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12月公布修订版《公务员法》后，已直接掌握全国人事大权的中共中央日前又以单独名义披露了一份《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而如果更宽泛地说，从2018年下半年中国国务院机构大改革确定人员编制，到进入2019年中共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命工作条例》等整顿用人秩序……一系列迹象表明，在惩治贪腐的大规模运动后，中共着手在整个官僚体制进行制度性改革。
中共一直在与千年难题进行战争，有成功有失败，至今依然（图源：Reuters）
而有理由相信，这一动作已经并非对某些官员的定点处理，而将会波及超过700多万（2015年数据）的公务员群体，甚至超过4,000多万以“吃国家财政饭”的党政事业单位人群。
1949年以前，中共尚未建立全国性政权，从某意义上“革命政权”的职能和结构是较为简单的，而担任职务的党政官员中完全脱离生产活动赖财政而生存的比例是有一定限制的。然而，随着中共取得全国性的统治权，这一庞大的国家政权急速膨胀，甚至延伸到每个村寨、每个街道，完全脱产的党政官员人数必然水涨船高。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
党政官员的“脱产”，一方面造成了财政开支的快速增加（这在一个完全将国家生活资料纳入配给制的“全知全能”政权中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这造成了所谓“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孳生。
对于后者，中国历史上曾经建立了世界上最为精致有效的文官体制，通过世袭制、举荐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尤其是自隋唐奠定的科举制，将国家统治急需的人才源源不断输送到这个政权机器中服务。中央政府设置了完善的官员任免和监察制度，六部之首的吏部多下设吏部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掌管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外有御史台（宋代“台谏合一”）“纠不当者，兼纠弹之”。
然而，从本质上看，这一官僚体制虽然完备、高效，堪称现代文明社会到来前典范，但也暗含了本身难以克服的人治弊端，政权之安定与整个吏治的环境唇齿相依。
所以，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也曾在党内的历次整风运动将矛头瞄准官僚主义。这种对官僚主义的憎恶发展到最后，被认为直接触发了毛泽东在晚年决意发起“文化大革命”，以“不断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为指导，发动红卫兵夺权、铲除资本主义当权派，试图彻底摧垮正在成形（在他看来已经形成）的官僚阶层。当然，这种极端的措施被证明这不是在摧毁官僚，而是在摧毁草创不久的中共政权。
文革末期，中共各级政权体系逐渐恢复，但是它发现当年毛泽东的憎恶和忧虑并不是完全多余的，随后的中共越来越需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在苏联因为僵化的官僚主义在统治精英中蔓延，最终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之一后，中共受警醒，也在不断寻找克服官僚体制弊端的途径。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公务员队伍虽然早已形成，但是公务员制度的标志则是在1990年代由中国最高行政机关发布的公务员暂行条例。
中国在过去的40年间，从一个封闭僵化的国家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传统的政权体制面对这股洪流中的冲击，早已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改革，而公务员本身则更是经历着不断的新陈代谢、知识迭代。
中共宣称建立服务型国家，分两步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的直接反映就是因应现代国家精细管理和权责分明要求的吏治体制建立。
1948年，后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7篇文章回应李约瑟的提问。32年后此书再版，其弟子孙越生在一篇序文中总结道，历代各国整治吏治成效不同，大致可分为五个层级：
其一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
其二惩治贪官污吏，即当着官吏的劣迹被人发现，引起公愤，造成统治不稳时，杀一儆百，以平民愤；
其三，有意识地实行一套自我调节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其四，对君王百官的权力从体系外部而非内部加以强制性的限制，即所谓君主立宪制；
其五，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以法治取代人治。
也即是说，解决吏治流弊，终极不是消灭官僚体制本身，而是如何将权力关在笼子中，权责对称，各司其职、各归其位，而这也只有“法治”才能做到了。从此意义上，从反腐到立法，大概人们对中共近年动作理解得更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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