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年度政治大戏“两会”结束后不久，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见了一些中国思想政治教师。从小学到高校，他们所教授的课程在今天的中国被认为是最为枯燥乏味、最为充满政治宣教意味的“冷门”。
中共正统意识形态的构成必须突破既有的共产主义革命叙事，甚至中共实践本身
然而，北京时间3月18日的这场特别会面透露了相当重大的信息——从娃娃抓起，习近平希望将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和观念融入每个人的心理。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公民精神塑造工程，当然同时也是维系中共合法性的 工程。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思想政治）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在这次会面中，习近平定义了这种正统意识形态的三大来源——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不过，在历史上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观念并不是清晰的，更加不是稳定不变的。而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洞开，曾经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下影响遍及每个角落的既有官方信条遭到来自西方观念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混乱”。
在2011年，马立诚，一名社会评论家在他的《当代中国八大社会思潮》中解析了官方所称的正统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外，同时并存的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以及新儒家思潮等。这些背景各异、影响深浅不等的思潮挑战了官方正统观念的地位，在“朝堂”之外的“乡野”拥有自己不同的追随者群体。
它们也会互相影响、融合，当然也会催生新的社会“撕裂”。旷日持久的“左右之争”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看起来达到了顶峰，尽管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思想领域的碰撞同样令人目眩神迷。
一些人试图总结各种思潮的优劣，并改造出一种更具有包容性同时也更为契合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最好能够获得官方的加持，就像当年董仲舒让儒术成为举国信仰一样。不过，当每个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时候，这种共识很难形成。
“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新左派代表甘阳曾经提出的新时代“通三统”看起来似乎是一套系统的逻辑阐述。
但是，这种描述仍然不被很多人所认可。这种论述看起来认识到了中国数千年的儒家传统基色，也涵盖了中共早期“革命”时期的思想结构，也完全呼应了1978年以后中共在“改革开放”至今的新探索。不过，它难以解决的或者说需要检讨的倾向性问题可能更多。
而对于中共来说，正统意识形态的形成本身是基于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中国传统，以及承继苏联暴力革命思想，暴力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而形成的。而其现代性的变异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则是基于这样的现实：
其一表层意义上对前述“革命文化”的半继承，其二是苏式社会主义“解冻”、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的“自我反叛”，其三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触底反弹，其四是中国社会改造的新实践，其五是第二次“开眼看世界”和西学东渐。
但是，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统”，与其说业已形成，莫若说正在寻找凝固剂。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正统观念很难扎根于民间社会，更加无法完成公民精神的再塑造。
而究其原因来讲，则在于生命力、说服力的匮乏。历史的现实是，每位中共领导人虽有用心，但多是政治实践者，却唯独不是理念建构师。而正统观念的塑造从来不是一种功利性的政治话术，更不应该是在“真空”状态下的自我循环论证。
习近平当然会意识到正统意识形态的孱弱所带来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与国际话语权弱势，也曾试图通过“中国梦”等粘合剂消除社会撕裂。
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上台之初对儒家等传统文化的看重，对宪法和法治观念的认同，对西方文化的熟稔程度，一度让人困惑他所谓的正统意识形态偏色——
有人称其毛左，有人说新左，当然也有人说宪政改革派，甚至红色新儒家、民族主义者……他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多变色”也正印证了当下中共正统意识形态塑造的未完成状态和本身内涵的复杂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宣告中国近现代屈辱历史的开始，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共建政前后两个三十年，事实上，今天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改造已经被嵌入一种特殊性的历史场景论意识中。这已经成为习近平对正统意识形态进行官方叙事的源头。于是，所谓正统意识形态便自然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与中共传统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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