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问题上，北京的反击姗姗来迟，但终究还是来了。
3月18日，中国政府发布15,000多字的《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白皮书称自2014年以来，新疆处置恐怖主义团体1,588个，抓获暴恐人员12,995人，缴获爆炸装置2,052枚……
同日，中央电视台播出长达52分钟的《新疆的反恐 去极端化斗争》纪录片，用这种形式向外界澄清新疆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备受关注的新疆“职业教育中心”的真实情况。
3月21日，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3月底将邀请多位欧盟国家驻华大使访问新疆。
在新疆舆论问题上，从“7•5”事件（2009年7月5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爆发的一场大规模骚乱与暴力活动。）中国政府推出的维稳行动到2017年被逐渐关注的新疆再教育营（中国政府称其职业教育中心），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这些多被描绘成“限制人权”的行动，而北京也一直处于被质问的角色。而今天，北京正在做出反击。
进入2019年，在新疆话题上，北京的反攻势头愈来愈猛（图源：央视截图）
中国外宣“失先机”
尤其是这两年，围绕新疆职业教育中心，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饱受非议。2018年8月，16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对新疆“再教育营”拘禁大批维吾尔族人的问题施压中共政府，并要求对参与拘留项目的中共高层官员及企业实施旅行和金融制裁；同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要求中国就被指控“在新疆拘留百万维族人”作出解释；2018年11月，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瑞典等15国驻华大使联名致信中国外交部、公安部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要求会见中共治疆大吏陈全国。2019年2月，在新疆问题上有重要角色，但从未发声的土耳其政府也开始表态批评中国建立“集中营”。
国际政治中有句术语——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其治下的“新疆问题”，因为西方国家，以及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一些穆斯林国家的频繁发声，对北京施压，就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内政问题，而异化为一个切实的“外交问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否认，不希望其他国家在新疆问题上表态太多，但现实已然如此。在新疆问题上将“内政”与“外交”进行切割可能性极低。结合中国政府的行事方式，也不会因为西方的“施压”，就暂停今天包括职业教育中心在内的一系列新疆治理政策。因此，“外宣”就成为北京方面减少西方误解的手段。
但从以上结果来看，外宣这张牌中国没有抢得先机，反而被打得措手不及。
“再教育营”政策是新疆政府2014年开始推行，2016年陈全国到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得到强化的。在2017年前后，只有部分海外华文媒体进行关注。有影响力的西方媒体以及西方政府对于新疆的关心，要推迟到2018年4月份。
但在这近4年的时间里，中国官方几乎未向外发布过关于新疆职业教育中心的消息，而面对海外媒体的关注，北京迟迟未动，不予回应，直到关于新疆“再教育营”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越来越大的讨论，范围扩大到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上，中国政府才再难回避。
然而，已陷入被动的中国并未作出想要“沟通”的反应。2018年4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被问到关于新疆职业教育中心的问题时表示，“新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她也警告美国“不要以任何形式干涉和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内政”。 期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多次联系各级中国政府部门，请求他们就对维吾尔人的待遇作出评论，但未收到任何回应。但中国外交部在记者会上告诉其他媒体的记者，该部门“没有听说”这一情况。
就在中国以“内政”“抹黑”等大而泛之的词汇将外界的疑问拒之门外时，西方媒体的版面上接连出现《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在中国的残酷清洗》、《“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等诸如此类的文章。在美国政界、联合国会议、西方媒体的不寻常关注与讨论下，此时的新疆职业教育中心已然被描绘成“随意关押的‘政治再教育营’”、“进行镇压的‘集中营’”、“实施酷刑的监狱”等等五花八门的样貌。
真正掌握新疆发言权的人没出声，仅凭表象外加猜测者却在国际上塑造了一种颇有市场的“新疆形象”。
中国在新疆宣传上失了先机。
北京“求变”
或是美国的卫星云图显示新疆职业教育中心的面积在扩大的消息太过刺眼，或是联合国的质询太过频繁或是西方媒体的报道太难以让人直视，北京决心“求变”。尽管这种变化大部分源于一种被迫。
在2019年中国全国两会上，新疆代表团面对记者的提问也不再讳言提及“新疆再教育营”（图源：AFP）
被动变主动应是北京外宣上最容易被观察到的一种变化。
在新疆“再教育营”发酵初期，北京从“无回应”到“被动回应”，到2018年8月，北京开始主动回应，9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谈新疆反恐、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在《雅加达邮报》发文解释所谓的“再教育营”，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也曾在英国《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上发文捍卫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10月新疆人大会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修改版，条例中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被正式列入中国去极端化的合法举措。同时，邀请《环球时报》、新华社、央视等媒体，呈现包括社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专访、“再教育营”学员现身说法。在全国两会新疆代表团开放日中，更是点名了首个问及“再教育营”的媒体新华社进行提问。从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先后邀请4批驻华大使、各国外交官、记者前往新疆乃至“再教育营”。不仅是针对“再教育营”的反攻，2018年12月，新疆还推出《美丽新疆四十年》的纪录片，2019年2月邀请30个国家50个政党200名政要向他们介绍新疆的民族发展经验。直至2019年3月发布《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及纪录片。
不仅是举措上更为主动，在对外回应中话语的选择也开始由含糊转为透明，或者说由泛化转为具体。
在2018年8月份之前中国还以“新疆问题是中国内政”婉言闭“客”到“如果你怀着善意、客观公正地报道，你是受欢迎的；如果抱着偏见、怀着恶意而去，我们当然拒绝。”在针对职业教育中心的争论，也由“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营’”“少数境外媒体歪曲报道”等毫无创新性的话术到具体阐述外界好奇的具体情况，甚至不再讳言称“国际上有人称新疆有‘集中营’或‘再教育营’都是捏造的谎言，这些‘职业培训’设施跟‘寄宿学校’一样。学员可以吃清真食品，可以定期回家，也可以随时请假”。甚至在职业教育中心的存废问题上直言“如果有一天社会不需要的话，教育培训中心就会消失。”
如果说更主动的举措与更透明的回应仍很难打破既有的“新疆形象”的话，中国新推出的《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及纪录片中重点强调的中国对新疆的治理是“国际社会反恐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可知
中国对新疆问题的舆论宣传的策略调整已经走到一个话语体系的转变。从西方与北京 “两套话语体系”的缠斗，开始寻找能够融入西方话语体系的“反恐”与“人权”与之展开正面的舆论战。
虽说北京的调整也算来势汹汹，但西方对于新疆问题的批评，从来不是单纯地人权指责，背后是西方人对于中共的“潜意识偏见”，也夹杂部分人推动“疆独”，亦或对中国进行“演变”之心。而北京深谙此理。
新疆的“问题”在哪
正因于此，北京决心要打这场舆论战。
在北京看来，从恐怖主义活跃期进入25个月没有发生暴恐活动的时局来看，新疆维稳已进入稳定轨道，创造了“现在的新疆不仅美丽，而且很安全。无论走到天山南北，还是白天黑夜，人们都不再害怕”的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此时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政策是认可的。但同时，中共的治疆策却在遭受着国际社会的误解乃至“抹黑”，这是难以容忍的。
如果说新疆此前的问题在于反恐、宗教甚或是经济，那么通过打击预防两手抓的维稳之策使得新疆得以进入可以自称为安全的生活环境，在宗教上打击极端主义，推行宗教“世俗化”，宣传民族成果，在经济上加强招商，发展旅游的举措之下，对北京来说，此前的新疆问题或许已不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或者说这个最紧迫的问题已经不在新疆，而是在美国国会、在联合国，在西方国家的想象中。
那么中共现在迫切要解决的正是新疆的形象问题。因为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防止新疆问题被扩大化、敏感化，甚至被别有用心的国家拿来借题发挥。但需面对的是，新疆形象问题的实质不仅是人权问题的中西争执，意识形态还横亘其中。因此，新疆外宣注定是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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