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孩子为何还在唱我们的儿歌童书更惨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啊啊啊，黑猫警长”“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看完以上，你是不是已经忍不住唱了起来。这几首经典儿童歌曲，分别诞生于1963年、1984年、1992年。几十年过去了，大家还在唱。

3月21日是春分，还是“世界儿歌日”。1976年，在比利时可诺克两年一度的国际诗歌会上，将春天到来的第一天确立为“世界儿歌日”。今年的这一天，“嘹亮童声·唱响未来”新时代儿童歌曲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开始前，会场循环播放着这些经典儿歌，最“年轻”的也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

为什么今天的孩子还在唱着几十年前的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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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蒋小涵曾是一名著名儿童歌手，演唱过《海尔兄弟》等80后90后耳熟能详的歌曲，陪伴一代人成长。直到今天，还经常有人跟她说，“我女儿在学校演出时唱的是你的歌。”

蒋小涵记得，自己小时候唱的歌绝大部分都是当时的新歌。而最近刚刚升级当妈妈的她却发现一个问题：从宝宝一出生，她就在精挑细选给孩子听的儿童歌曲，然而“低幼孩子的中文曲库特别匮乏，问了早教中心的老师，他们也说英文儿歌比较多”。

“嗒嘀嗒，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小喇叭》开播于1956年，陪伴三代人，至今仍在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主持人代代介绍，现在《小喇叭》一期30分钟，固定5~6分钟播儿童歌曲，还会有不定期专题做儿歌，对儿歌的需求量很大。然而《小喇叭》的主持人告诉代代，现在儿歌曲库太少，找不到好的新儿歌。

在几十年前，著名词曲作者为孩子写歌的情况并不鲜见。已故著名作曲家潘振声，曾创作了《一分钱》《好妈妈》《春天在哪里》等流行数十年不衰的儿童歌曲。《一分钱》就是在1963年全国“学雷锋”初期，由《小喇叭》节目组拨出专门经费邀请潘振声创作。

北京电视台少儿节目《七色光》开播于1988年，有一首传唱至今的同名主题曲，“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的光彩……”词作者是著名词作家李幼容。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他也是《珠穆朗玛》《金梭和银梭》等一大批著名歌曲的词作者。

李幼容坦言，现在创作儿童歌曲从经济效益来讲，几乎没有，有时候还得自己倒贴钱，“好的儿童歌曲作者要做到思想、生活、技巧的完美融合。有了词，还得有曲，还要有人唱，要有发行、传播……专业作者不去做，业余作者做不到”。

著名作曲家沈尊光也直言：“现在专业的词曲作家很少写儿童歌曲，唱不红，也不挣钱。”

事实上，从数量上看，新创作的儿歌并不少。2007年，中国音协联合多部门组织了一次儿歌创作大赛，征集到7000多首歌曲。然而，就像沈尊光说的，“不是歌不多，是好歌不多，传唱寥寥。”

大约10年前，蒋小涵作为评委参加一个少儿歌手大奖赛，听了一大批少儿歌手精心挑选的歌曲。她发现，很多曲目都是新的，但都特别难唱——旋律复杂、音域宽广、歌词宏大。“这真的能唱到孩子心里去吗？”蒋小涵说，“当然也可能因为是比赛，要凸显唱功。但普通小孩没法唱这些歌，写得再好，也只能在很有限的圈子里自娱自乐。”

“歌曲对孩子的成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别的艺术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从用户体验来说，我希望词曲作者能创作更多比较简单、能在演唱中感受到纯粹快乐、符合孩子生长发育的歌曲。”蒋小涵说。

潘振声曾说，一首好儿歌往往能深刻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甚至一代人的成长。而一首好的儿童歌曲应该运用儿童语言，不能做作。如果过分强调“寓教于乐”，导致有些作品“教”多而“乐”少，缺乏童趣和童心，用成人思维代替儿童思维，孩子们也不愿意唱。

什么样的儿歌不会过时？李幼容说，写孩子的情感，比如与母亲的感情，写幼儿题材，比如小花小草，都是永恒的。“《七色光》要反映改革开放后中国儿童的健康成长，尽管有一定政治性，但全篇用的都是鲜活的形象——七色光。歌曲是要唱情的，一定要写出感情，杜绝标语、口号、概念”。

李幼容介绍，给孩子写歌很难，每个年龄段有不同的要求，音高音低都不行，歌词也要符合不同年龄孩子的理解力和喜好。

如果统计近年来孩子们传唱最多的一首新歌，《小苹果》一定榜上有名。词曲作者王太利认为，孩子对歌曲的接受度非常高，并不一定都用低幼语言，“只要好听的，小孩就喜欢”。就像过去很多经典儿歌都是动画片的主题曲，因为动画片的热播而风靡全国，王太利觉得，儿歌本身也可以做成IP，使其成为一个音乐序列，“有过把《小苹果》打造成音乐剧的想法”。

对于流行歌曲在孩子中的传唱，李幼容持开放态度：“这只是一种形式，只要内容好，就是好的。流行歌曲有自己的优点，比如口语化、生活化，张扬个性，贴近年轻人情感，这些都是值得提倡的。”

其实，不仅是流行歌曲，儿童歌曲也可以是民谣、摇滚，形式不重要，关键还是唱出孩子的心。李幼容说：“儿歌对孩子来说是美好的回忆，童年留下的声音和生命一样，无法重复，等到了中年、老年，再回过头来听，就能回忆起当时的生活，这是很幸福的事情；对国家来说，留下孩子的歌声，也就留下了孩子在那个年代的形象和感情，用歌声来记录历史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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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长眼中的国产童书：故事没劲、三观成谜、文字粗糙、绘图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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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开学了，老师在家长群里公布了二年级下学期阅读课的书目。

连同上学期书目，我看被列为“必读书”的，除了一二本“国学”，剩下的都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绿野仙踪》《木偶奇遇记》《爱丽丝漫游奇境》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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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孩子没有读着安徒生长大？

国货居然这么少？一时间我有点迷惑，毕竟，孩子就读的小学一直在狠抓传统文化，甚而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以考级的形式，背会480首古诗（80首/年）。但是，转念再想，也不奇怪了：“国产童书经典”，真是个稀有品种。

其实，这个判断在我而言，属于“二次确认”。去年秋天，我重逢了一位失联已久的旧同行兼老校友——十多年前，她和我同期同批进了同一家少儿出版社，不过我只干了三年就转了行，而这位师姐则一直任职少儿读物编辑——这回再见面，我请她推荐些新的国产童书，没想到，她的第一句，就是反问：“一定要读国产的吗？”

我再三确认，师姐才勉强报了几个人名书名，然后，不甘心，又补上了一大把的翻译品类。她说，国产儿童文学自己“看得少”“不太熟”。可我也明白了，看得少，无非因为好看的少。不过，安徒生、林格伦、罗尔德·达尔、J.K.罗琳写得固然精彩，但诸如我这样的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可以多领教一些原装的中文、多享用一些身边的故事。

话说回头，其实这些故事也不能说没有。相反，拜近些年的出版繁荣所赐，童书尤其景气，国产少儿读物的品种和码洋都在创新高。然而，捡起孩子在同学、亲戚那里看得津津有味的一些书，我自己却很难消受。不妨刻薄地说，它们的毛病全一样：故事没劲、三观成谜、文字粗糙、绘图拙劣。这四款毛病，只得其一都让人受不了，然而我们的很多童书常常一样不缺。

一度我怀疑是不是自己视野太窄，所见太少，大概是错怪了，所以见到专业人士就立刻请教，可是这位师姐的反馈说明，或许我并没有错。

中国儿童读物缺乏想象力、不好玩、不美，尤其是说教意味每每浓得化不开，由来已久。

记得我年少时，读着姐姐（70后）留下来的《新来的小石柱》《小灵通漫游未来》《小布头奇遇记》等等，虽然也觉得不乏精彩，可即使在当年也发现了，这些书里充满了太多异样的质地：那些硬邦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气息。如此这般的东西，怎么能和罗大里、凡尔纳，以及金庸、古龙、梁羽生争锋呢？又怎么指望它们能传之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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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新来的小石柱》吗？暴露一下年龄吧

属于我们80后的读物呢？那些《孙悟空勇斗霸天虎》《葫芦娃大战魂斗罗》之类的“硬核朋克”，口味之重，于今只适合永远封印在时间胶囊之中。而另一个“朋克”郑渊洁，诚然风靡一时，但似乎因为其叛逆气质，并不容易被列入相关推介书单了。至于剩下的那些不朋克的，绝大多数其实和《小石柱》相差不远，说教且寡淡，留在故纸堆里，算不得太委屈。

再之后，直到今天，情况也没有本质上的改观，配得上“经典”，或者说被权威认定为“经典”的中国儿童读物，除了《没头脑和不高兴》等寥寥几种之外，真谈不上有多少。反过来，为什么《洋葱头》《丁丁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夏洛的网》《玛丽·波平斯阿姨》《查理与巧克力工厂》或者《灌篮高手》等等就具备了超越时间和国境的感染力？——不仅因为它们有曲折动人、热闹幽默的故事，更在于它们将孩子平等视之，传达的是自由、宽容、真诚的观点。换而言之，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听得耳朵起茧的“现代化”为精神内核，才让这些童书变成了一部部的传世之作。

王尔德《快乐王子》也是入选过课本的经典

这些年我们走在大街小巷，会看到很多的宣传画。有意思的是，这些用以反映“孝道”、“节俭”、“勤劳”、“善良”等传统美德的画作，九成以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画面之内，总是一个田园牧歌的乡土世界，人们在此间耕作、丰收、团圆、嬉戏……然而，在这方天地里，不存在拖拉机、看不到摩天楼、当然也没有手机电脑、飞机高铁。

这些当代桃花源，无疑代表着国人的乡愁，代表着我们对蒸汽机直到计算机那发自心底的不信任（否则，权健和女德班又是怎么粉墨登场的）。

大概，“现代化”，的确与我们存在某种兼容不良。从根本上说，恐怕这才是我们的文学、音乐、美术、影视山寨多而良品少的原因。

当然，在另一方面，当年的我们也有过海量的工业文明宣传画，那些铿锵的、激烈的、革命的西式肖像画和美术字，和《新来的小石柱》一样红极一时，遍布祖国山河。不过，它们也和小石柱一样，早早就淡出了主流视野。

其实，50年代经典动画《小鲤鱼跳龙门》就有工业时代印记

要不是在新的社交媒体上，这一个个坚毅结实的红色民兵、炼钢工人、纺织女工，被PS上了新的台词，在公号文章里变成表情包，他们也必然会像小石柱、小灵通那样，消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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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漫游未来》，叶永烈著。该书是中国十年动乱后，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原创科幻小说

这种沧桑巨变有一个特别鲜活的样本，那就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及其作品。在计划体制下，以不惜人工、不惜成本为代价，上美影缔造了世界电影史和世界美术史上空前的“中国动画流派”，尤其是水墨动画，成了当时中国影视文化制品中出口海外的唯一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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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水墨动画经典之作《小蝌蚪找妈妈》

80年代的经典动画《九色鹿》

然而，一切终归昙花一现，产品和技术，如今都已消亡不再。

取而代之的，是粗糙、蹩脚、灌水的各路A货。在这些后起的中国动画片之中，我们找不到多少中式的美术、中式的哲思（当然，中式的说教倒是从来不曾缺席）；不过，在它们得以被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里，自然又布满了典型的中式特色。

国产童书的问题也一样。

文学界所遭遇的创作困难，儿童文学同样绕不开，甚至会更棘手。就像给大人的读物里，我们擅长武侠、言情，而短于科幻、推理，童书所需要丰沛的想象力，往往也是作者从先天起就不足的。

而我们的近当代史又像多级火箭一样，一节节被爆燃、一节节被抛弃，也让创作者左支右绌，定不了锚点：王子公主没机会出场，妖魔鬼怪不可以现身，种种特殊的时代也无法成为创作背景。即便是世俗的日常，也由于我们现代化、城市化的时间太短，很难找到足够普世的、隽永的切入口。所以，给孩子写书，甚至是比大人写书更难的难题。

而且，最关键的是，重视对儿童的思想驯化，是我们这里自古有之、甚而在当代还更变本加厉的传统。鲁迅总结他那个年代的书是“吃人”，而夫子如果还健在，恐怕从今天的国产童书里看出的，无非就是“听话”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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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等到“孩子”变成了一门大生意，更多的乌烟瘴气随之而来，少儿出版当然也不会是净地。其实，品质平庸都不算罪过，就当是吃垃圾食品过了嘴瘾。但是，有些所谓的名家名作，耍的实则是一套如今被称之为“洗稿”的打法，国外经典童书的设定及情节，被拆分、转码、杂糅到了新的躯体之上，这种爆款，实属欺诈。尽管比起抄袭泛滥、粗制滥造、以骗取补贴为目的的国产动画来说，童书领域没有那么嚣张粗鲁，但虚伪之处，更显恶心。

在街头宣传画上，孩子们都笑容满面，不戴眼镜，不写作业，母慈子孝，其乐融融，三代同堂的家庭，总在享用绿色无公害的自产粮食。犹记旧时，宣传画里，资本家、坏分子等等象征资本主义之罪的蛀虫、坏蛋，在正义的铁拳面前总是无可遁形，必将遭到秋风扫落叶一般的严厉制裁。

可惜，现实并不总是这样。

中国孩子不可以输在起跑线上，与此同时，这条跑道上，无论奶粉疫苗文具午餐……这一个个神鬼莫测的关卡下，娃娃们生存不易。

苏东坡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卢梭也在《爱弥儿》里鼓吹不该让孩子阅读，而《童年的消逝》则说，“童年”本身就是印刷术诞生以后才人工炮制出来的概念。可是，孩子天生好奇，读书是他们认识世界、理解人生最简单最便利的办法，也是他们躲避现实严峻，在长跑跑道上稍事消息的补给站。

可是，关于此时、此地，我们却没有几本好书可以给他们。这其实是另一种的粮食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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