见减少的存栏，猪周期的上行斜率可能还会因此而提升，这一轮猪肉价格可能会出现一轮大级别上升。
生猪出栏也是决定猪价的一部分因素，而猪农在加快出栏和捂栏之间的大部分决策取决于其通胀预期。自去年以来，随着央行降准周期的开启，市场便形成了逐步升温的通胀预期，在此影响下，猪农展开了一轮明显的捂栏周期。
然而，猪周期上行如今不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迎来一轮通胀，猪周期和通胀周期的关系似乎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紧密：
1）猪肉当前可能已经沦为一种吉芬商品。
国人对猪肉的消费可能在2014年已经达到一个历史性瓶颈（人均2.3两猪肉/天）后，其人均消费量一直在缓慢减量，而相应地，国人对牛肉的人均消费在2014年之后则开始加速上扬。这个现象可能映射的是：近年肉类领域的消费可能出现了显著的消费升级，而其跟随而来的现象则是猪肉占CPI的权重不断下降。
2）上一轮的先例同样可能重演。
上一轮猪肉上行周期对通胀的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一方面，猪肉消费越来越高的弹性可能是CPI周期被平滑的关键原因，譬如在上一轮猪肉上行期，猪肉占CPI的权重出现了一次比以往更大幅度的下滑；另一方面，短时PPI的下行同样会通过非食品价格来平稳CPI。由此，我们计算CPI在今年仍然可以大体控制在2.1%以下。
猪周期只是发令枪，其背后的影子周期是金融风险周期，而金融风险周期才是可能推动货币政策出现大幅转向的因素：
1）从规律上看，金融风险周期似乎和猪周期是同步的，但这个现象并非伪相关。
我们可以用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机构净债权去形容金融风险（银行给非银的钱越多，资金的风险偏好就越强）。金融风险周期和猪周期同步的背后是货币政策周期的波动使然：当货币政策放宽时，一方面通过挑起通胀预期的方式降低生猪出栏；另一方面跟随而来的利差扩张现象必然引起金融加杠杆。
2）近几轮周期中，货币宽松的后遗症越来越向金融风险倾斜。
在近三轮周期的货币宽松的尾部，仅2010-2011年剩余流动性更多进入了商品市场，引发了明显的通胀现象；而后的两轮周期，货币宽松的后遗症都是从金融风险这个口子迸发出来。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生猪养殖近些年的产业化、规模化趋势明显，在这个变化下，之前那种农户边经营边投机的模式出现了很大改变，从近年的生猪出栏率连年上升来看，生猪的投机盘在逐步消退；其二，在金融深化后，资金在金融市场吃利差比在实体市场吃价差要来得更稳定，夏普比率也更高。
3）在宽松的货币引发的后遗症越来越多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从二维目标（增长-通胀）转为三维目标（增长-通胀-金融风险）。
当前无论是从直观感受（票据市场、股票市场）还是从我们的风险指标（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来看，金融风险在一轮货币宽松后又开始重新抬头。猪周期作为金融风险的影子周期，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比较及时的提示，但后续需要注意的是：通胀抬头的力度和货币收紧的幅度并不成正比，我们需要同时观测金融风险的变化。
短期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受制于偏稳的融资及边际上升的金融风险，宽松的空间已经不大，而今年下半年，政策的目标有可能从稳增长再度转为控风险。
二、三季度的债市收益率可能维持平稳，上行风险和下降空间都已不大，我们推荐维持中仓位、中久期、低杠杆；而对于产业债来说，短期的信用风险仍然难以得到改善，考虑资质下潜时仍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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