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两国元首在会谈中一致同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打造更加坚实、稳固、富有活力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法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法之间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不过，随着中国近些年国际地位的上升，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忧虑也随着而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义桅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英国脱欧之后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会上升，欧洲对中国的忧虑和期待并存。
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会随着英国脱欧而上升，而欧洲对于“一带一路”期待和忧虑并存（图源：新华社）
记者：习近平的法国之行颇受外界关注，以马克龙政府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中，对中国的疑问有很多。所以，此次习近平访问法国也被认为是“释疑之旅”，通过加强双方的沟通，打消欧洲的疑虑。
王义桅：从政治体制来看，法国总统的权利很大，甚至可以解散议会，美国政治都做不到这一点。法国的政治体制接近于中央集权，正如法国第十八任总统戴高乐（de Gaulle）所说，“法国是西方的中国，中国是东方的法国”。中法对自身文化、饮食以及语言多样性的自豪心态很相近。法国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它很欣赏中国的文化和体制。
英国脱欧之后，欧洲的局势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即将退位，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也不靠谱，所以西方要有领袖。中国则看重马克龙，他相对独立，而且每年都会访问中国。去年马克龙就访问了中国，作为回访，习近平这一次欧洲之行肯定要访问法国。
另外，英国脱欧之后，法国的地位也变得更重要。法国是海洋第二大国，有着庞大的海外殖民地，非洲就有24个法语区，所以法国也制定了很多标准，但问题症结也就在此。大多数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经济状况都十分不好，民生凋敝。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去这些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自由贸易区，法国就认为“一带一路”动了它的奶酪。
吉布提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1844年法国在这里建了军港，但直到现在吉布提还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寿命39岁。中国来了以后，不仅给它搞开发区和自由贸易区，还建了吉布提到亚的斯亚贝巴铁路--亚吉铁路，一下子就让吉布提的地位提升了。
他们的自由贸易区剪彩的时候，还邀请了周边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负责人去参加，证明它不仅造福于吉布提，而且造福于周边的一系列国家。中国影响力是客观的事实，关键看这个影响力上升，是不是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是不是符合联合国帮助吉布提完成2030可持续发展的议程、非盟的计划。"
日本和美国建设军港这么多年，只有中国建设的军港不仅军民两用，而且帮助当地发展。所以，中国的吸引力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的担忧，因为参与投资的企业中，国企占比较高，所以就有声音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制作债务陷阱。而这种说法的含义似乎是，不要进入中国的陷阱，但可以进入我的陷阱。但中国并没有制造所谓的债务陷阱，以吉布提为例，中国提供在建设开发区等方面时都提供最优惠贷款。
反驳这种观点，吉布提就是最鲜活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真的做得不错，局面的改变显而易见。所以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有了连锁反应。 24个法语区国家中，中国的影响力在吉布提已经体现了，而法国可能还没做好守住下一波的准备。法国之所以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就是因为其庞大的海外殖民地。
在法国的殖民体系中，虽然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但是经济上仍然没有完全独立。邓小平曾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提出如果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是不可能的。所以法国殖民体系中的这些国家还是被法国所操控，而且还是一种纵向控制，有两个法语区的国家，要到巴黎转机才能去到邻国。这些国家资源被完全掠夺，很难发展起来。
中国现在让他们自主发展，提出“三网一化”，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区域航空网和基础设施工业化。这就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命运，相比之下，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似乎有点自惭形秽。所以法国会着急，但这种担忧是从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基于殖民体系维护者的立场。
中国愿意和法国一起开发第三方非洲法语区市场，但法语区的国家都反对。他们认为老殖民者的名声不好，只会剥削。法国最早提出中法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但是没有成就。
因为默克尔即将退位，特朗普靠不住，英国又脱欧，法国就想做领袖。做领袖有两个主要抓手，一是和平论坛，二是关注气候变化。2018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的时候，法国还邀请了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但是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上调燃油税导致黄背心运动，法国政府在巨大民意压力还是妥协了。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法国想主导，但是没有中国的参与它很难做到。所以法国也想借助中国的力量，双方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数字领域，法国也想制定规则 。中国进行新一轮改革开放，金融服务业、保险等行业等领域都有机会。伦敦已经不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欧洲清算中心的领头羊，所以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卢森堡等都在参与竞争。巴黎虽然经济不是很好，但是有政治优势；法兰克福太欧元化以至缺乏独立性；苏黎世不属于欧元区；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国；卢森堡体量太小。所以巴黎想参与分一杯羹，中国新的服务业开放、高端金融证券保险等市场对于法国都有很大吸引力。法国想借助中国来制定标准，树立和平和关注气候变化的大旗。中国也想与法国合作，双方其实有很多合作空间。
记者：不管是对于中国的分歧，还是欧洲自身内部的矛盾，其实原因并不在于中国，而在于欧盟内部。
王义桅：一方面欧洲的国际竞争力在下降，另一方面欧洲内部也不团结，离欧、脱欧这些民粹主义的力量大行其道，但是欧洲内部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替罪羊。
记者：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它最近讲了很多话，表示要推进欧洲一体化、复兴欧洲，都是大规划、大蓝图的东西，可是究竟如何能落实，目前并不能让人看清楚。
王义桅：法国就是这样，（国民性格）太浪漫，说一些空的内容很容易，但落实起来往往不行，欧洲的很多计划落实的时候往往是靠德国的一些务实举措。
曾经德国和法国形成过很好的默契，像原来的萨科齐和默克尔时期，默克尔很清楚法国要“脸面”，所以主意都是德国拿，公开去表述的时候都是让法国来说，给人感觉好像是法国在拿主意一样。这样“一阴一阳”的配合还是比较好的。
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德国受国内政局的影响已经拿不了欧盟的主意了，同时法国也不让德国去拿主意了，从原来的默契配合变成了法德竞争。
欧洲国家的党派也是一样，马克龙所属的政党就是典型的“不左不右”，欧洲传统的左中右格局被打破了，要么是一些不左不右的政党，要么就是民粹主义的政党。
现在欧洲困难就困难在这里。首先，欧洲在目前的全球转型中感觉“不灵”了。欧洲此前经历的转型，不如工业革命，那时候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享有规则制定权。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规则制定权逐渐来到美国手上。到了现在新兴的工业革命4.0时代，“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欧洲原来的制造业太发达，以至于它不那么重视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甚至搞出了一个数据保护条例。
本来欧洲搞的单一数字市场是一个很重要成就，原来四大流通自由，即商品、劳动力、服务、货币流通自由，如果加上“数字”作为第五大流通自由，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网络安全之类的顾虑，又搞了一个网络数据保护条例，实际上对欧洲有不小的伤害，在数字经济层面欧洲干不过中国和美国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和美国毕竟是两个主权国家，中国有非常强有力的领导体制，美国是私有化非常发达、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时还有联邦体系。这让中国和美国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优势，而欧洲在这两方面的优势都缺少。
第二方面，欧洲在制度层面的边际效应在递减。由欧洲确立的自由民主的制度确实很好，中国在中华民国时期也学了那套东西，比如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除了传统的三权，还另外加了监察权和考试权。但现在的问题是欧洲，甚至整个西方世界，制度层面老是不创新，甚至可能连观念上都已经不行了，自由、平等、博爱现在反倒成了最伤害欧洲自身的东西——难民问题来了，博爱、平等、自由的那一套还有实际作用吗？
而且过于自由带来的结果，比如在法国，一半人都不结婚，导致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大幅下降，欧洲的那套价值观念正在成为自身的束缚。另一个例子是，为什么欧洲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上发展的不是那么好？本来德国的人工智能是很先进的，就是因为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太厉害，什么都要隐私，所以欧洲在电子商务、支付移动上就很难做起来。
这还是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过去是先进的东西，现在成为欧洲在新兴领域里在制度上、观念上的负担。欧洲现在想要制定新的普世价值宣言，要把人工智能、数据保护和隐私权保护放到新的普世价值宣言里面去，但是现在欧洲没有能力去单独制定普世宣言了——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欧洲算是领先的，大家都听你的，现在你还想制定规则，那是开玩笑。
一般来说，美国、中国的创新能力很强，欧洲依仗的是规范、规则与标准的力量，欧洲掌握这种力量来自于工业革命的历史。可是今天的欧洲，既没有市场，也没有创新，还想制定标准，显然不可能了。
前不久在迪拜召开的世界政府峰会上，我碰到马克龙政府一个专门负责网络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官员，他说我们要在这一领域制定规则，我说请问你们有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企业吗？没有。你有自己的搜索引擎吗？没有。那你要怎么制定规则？当然我这话会有点打击他，但事实是，如果你没有把新技术掌握到自己手里，你就受制于人。本来欧洲国家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美国方面一施加影响，欧洲就很难受。这就像韩国在军事上不能自主，一个萨德问题就能“撕裂”它。
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过去这些年欧洲通过一体化确实能够很大程度上实现“联合自强”的问题，实现单一市场的目的，但是现在看来仅仅是一体化已经不够了，更何况现在欧洲的一体化还遇到困难了，早在2005年法国国内就已经用全民公投否定了欧盟宪法条约。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巨型国家崛起的世界。中国有14亿人口，8.2亿网民，光是网民数量就比美国、欧洲的人口加在一起都多。过去欧洲还可以凭借“质量”，并不担心中国的“数量”。而中国现在又有“质量”又有“数量”，情况还能和以前一样吗？
前不久我参加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大会主席就说了一句话，说在欧洲只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小国，一类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小国的国家。要理解他这句话，可以以德国为例，德国可以算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了，但是人口才不到8,400万；可是在中国，光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就有9,000万。中国每一年产生820万大学毕业生，还有500万的中专毕业生生，这些可以承担各行业工程师的潜在人员数量加在一起，比美国、日本、德国一年新增的工程师的总和还要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今天的教育水平不会比发达国家差到哪儿去。华为公司为什么这么厉害？华为有1.9万名员工，其中搞研发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创新性强，干活又勤快，所以华为能有2000多个专利一点不奇怪。
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大多曾经有殖民地，可以凭此享受很多福利，因而有优越感，可现在的局面已经撑不住那么多东西了，可以说是前有狼后有虎——前面有美国，那种程度的创新它肯定赶不上了，中国现在体现出的创新能力，欧洲发现居然也没法超越了，所以欧洲现在有一种焦虑。
欧洲原本奉行的是康德的那套东西，崇尚规则，现在回到霍布斯的状态了。其实很正常，如果没有实力，特别是没有硬实力，还怎么搞软实力？随着美国、中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没人听它的了，所以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很尴尬、很郁闷。欧洲以前是通过美国、通过一个塑造出来的“西方”来领导世界，你说它货真价值也好、狐假虎威也好，终究是管用；现在美国也不太顾及欧洲了，主张“利益优先”；以前欧洲总期望中国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融入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现在看来似乎也不是欧洲人所想的那样，所以欧洲现在特别焦虑，甚至有点要失去自信的趋势。
而这种情绪表现在外面，是欧洲对美国很失望，对中国也很失望——美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强制转移、国企补贴等方面对中国的抱怨，欧洲国家一样有很多抱怨——对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欧洲本来就看不上俄罗斯。所以欧洲国家现在看世界特别别扭，看谁都不顺眼，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情结特别明显。这是欧洲在心态上出了问题。
记者：欧洲已经到了必须重新审视自身角色的时代。
王义桅：但是在民粹主义的盛行的情况下，很容易把矛盾转嫁到外面去。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子，“不是我不行，是敌人太狡猾”，民主党、共和党在各种议题上吵来吵去，唯一的共识就是对付中国。
欧洲内部也一样。对俄罗斯的态度，欧盟内部就没有办法形成共识，因为有些国家觉得俄罗斯没这么大的威胁，有些国家认为俄罗斯依然是威胁。至于对中国的态度，有些欧洲国家觉得与中国合作是个机会，但是欧盟总体上还是对于中国有害怕的情绪，认为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这种观点目前相对统一，我在欧洲参加过的几次学术会议，欧洲学者会直接说“我觉得中国已经不怕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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