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民主法治中心在湖南”，“佛教源于上古湖湘文化，日本圣德太子前世是南岳和尚”，“法国高卢人源于古代株洲茶陵地区”……正常人想必可以断言：这些胡言乱语，无疑出自疯子之口。但当我得知这些话都是杜钢建教授说的，我傻了
老高按：
三四年前，我读到一连串这样的断言：
“上古的民主法治中心在湖南”
“佛教源于上古湖湘文化，日本圣德太子前世是南岳和尚”
“儒释道都源于上古湖湘文化”
“湖南人是韩国人和日本人祖先”
“禹王在湘西崇山开启夏朝，崇山乃夏朝第一国都”
“法国高卢人源于古代株洲茶陵地区”
“世界最早文明——苏美尔文明来源于湖南高庙”
“湖南道县是东亚现代人起源扩散中心”
“西王母故乡在大湘西”
“日耳曼人源于上古湖湘地区”
“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等西方人都源于中国大西南地区”……
看了这些文字，正常人可以断言：这些疯话无疑出自疯子。
但当我得知，这些话都是杜钢建教授说的或写的，我傻了。
杜钢建不是个不学无术的无名鼠辈。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都有他的专门词条。世纪之交前后，他甚至是“中国宪政研究的领军人物”“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他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首席教授，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现为湖南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学术上他受到完整系统的教育：是人大法律系硕士，当过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学者、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他的学术头衔全部列出来，足足需要五张印得密密麻麻的名片；他主持的国家和各部委社科研究项目，以及研究专著，光把标题、书名全部列出来，至少要列满五页A4纸——其中不乏《外国人权思想论》《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等在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出版的著作。
对了，杜钢建教授是中共十六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是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直接参与设计者之一。他被评为“中国2003年十大意见领袖”之一；2004年被《商务周刊》评为“代表中国梦的100个中国人”之一（那时习大大还没有以总书记身份提出“中国梦”）；2008年获第六届中国时代改革十大人物奖。
还必须要公平地说明一句：杜钢建也不是湖南人——维基百科说他是江西人，又说他“生于安徽”，百度百科说他是江苏徐州人，总之他与湖南无关；
我也应该再公平地说明：杜钢建并不是仅仅甩出上述那些雷人论断，他是有具体的“考证”的：论据、论证，都有。例如他说：法国国王路易斯家族就是来自落氏潞氏家族，法文路易斯就是落氏的转音，落氏也称潞氏，也作路氏，洛氏。等等。
有人就为他辩护：和杜钢建教授接触过，“他是位博学多才、十分儒雅的学者，会多国语言，法学、湖湘文化方面的专家。你不看完他的文章，怎么知道他说的有没有根据？光凭自己主观臆断，未必就能得出正确结论吧？他研究了多少古籍、文献资料才会下笔写文章，估计也只有内行懂”。
但看到“杜钢建研究证明，法国高卢人是中国炎帝的后裔。古代中国有白种人、黄种人和赤色人种。按照神农宪法体制的安排，白阜率领六个国家的白人负责勘测和丈量地球东西极的距离，并制作世界地图……”我很难不将之归于疯话堆里。
说出这些疯话的人，与拥有这样现代法学学术背景和成果的人，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因为什么契机，而发生如此巨大的思想断裂，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脱胎换骨以致走火入魔？
有这种困惑的不止我一人。
自然有人要从政治上找变化脉络。有人说，他是中共十八大那年大量发表惊世骇俗的论断的，湖南一个什么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王佩良博士就吹捧说，杜钢建的课题和成果，“契合了党中央关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势力’的科学论断，顺应了国家领导人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据此，有人会猜测，杜钢建定是投习近平的几个什么自信之好。但我看此说比较牵强，因为杜教授是在2012年的3月开始大放厥词的，我们都还记得，那年的3月正是中共高层权力厮杀斗得天昏地暗之际，鹿死谁手还在未定之天呢。
遇到说不通的问题，就归之为“五毛”“御用喉舌”“中共打手”——这就像中世纪的人们对所有自己解释不了的问题，就一言以蔽之“那是上帝的旨意”一样简单化。对杜钢建为何从宪政、法学转到宣传“人类文明源头在湖湘”，我期待着有人能给出切实有据的解释，而不是仅仅发泄一通对官方宣传的怒火。说老实话，我还真不相信中南海衮衮诸公，会赞赏、会认同、会推动此人的这一通疯话。
杜钢建自己曾在一次会上简述自己的转变过程：
“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外语，在人民大学教的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这个专业。那时候我也迷信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罗马塔西佗的书……经过诸老师（诸玄识）和董老师（董并生）的揭示，突然发现自己被蒙骗了！”
饱读西方先哲名著的学者，怎么会突然发现那全是“骗子”？杜钢建教授语焉不详，我们暂且存疑。
腾讯·短史记栏目发表过很多精彩的去伪存真文章，去年发表了一篇杨津涛的文章，将杜钢建等“语不惊人死不休”宣称西方文明史纯属虚构、猛烈开火的人士，称作“学术战狼”，实在是贴切。这篇文章虽然并没有解答我上面的疑问，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大开眼界！
“学术战狼”们的研究：西方文明史纯属虚构
杨津涛，腾讯·短史记
近日，一本名为《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的书，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作者杜钢建称，人类文明发源于中国大西南地区，后来远古华夏人西迁，开创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网友由此将杜钢建戏称为“学术战狼”。
其实，杜钢建的观点并不新颖。在他之前，早已有人出书“论证”过“古希腊文明是虚构的”、“古罗马文明是虚构的”，乃至“西方文明是虚构的”。
“全盘推翻西方文明史”
在所有质疑西方文明真实性的学者中，何新是最有影响的一个。他在2013年和2015年将博客文章结集，分别出版了《希腊伪史考》和《希腊伪史续考》。
此外，“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2012年）、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欧洲“古典历史”辨伪》（2015年），以及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2017年）等也相继问世，几乎成为一个“学派”。
包括《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在内的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希望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证伪，来衬托中国文明的古老及先进。
图：所谓“光明出版社”并不存在，该书应未正式出版
比如，何新在《希腊伪史考》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
“古代希腊文明至今并没有任何可信的文献学或者考古学的可信的系统历史作为证明。”
“伪造古希腊是一场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从14世纪前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
生民无疆在天涯社区的帖子，后整理为《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出版。作者在序言中痛心疾首地表示：
“数十、上百年来，经掌握话语权的少数文化人的‘不懈努力’。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国人，包括某些专家自己，也以极端卑微和自贱的心态看待、解释这个世界。”
“有鉴于此，我主要借用西方专家的著作说西方的事，专说‘哈洋族’不说的事……我的主题很简单：洋人、华人都是人，我们的祖宗是伟大的。只要我们能好好尊重自己的‘人权’——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这个世界，挺起胸膛，振奋精神，励精图治，中华就一定能自立于这个世界。”
该书第一章即将矛头对准古希腊文明：
“克里特岛是仅8000平方公里、几无耕地的小岛，在刀耕火种的时代，这里可供养的人口最多不过数干人。论证这里诞生过‘高度文明’、强大的‘米诺斯王国’。无异于论证今天的月球是人间乐土。”
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为《虚构的西方文明史》所写的序言，更直接题为《推翻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他称诸玄识此书，
“提供了国内学界闻所未闻的西方史料，全盘彻底地推翻了‘西方文明史’，全盘彻底地为中华文明正名，具有空前的学术意义。诸先生直探要害，整体地否定西方伪史——当今国人文化自卑的主要原因，将极大地有助于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
图：《虚构的西方文明》部分目录
荒唐的“论证”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何新、诸玄识、杜建刚等人是如何论证这些观点的。
何新的《希腊伪史考》是他博客文章的结集，并无任何体系，只是一篇篇短小的博文，如 《西方伪造古希腊史的目的与方法》《古希腊语言与文字的东方来源》《所谓“古希腊哲学”是一个虚构》《希腊作为独立国家是近代共济会建立的》等等。
在书中，何新称《荷马史诗》、“亚里士多德著作”、拜占庭帝国等，都是“意大利共济会银行家和学者”虚构的。他们虚构希腊文明的目的：
“一方面用假古董可以赚钱，另一方面文化上是要为西方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制造一个冒认的假祖宗。”
于是，并不精通希腊文的薄伽丘，将《荷马史诗》手抄本“编译”为拉丁文本。
按照何新的理解，由于《荷马史诗》希腊原本失传：
“后人根本很难知道这部荷马史诗的内容中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属于古希腊可信历史的内容……但是，近代西方和当今中国讲述希腊历史的著作，竟然都以这样一部完全不可信的杜撰作品为信史编写出来，然后让信众们顶礼膜拜。”
图：《希腊伪史考》部分目录
以上推断看上去颇合逻辑，事实上全属臆断。北京大学的高晓枫即撰文指出，现存《荷马史诗》残篇极多，它们被写在古埃及从2世纪至7世纪的“纸草”上。比如大英博物馆编号126的《荷马史诗》写本，内容包括《伊利亚特》第二、三卷，加起来有1000多行。
要想知道现在各种《荷马史诗》译本是否准确，只要和以上所说残篇对照，立刻就能得到答案。何新指控薄伽丘“伪造”《荷马史诗》，是完全无法成立的。至于《荷马史诗》所记的英雄故事，更是从未有学者将之视为“信史”。
董并生、诸玄识等人的几部书，也不比《希腊伪史考》更高明。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全书共九章，前面两章是在何新所论基础上，更加详细地论述了“亚里士多德著作”、《荷马史诗》，乃至古代希腊的两部名著《历史》和《伯罗奔尼亚战争史》，全部为后人“伪造”。其后各章，董并生把西方人假造古希腊、古罗马史的“过程”全盘呈现给了读者。最后一篇结语是《严格来说，西方并无“文化”》。
图：《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在豆瓣只有2.4分
本书共有500多页，这里不可能将其中的荒谬内容逐一列出，只能以董并生对古罗马史的怀疑为例，略谈一下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这本书中，董并生写道：
“仔细考察所谓罗马帝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所谓罗马帝国，也不存在所谓的罗马皇帝。拉丁文‘罗马皇帝’（imperator）一词，实际上意指将军。罗马皇帝所管辖的范围不出罗马城邦。历史上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所谓的古罗马只有故事没有历史。”
由于留存下来的古罗马早期史料很少，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的著作早已有之，董并生大量征引的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即是其中之一。但是随着地中海地区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学者们对古罗马史的怀疑已越来越少。
著名世界史学者廖学盛1995年在《历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即指出：
“一度盛行的对古代作家关于古希腊罗马早期历史的记述持过分怀疑，乃至全盘否定态度的学术氛围，近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在意大利及其周边所作的广泛考古学研究，使人们对过去长期视为传说的罗马王政时代早期的历史，产生了新的认识。”
图：2017年，考古学家在突尼斯发现被淹没的古罗马城市尼波利斯
即便是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成书于1948年），在“早期罗马历史的可靠性”一节的最后，也同样说：
“现代的学术界承认，对文献传统本身的批判和主要的，即史料的综合利用使我们能够确定罗马远古历史的一般进程，虽然并不是细节。”
显然，对古罗马史真实性的怀疑并不新鲜，董并生不过拾人牙慧，故做惊人之语而已。他无视相关考古发现，固守旧说，极大地误导了读者。
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一书尤为大胆，称西方文明是“欧洲神职学者”按照中国文明虚构而来。全书分为5编，共18章，从西方虚构历史的“证据”说起，继而“论证”西方科学与民主都是由中国传入，最后以“文明分合几百年九九归一”作结。
在诸玄识看来，西方科学是在中国文明影响下产生的：
“中华文明的物质与思想的成果，不仅奠基近代科学与文明，而且启迪了现代与后现代。”
之所以中国没有诞生现代科学，则是因为中国古人“担忧人类自毁”：
“他们如此保守和迂腐，与其说是杞人忧天，不如说是悲天悯人；与其说是悲天悯人，不如说是唯恐天诛地灭；一句话，在打破世界与自然之和谐方面，传统中国不敢越雷池一步！”
诸玄识认为，西方的民主思想亦是由中国传来。他在书中说：
“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成为‘民主、理性、平等、人权和无神论’等观念的故乡。”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主导了启蒙运动的政治方向，影响了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
中国的政治文明，随后在西方发生“倒退”。诸玄识说：
“在法国，一方面，孟子思想和民本主义，被偏激化地用于血腥的暴力革命——反宗教、反暴政（18世纪末法国革命，对特权家族进行肉体消灭）；另一方面，忽略其保障民生的部分（为民制产、予人恒产，即社会保障）。法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概言之，欧美文明及政治是中华母体的派生与退化。”
这本《虚构的西方文明》征引了大量中、英文参考资料，看上去较其他同类著作严谨、可信，事实上董并生只是将伏尔泰、莱布尼茨、海德格尔等人称赞中国的只言片语汇集在一起，并大谈“四大发明”、科举制度、中国哲学等在西方的影响，无不属于陈词滥调。
按照现有研究，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对西方启蒙运动确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更不能成为西方文明来自中国的证据。伏尔泰称赞中国文化，也不过是想借之表达个人观点。
另外，诸玄识刻意回避了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批评。如孟德斯鸠严厉抨击中国的专制主义：
“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从而变得更加凶暴。”
在孟德斯鸠那里，中国显然不是法国应该学习的对象。
有《希腊伪史考》《虚构的西方文明史》这样的“珠玉在前”，杜钢建的这本《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也就没什么可让我们惊讶的了。
图：《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部分目录
杜钢建最大的“理论创新”，是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从中国走出去的。比如“古希腊的希克索斯人是夏朝塞种人的一个部落集团，祖先是黄帝裔子少昊金天氏”，古罗马的“鲁佩齐人、法比人和昆克体人主要来自古代中国的羌戎部落”，“春秋战国时期的赤狄白狄构成德意志民族的主要来源”等等。
这些说法完全同现代考古及研究相悖，可以说是荒诞不经，不值一驳了。
战狼式的“新疑古学派”
在何新看来，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都是共济会成员，他们推动的“古史辨”运动，使“中国人在历史文化上的自尊自信自此遭受沉重打击”。于是他撰写《希腊伪史考》，号称要“通过疑洋人之古而颠覆西化精英们制造的迷信”。
如今，以何新为代表，生民无疆（黄忠平）、董并生、诸玄识、杜钢建等，都通过枕戈创建的“大同思想网”联系到了一起。
2017年10月，在《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一书的长沙研讨会上，诸玄识、杜钢建、董并生一起出席。杜钢建在会上发言：
“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外语，在人民大学教的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这个专业。那时候我也迷信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罗马塔西佗的书，我们不仅自己读，自己学，学了还教学生。而经过诸老师和董老师的揭示，突然发现自己被蒙骗了。我晚年突然猛醒，对早年崇拜的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著作开始反省和重新审视。”
图：2017年，《虚构的西方文明史》长沙研讨会上，依次为：董并生、诸玄识、杜钢建、枕戈
2018年4月，大同思想网又在长沙举办了“‘现代人起源与大湘西文明’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出席嘉宾包括何真（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黄守愚（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理事长）、黄石（中南大学教授）等。
对于这个“新疑古派”的著作，绝大多数人仅仅视之为历史民科的一种自娱自乐，不过，由于何新、董并生、诸玄识等人著作不断出版，加之媒体宣传，也迷惑了不少对历史缺少了解、逻辑常识欠缺之人。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
图：2018年，长沙“‘现代人起源与大湘西文明’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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