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王力雄·

- 8 -

前 言

…… 新疆……写下这两个字让我颇费踌躇，它是中国现实领土六分之一面积的称号，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两千多万人民时刻挂在嘴上的名称。但是当我在头脑里面对这本书的可能读者时，会浮现我在波士顿经历的场面。那是一个关于「族群」问题的研讨会，到会的有藏人、蒙古人、台湾人，还有大陆汉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维吾尔人代表，该到场的肯定不能算完整。当会议已经开始，才有一位维吾尔人从德国姗姗来迟。他的第一句话是向与会者宣布，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绝参加会议。

新疆……一旦进入某种场合，就从一个地名变成包含很多难题和对抗的历史。什么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释是「新的疆土」。但是对维吾尔人，那片土地怎么会是他们「新的疆土」，明明是他们的家园，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对占领者才是「新的疆土」。维吾尔人不愿意听到这个地名，那是帝国扩张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时是当地民族屈辱与不幸的见证。

新疆即使对中国也是个尴尬地名。既然各种场合都宣称那里自古属于中国，为什么又会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学者绞尽脑汁，把「新疆」解释成左宗棠所说「故土新归」，却实在牵强，那明明应该叫「故疆」才对，怎么可能叫「新疆」呢？何况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经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过，只要谈那片广阔土地上的事，总得用一个名称。最终我还是用了「新疆」，除了是一种现实的不得已（即使是东土人士谈具体话题也难避免用「新疆」），其实也能让双方都从中各取所需维吾尔人能以此证明他们的土地是被中国所占，中国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归属。

用这么多篇幅，我的目的不是仅为说明选择地名的困难，而是想说明新疆问题的复杂。仅地名就已存在如此纠葛与对立，揭示新疆问题全貌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本书写作的起点，应该是一九九九年。那时我刚出版《天葬西藏的命运》。再写一本新疆问题的《天葬》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没有在新疆入狱，那写作应该会按部就班地进行，书也会在几年前就已问世。不过那样写出的书一定和这本不一样。它会像《天葬》有个面面俱到的框架，居高临下地概述，力图包容新疆问题的全貌。但是当我被关进新疆的监狱，被勒令从此不可再触碰任何官方资料，使我不得不放弃框架式的写作。新疆问题的真实信息几乎都被封闭在

- 9 -

官方数据内。没有官方资料，框架是建不起来的。

不过这却可以算作一种成全。入狱使我更深地进入了新疆的情景。当我准备继续写这本书时，已经变得踌躇渐多，不再觉得有资格搭建框架和居高临下地概述，更不敢轻易给出结论。入狱是这变化的转折点。当监狱之门在我身后锒铛上锁，进入新疆的另一道门却悄然打开。那道门内的新疆不再是文件、书本和信息中的符号，而是真实的血肉、情感乃至体温。我与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从此有了脉络相通、呼吸与共的感觉。

于是，我不再为缺少官方信息而遗憾，也不再认为那是缺陷。信息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没人能比统治者得到更多信息，却不能说统治者了解了事物真相。历史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过了一辈子的殖民者，又何尝懂得那里的人民？我写新疆，重要的不在罗列信息。哪怕是掌握最核心的官方秘密，价值也不如去展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愿望。

这无疑非常困难。不错，在新疆境内，每天都可以见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孜别克人……作为一个汉人，你可以跟他们打交道、做买卖、讨价还价，也许还可以开个玩笑。但所有这些都不意味你能进入他们内心。在汉人面前，他们把内心严密地包藏起来。从一九八○年，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五次翻阿尔金山，三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那虽然花费很多时间，耗费不少资财，但却比看见一个维吾尔人的内心要容易。可以说，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即使在维吾尔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也只能出入汉人圈子。不是我没有接触他们的愿望，是他们不接纳。每天在眼前掠过的维吾尔人，仅仅是街道或巴扎（维吾尔语：集市）上的影像。

至今，我未见任何汉人研究者真实展现过维吾尔人的内心。中国官方近年对新疆研究投入很大。众多官方研究者有权看文件，了解机密，见的人广，到的地方多，却唯一做不到打开维吾尔人的心扉。对此，海外维吾尔人的发言并非可以全部弥补。他们可以讲新疆境内没人敢讲的话，但是并不完整。角色的对立使他们的话语与中国官方泾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现的往往是政治姿态和组织立场。而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在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内心想什么。在我看来，能听到一个维吾尔人的心里话，绝对胜过读一百本外人写新疆的书。

如果没有新疆入狱，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穆合塔尔是我的同牢狱友。在今日中国，能让维吾尔人接纳汉人的地方，大概只有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那次入狱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

这本书的内容是在不同时间所写，但都和穆合塔尔有关。第一部分是我离开监狱后的追忆，记录了我被捕经历，包括与穆合塔尔的相识。

- 10 -

第二部分是我出狱后四次重返新疆的经历，是根据当时的旅行日记编写。四次我都和穆合塔尔见了面。新疆对我的吸引，穆合塔尔已经是主要因素。那四次游历几乎覆盖了整个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没有机会自己游历新疆的读者，不妨利用我的眼睛，尽管走马观花，却至少是了解新疆的基础。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重点我对穆合塔尔的访谈。那是按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除了理顺口语，基本保持原貌。你会如同坐在我的位置，倾听一位维吾尔人敞开心扉。那席话将会带你直接进入新疆问题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我对新疆问题的思考。写在我给穆合塔尔的信中。虽然被放在书的最后，却不是结论。本来计划等待穆合塔尔回应，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再出书。但是关系到维吾尔民族命运的话题，光靠写几封信是不够的，需要由穆合塔尔写出自己的书。

我为此书致谢的人可以开出长长名单，然而还是像以往在中国境外出书一样出于安全考虑无法公开。我只能心怀感激，默念名单中的所有名字。排在最前面的当然是穆合塔尔。原本我用××××代替他，但是显而易见，那不能让需要防范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只能让对他无害的读者不知道他是谁。从这个角度，公开他的名字不会更有害，也许还能对他多一点保护。

不过我仍然心存忐忑，祈求这样做不会是一个错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梦见，我和穆合塔尔又坐在同一间牢房。不过我们已经没有恐惧，没有忧伤，好像那就是该有的命运，只是安静相对，等待把牢底坐穿的一刻。

二○○七年一月十八日 北京

- 11 -

相逢穆合塔尔

----追记一九九九年新疆遇难

- 12 -

研究新疆问题

一九九九年，正是诺查丹玛斯预言「恐怖大王从天而降」的那一年，我在寒冷的一月进入新疆。

我要讲的故事都是在新疆发生，因此在故事开始前，有必要先把新疆情况做个概述。新疆全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位于亚洲的中心、中国的西北，面积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对数字没感觉的人可以这样比较：新疆的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六个半英国；甚至新疆的一个县若羌，面积也接近六个台湾，十个科威特。

新疆有三座主要山脉，北部的阿尔泰山是与俄罗斯，蒙古以及哈萨克斯坦的自然边界，南部的昆仑山形成与西藏的自然边界。一千七百公里长的天山山脉则把新疆分为南北两半，习惯上称天山以南为南疆，以北为北疆。北疆有准噶尔盆地，南疆有塔里木盆地，新疆以此被概括为「三山夹两盆」的地形。其中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二千一百公里的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

二○○四年，新疆人口将近二千万。九百万人的维吾尔族是最大民族，占新疆总人口的46%；汉族七百八十万人，占总人口近40%；哈萨克族人数第三，一百三十八万；然后是回族，近八十八万；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各为十几万人，其余民族皆在几万人以下。①

新疆的民族情况和边境情况非常复杂，五千四百多公里的边境线，与八个国家为邻（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在中国各省区接壤国家最多、边境线最长、对外口岸最多。汉族以外，新疆当地十二个民族中有七个信仰伊斯兰教。而与新疆接壤的八个国家中有五个伊斯兰国家。那些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新疆本土民族中有五个属突厥民族，多个毗邻国家的主体民族也是突厥族，并且通向土耳其那样强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国」。新疆有六个民族跨界存在，其中哈萨克、塔吉克、蒙古、俄罗斯四个民族，相邻国界之外就是同民族的独立国家。新疆的民族问题和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伊斯兰世界、泛突厥运动等很多因素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复杂异常。

近年，「新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超过「西藏问题」，成为北京最头疼的民族问题。所谓的「新疆问题」，核心是「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运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新疆曾两次建立「东土耳

①截止二○○五年底，新疆人口为2010.35万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60.4%，其中维吾尔族923.50万人，占总人口的45.94%；汉族795.66万人，占39.58%；哈萨克族141.39万人，占7.03%；回族89.35万人，占4.44%；其它民族都不到1%：柯尔克孜族17.15万人；蒙古族17.17万人；塔吉克族4.40万人，锡伯族4.15万人，满族2.46万人，乌孜别克族1.51万人，俄罗斯族1.12万人，达斡尔族0.65万人，塔塔尔族0.47万人。（《新疆统计年鉴二○○六年》，中国统计出版社，88页）

- 13 -

其斯坦国」。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疆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国伊斯兰共和国」，维持了三个月；第二次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北疆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国共和国」，长达一年半，后在苏联压力下以「三区革命」之名归顺中共。中共执政的半个多世纪，新疆发生的多数有关民族问题的事件，几乎无不打出「东土耳其斯坦」之旗；境外流亡的维吾尔人组织也多带有「东土耳其斯坦」之名。①

① 「东土耳其斯坦」是争取独立的新疆当地民族人士所用的中文译法，中国官方将其称为「东突厥斯坦」。我在本书使用「东土耳其斯坦」，引用文字时则遵照原文用法。

② 赵紫阳（1919－2005），河南滑县人。1980年到1987年任中国政府总理，1987年到1989年任中共总书记。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因为反对邓小平的镇压决定被撤销职务，在软禁中度过余生。

我在一九九九年去新疆，为的是进行研究新疆问题的前期准备。我在一九九八年出版了《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之所以研究西藏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战会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决定政治改革能否开始。专制权力总是把国家分裂的危险作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这理由可以迷惑很多中国人。对于一个国家，法律乱了可以重建，经济乱了可以恢复，只有领土分离覆水难收。中国历史上有过外蒙古独立，占中国领土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西藏和新疆若再分离，中国将难以承受。我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写《天葬》一书，就是希望以西藏为切入点，把中国的民族问题搞清楚。

本来我没想接着搞新疆问题，但是Q在这时出现了。他是中国改革年代的闻人，有魅力也有建树。他的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风格使我们成为朋友。Q欣赏我在《天葬》一书的研究框架，主张我一鼓作气把新疆问题也做下来。他主持的研究机构愿意向我提供经费，不附加任何条件，研究完全按我意愿，成果也属于我，也就是我只多了花钱自由，却不会失去任何自主。这真是吸引人，我还从来没有用过别人的钱搞过研究，那感觉一定很愉快。新疆问题迟早应该做，不要过了这村没那店，我因此动心，最后接受了Q的建议。

Q在赵紫阳②下台后离开官场，他的研究机构不属于官方，不过似乎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达权力层的渠道。这种「递折子」被自由派人士不屑，但Q认为那是「臭知识分子」的「爱惜羽毛」，本质是自私和不负责任。毕竟社会状况与变化更多是被权力决定而非被知识分子的清高决定，因此不能放弃影响当权者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我同意他的看法。

深入维吾尔人

一九九九年元旦刚过，我怀揣Q的资金先到宁夏。那里有我在一九八四年漂流黄河时认识的回族朋友阿克。当时他在黄河水文勘测队当水手，最清楚黄河水情的险恶。他看到我的筏子简陋，送给我一件救生衣。他那时的眼神是认为我去送死。亏了那件救生衣，筏子在官

- 14 -

仓峡激流中翻覆后我才得以脱险，活到今天。阿克今天已不再开船，成了老板，但是仍然怀念当年浪迹天涯、以酒当歌的岁月。事先听说我去新疆，他一定要同行。我正好也想把回族同新疆问题一块考虑，阿克对此能提供帮助。于是我们约在银川会合，开着他为此行专买的桑塔纳2000轿车上路。

在宁夏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后，左宗棠的行军大道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那些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当我们在横扫的风雪中进入新疆，那里冰天雪地在冬日下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以前来过四次，走遍了大多数地方。不过那都是旅行，与研究无关。这次我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心的「鸿春园」旅馆。我不跟阿克去其它地方玩，留在乌鲁木齐，到政府部门、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收集文字数据这是我此行第一个目的。我的计划是随后用几个月时间阅读资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考察做准备。

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人。在汉人圈里研究新疆问题无疑是荒谬的，然而大多数中国的研究者正是如此，他们把维吾尔人看成不可接触。记得一九九三年我打算开车从乌鲁木齐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汉人无不劝阻，大肆渲染维吾尔人的凶险，列举汉人受到的攻击。为了求证，我专门去了新疆军区。接待我的军官强烈警告，一辆汽车不能单独去南疆，如果非去不可，要遵循「三不」原则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军队人员全都遵循这「三不」。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循「三不」，我不知道去那里还有什么意义。

这当然有新疆汉人的夸张和自我惊吓，但现实中的确也能感受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这就是需要结交维吾尔朋友的原因。只要有一个维吾尔人愿意接受你，其它维吾尔人就会对你温和有礼。我计划夏天采访维吾尔普通百姓，靠自己闯是找不到门路的，必须有熟人相引。因此这次到新疆的目的，结识朋友比收集资料更重要。

这次我终于能够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是因为一位海外维吾尔人看了《天葬》，希望我能写出一本关于新疆问题的《天葬》，因此给我介绍了他的表弟。我在乌鲁木齐见到那位表弟时，他刚参加出国英语考试，一见面就向我感慨，填写考试表格上的民族栏时，列出的九十九个民族竟然没有维吾尔族，因此他只能在「其它」一项上打勾。

「藏族比我们人口少，表上却有藏族！」他说。「虽然我们有近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可是世界似乎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民族，更不要说知道新疆问题。」

从认识表弟一个人开始，我逐渐扩大接触范围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介绍朋友，朋友再介绍朋友。在餐厅和酒吧里的一系列彻夜长饮中，为夏天考察的安排逐渐成型。

- 15 -

他们帮我联络关系，找翻译和车辆。有Q的资金支持，加上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对做出一个好的研究开始有了信心。

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相反的是，新疆汉人反倒和我保持距离。走前我找人介绍的关系，到新疆却发现基本没用。所见者大多冷漠疑虑，不愿意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问题需要由我搞。接触稍深的只有两个人，他们都和我随后的遭遇有关。

其中一个是某官方通讯社驻新疆分社的L。北京一位朋友拍胸脯，L是他当年的小字辈，不会不帮忙。L的位置肯定知道很多新疆情况，因此我把他当作最重要的关系。但是当我打电话给他时，他一口推脱忙，完全没有见面意愿。对此我虽然失望，但也不奇怪，我没有官方身份，遭冷遇是寻常事。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突然接到L的电话，要请我吃饭。我不免内疚错看了他。当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他办公室，他马上叫来三个年轻记者一块去吃饭。他说年轻记者常在下面，了解情况多。但是在整个吃饭过程中只有别人讲话，L几乎不开口。他传递出的「场」让我有些不安，似乎对我有种排斥。吃完饭我们就分手了，彼此都清楚地知道从此不会再来往。

让我重新想起L是在被捕以后，审问者重视每一个我接触过的人，唯独不涉及L。L属于「要害部门」，本该最被重视，这不合常理。正是这种不涉及让我产生怀疑，L请我吃那顿饭是不是被指派的任务？在监狱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半带消遣地勾画那幕情景：秘密警察从电话窃听到我与L接触，想通过L了解更多情况。他们去L的办公室，亮出证件，客气地请他协助。L也许并不愿意，否则吃饭时不会对我那样生硬，然而他也不敢拒绝。虽然他供职的机构牌子够硬，他却是新疆本地人，家人亲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新疆，安全部门的权力超越一切，成为无人不怕的阎王殿。于是他约了我。对他而言只是应付一件讨厌差事，拉上几个年轻记者一是可以做见证，二是也无需直接对我「刺探」，在大家东拉西扯的过程中，可以汇报交差的东西就可以得到了。而在审讯我时，既然L见我的过程都在掌控之中，也就不必再问。

当然，这纯粹是我的猜想，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如果不是真的，我会非常乐于向L道歉。但即使真是如此，我也能理解。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特务政治无孔不入，谁都可能被卷进去。

兵团老战士

我接触的另一个汉人J是一位「兵团老战士」他这样称呼自

- 16 -

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网： http://www.bingtuan.gov.cn/gaikuang/f_file_v.asp?p_index=25gk&p_id=64

② 「反修防修」是「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缩略语。其中的「修正主义」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常用于针对苏联的代称。

③ 「血肉长城」是毛时代常用的比喻，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之词「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④ 兵团创始人之一张仲瀚(1915—1980)如是说。

⑤ http://www.bingtuan.gov.cn/f_search_v.asp?p_index=251020&p_id=186

己。「兵团」的全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组织类型。它是共产党进军新疆后，改编国民党的投降部队，加上一部分共产党军队形成的，保留军队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功能类似古代中国在西域的「屯垦戍边」。发展到今天，「兵团」已成为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下属十四个师，一百八十五个团，总人口二百五十四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①

兵团是新疆最大的汉人组织，被北京列属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新疆到处都有兵团「团场」这个独特的词是指兵团的团级单位占有的「领土」。新疆基本每个县都会有一个甚至几个兵团的「团场」，有些地名干脆就用兵团团场的番号命名，并且印在地图上。兵团有自己的城市乡镇，设有公安、司法、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完全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称兵团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邓小平一九八一年视察新疆时把兵团说成「稳定新疆的核心」，而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对于研究新疆问题，兵团是最重要的方面。

J退休前担任兵团的高级职务，赋闲在家仍时刻挂念兵团。他对兵团现状感到焦虑，因为兵团地位比起「政治挂帅」的年代正在下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几千公里的中苏边境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百姓，建立起一条纵深十至三十公里的链状边境农场带。那时有四百多个兵团的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巡逻，被喻为「反修防修」②的「血肉长城」③。兵团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却拥有不退役的百万兵员，兵团领导人自夸「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④0 兵团也许适合「屯垦戍边」，却远非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益暴露出来。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机构。它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四十多万⑤）。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这种民谣即是对它嘲讽性的描画。市场只认经济规律，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目标兼顾。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兵团的军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层已经名存实亡，「屯垦戍边」大部分也只剩下口号。

而「兵团老战士」J却认为，不能仅从经济角度看待兵团和衡量

- 17 -

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年鉴 一九九八年》

兵团得失。兵团的根本作用是在巩固主权，主权高于一切，什么都要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如果兵团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梦都想而实现不了的，却由我们自己做了，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屯垦实行特殊优惠政策，今天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该？！说没钱，腐败分子们每年喝掉的酒相当于杭州西湖的水，宴席吃掉上千亿，怎么就有钱？用到捍卫主权上就舍不得？！

我和J数次长谈，他的真挚深情和忧国之心很打动人，然而他却没有看到兵团的确已经长成怪胎。它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的意志维系。当政权专制程度高、人为性强时，兵团可以被塑造为有力的治国工具，当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法治化之时，它落入一个四处掣肘、动辄得咎的困境并不奇怪。改变这个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国时代，继续给它营造往昔的环境，输送专制与人治的养料，而是要找出一条现代社会安定边疆与和睦民族之路。

宪法没有兵团立足之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困境非常复杂，改造也非常困难。正因为兵团不是一个法治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不断发生失衡，必须随时调整，修补局部，以求在夹缝中拓展空间。那些具体应对虽不乏巧妙，但是经年累月，层迭盘错，却变成整体的畸形，且牵一发动全身，越难改革，困境越来越深。

我直觉意识到，搞清兵团状态和问题的症结，首先应该从兵团的法律地位着手。例如中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位置，现实中兵团却有上百块「飞地」分布新疆全境，总面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①，超过一个宁夏或两个台湾；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新疆各级地方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任命的政权体系。在北京下发的各种档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俨然它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区，却在这个自治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再如中国宪法规定各级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但是像新疆的石河子市，行政建制是新疆自治区的区辖市，同时是兵团农业第八师的地盘和师部所在地。这座拥有二十九万市区人口的城市，一九五○年还是一个小村落，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建成今天的模样。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家财产，似乎不能说没理。但是法律却无法那样认可，它必须是属于新疆管辖的一座城市。目前采取一个折中办法实行所谓「师市合一」体制，由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市长。这本身就有矛盾作为师长，应该是由兵团任命，作为市长，应该是由石河子市的人民代

- 18 -

表大会选举，到底按什么执行呢？遇到这类问题，兵团当然会坚持自己实质上的任命权，但对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摆平。而中央的摆平同样缺少法律根据，从长远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也面对这个问题，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现在进入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面对这样的困境，兵团往往用政治说法来应付，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当遇到挑战，兵团就会本能地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现成的说法就是为了新疆的主权稳定。与早年充当抵抗「苏修」的前线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险已被说成是民族分离主义。J这样说：「兵团的作用就是保证新疆这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姓『中』！」这无疑也是兵团解决自身与法律冲突的护身符。尽管以此为由可以让兵团一时得以回避矛盾，长远看却会使兵团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无法理顺关系，筹划久远，也不能以开放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当新疆「看守」的思路，必然是要把新疆当地民族当作被看管的对象，兵团因此会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它受到当地人民敌视、遭遇地方势力抵制也就是正常的。

因此，理清兵团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回避和解决这种冲突，其中什么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资源，什么是继续制造麻烦的源泉和产生隐患的温床，在我看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种研究可想而知很麻烦，首先要去研读那些迭床架屋的法律、规章和文件就让人头大，那需要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但是既然看出这是一个切入点，我就有意识地开始收集与此相关的材料。

以作家身份窃取秘密文件

在中国做研究，没有官方身份无法得到官方信息，甚至进不了官方机构的门，在新疆更是如此。我离开「体制」二十年，Q的研究机构属于民间，照样给不了我身份。但是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唯一能利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我在八十年代成为作家协会会员，那时的目的也是让自己有个身份，不过从来没用过，我和「作协」也一直没有过联系。

按照章程，作家协会有义务协助会员进行创作采访，别的提供不了，至少能开个介绍信。于是我拿着会员证去「作协」，办出来一张纸，上面的红色公章和正是我需要的。到新疆后，我与官方机构打交道、采访和索要资料，全凭这张纸。这是我加入作协十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处。

不过，作家不是官，仅有作协会员的身份，照样无法接触「秘密文件」。所谓「秘密文件」在中国往往专指党政机关内部档。当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跟兵团有关的法规时，有一天喜出望外地在兵团机关

- 19 -

某个办公室发现了一本「文件汇编」。那厚厚一本装帧简陋的内部印刷物，汇集了从中央到新疆自治区针对兵团的多数文件。如果能拿到那个「文件汇编」，对我可以省太多事！然而在我试图索要时，却被办公室的人严肃告知「内部文件，不可外传！」。

「文件汇编」封面上的确印有「秘密」二字，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中国当局一向把什么都搞成「秘密」，也就往往不是秘密。那个「文件汇编」成了我的一个心事，很想拿到，不是看一遍，而是自己有一本。从法律角度研究兵团，不是靠笼统模糊的想法。笼统在法律面前是无效的，必须依据精确无误的文本琢磨每个字。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兵团研究能不能搞下去，前提是得到那本「文件汇编」。

我去见「兵团老战士」J时，事先就在打这个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肯定会有「文件汇编」。果然，我在他家刚一坐下，就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发现了那个不起眼的书脊。

我和J接上头，是他过去一个老部下写信，再加上作家协会的介绍信。J没有下层官僚的习气，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可能的中介，希望把他的话传到北京决策层。我这个「作协」来人兴趣太明显地与文学无关，因此难免显得有点神秘，容易让人联想起「特派」之类的角色。J话中有话地向我感叹，从北京看新疆，会比从新疆看高得多，远得多，深得多，中央领导应该学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不用多，派几个人下来搞点「微服私访」，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饰太平，了解到真实情况。

当我提出借阅那本「文件汇编」时，J爽快答应。我轻描淡写说随便翻翻，没有透露要复印。为复印又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满街都有复印店，但是不久前一位台湾记者就是被复印店举报稿件中有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因此被新疆警方拘押。我若复印一整本文件，更逃不过乌鲁木齐人民的火眼金睛。好不容易辗转一番，最后是托熟人在办公室私下做了复印。

我把「文件汇编」还给了J。因为担心邮寄丢失，没把复印本随资料寄回北京，而是带在身边。这样，我的新疆之行圆满结束，踏上回程，对正在身前身后张开的罗网，丝毫没有觉察。

秘密警察的跟踪

事后想起感到奇怪，似乎被捕前的那段时间，我关于自身安全的感觉都关闭了。照理说我刚出版《天葬》，同时公开了《黄祸》作者的身份，而官方正在加强政治镇压，我为何会在这时失去警惕呢？

进监狱后，想起来新疆前与两个外国人谈话，不免感到惭愧。我在谈话时这样解释中国政治今日中共比过去聪明，虽然打击底层造反者依然强硬，却可以容忍持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立场的知识精英。因为共产党已经懂得，与他们不那么一致的头脑产生的思想资源也可以为他们所用。我说那话时，显然把自己定位于能为当权者所用

- 20 -

的知识精英，似乎只要与底层造反者划清界限，就可以被恩赐持有异见的特权。我的安全敏感之所以失灵，可能就是这种肤浅认识的结果。

当J暗示我可能有「钦差」身份时，我并没有明确否认，我自认研究可以对当局产生影响，也愿意有那样的效果。可想而知，带着那样一种自我感觉，难道还能注意身后有没有盯梢，旁边有没有密探，电话有没有窃听吗？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详细记录，每天整理采访谈话，记录的文字、录音磁带、联络地址都摊在旅馆房间里，丝毫没想过每次离开时监视者可以进去尽情查看。

一直到我离开乌鲁木齐，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我了解到，那是秘密警察的工作习惯。只要目标在他们掌控之下，就不会着急抓捕，而是要拖到最后一刻，让目标尽量多活动，以发现更多线索。

新疆如同一个口袋，向东进入中国内地的路虽有两条，实际等于是一条，因为从若羌翻阿尔金山去青海的路远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凉，绝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车都走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那条路的新疆甘肃交界处叫星星峡，新疆警方长年设有堵截抓捕的关卡。那里将是我不能逾越的界线。

懵然不知的我开车穿越天山，车内暖气融融，隔绝着外面的冰雪。听着日本作曲家喜多郎的西域音乐，阿克在旁边座位沉睡。在孤独中欣赏窗外风景，是我喜欢的状态。一辆日本造的越野吉普车超过我，逐渐又被我超过，丝毫没引起我注意。后来我才知道，那车里就是即将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们像猫捉老鼠之前那样，正在玩味我这个没有知觉的猎物。

快到吐鲁番时，日本吉普车又一次超过我，径直先进城里。前夜我打电话跟乌鲁木齐友人告别，说了今天会在吐鲁番过夜。十几年前我在吐鲁番住过一段，希望故地重游。我向友人询问了吐鲁番旅馆的情况，因此监听电话的警察不仅得知我将住吐鲁番，还知道要住哪家旅馆。他们先进城，应该是提前去旅馆安排监控。然而我进吐鲁番后，看到满眼都是平庸陋俗的「现代化」，便一路往下希望找到当年的感觉，以不枉多年的怀念，结果穿过整座城市都是一个模样。我便失去了再进城的兴趣，干脆一踩油门开往下一座城市哈密。后来听说，秘密警察在旅馆等不到我，着实忙乱了一阵，以为我布了个金蝉脱壳的迷阵呢。

傍晚到哈密，在城边找了家旅馆住下。饭后阿克留在房间看电视，我去黑夜哈密迷宫般的小巷转了两三个小时。回到旅馆，阿克仍然躺在床上看电视，却说刚来了一帮警察，把我们车开到交通大队扣下，理由没说，让明天去处理。我出去看了看，车的确不在，知道不是阿克捉弄我。我和阿克讨论可能是什么事。车是在我到银川后阿克才买的，上牌照至少要十天，我们不想等那么久，就用新车的「移动证」上路了。所谓「移动证」是新车从购车地开到用车地的证明。买车时阿克把用车地写成乌鲁木齐，不用牌照就可以往新疆走，现在反着往回走就成了问题。交通警察如果追究这一点，只好认倒霉，但也仅此

- 21 -

而已，多出一份麻烦，没什么了不起。

后来在监狱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就警觉，有没有机会逃走？可以雇辆出租车到星星峡，也就二百公里，用不了三小时。在关卡前下车，趁夜色从戈壁滩上绕行，步行三十公里到甘肃的马莲井，从那里搭车去内蒙或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多了。不过那纯粹是一种精神游戏，既然我当时丝毫警觉未产生，也就没有后悔的理由。何况阿克的车被扣，我也不能甩下他。

我们出了人命？

第二天，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我们先去哈密交通队。像中国各地的交通队一样，那里挤满人，人手一只烟，个个都在谄媚警察，托关系走后门。警察们大权在握的模样，傲慢冷漠，说不上话。我们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等。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没人说明。

正当我楼上楼下乱走不知找谁的时候，一间办公室内突然有人打招呼，一个穿毛衣的中年人向我招手，让我受宠若惊，总算有人理了，反倒没深想他为什么要理我，不理别人？那人不像其它警察，态度和蔼可亲，对我一连串提问，他娓娓道来解释：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有两个人的摩托车被一辆超过的轿车别了一下，造成摩托车翻下公路，驾驶员当场死亡，另一人受伤。据现场目击者说，超车轿车是一辆黑色桑塔纳2000，无牌照，跟你们的车一样。我说不可能，我们的车没有别过任何摩托车，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车上没有任何痕迹。他说出这种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触，对你们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车后回轮太快，一个小小的操作不当，但是被超的车做了一个幅度过大的躲闪动作，就可能冲下公路，造成事故。因为出事时候你们已经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们可能都不会觉察发生了事故。

他这番话说得很圆，我无法反驳。他又说也没有认定事故就是你们造成的，但是因为死了人，也报了警，总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烦你们在这里呆一段时间，配合查清问题。他为耽误我们的行程表示歉意，对我接着就事故时间、地点等提出的问题，也耐心地一一回答。我问他姓什么，他说姓薛，还跟我扯了一会家常。

随后我在交通队门口张贴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这位亲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标明姓薛，职务是交通队的指导员，照片上的脸却明显对不上号，不是他。刚才他的确是从挂着「指导员办公室」牌子的房间里叫我，一个到交通队办事的当地人从门外路过打招呼，却称他「处长」。交通队怎么会有处长呢？我当时已经顾不得对此深想，思维完全缠绕在我是不是害死了一个人上。那是人命关天的事，使我深受震动。我无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个什么人。而且我越是回忆昨天的情景，越是好像真看到我开车超过了一辆摩托车，连那骑手的棉帽是什么形状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吗？

当我和阿克在交通队旁一个清真小馆吃面时，我向他说了刚刚了

- 22 -

解的情况。阿克沉吟半晌，说他不认为是这么回事，里面肯定有文章。阿克平时表面大大咧咧，一般总是对我言听计从，实际上内心精明，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我当时却没在意他的看法。我被那个「死者」缠绕不休。

下午，总算找到了真正的薛警官交通大队的指导员。他说办案警察正在调查事故现场，得等他们回来才能进入处理。于是我让阿克在交通队继续等，自己回到旅馆，想睡一觉，看能不能躲开那个「死者」的冤魂。

哈密被捕

后来我把各种线索联系起来，编织出当时情景：跟踪的警察在吐鲁番失去我的踪迹，虽然忙乱，但是并不慌张，因为我们只有星星峡一条路，一个电话就能布好堵截，我们插翅也飞不过去，同时沿途城镇的警察都会查找。哈密警察就是在对各旅馆进行检查时发现了我们。只是那时天已晚，执行抓捕的秘密警察只能第二天再从吐鲁番赶到哈密。于是哈密警察就编造了一个交通事故，先把车扣下，让我们无法跑掉。第二天在交通队也是继续拖时间，等待执行抓捕的警察从吐鲁番赶到。至于那位自称「薛」姓的处长（后来再没有露过面），真实身份应该是哈密地区安全处的处长，来交通队坐镇指挥。那天我周围肯定一直有便衣监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傍晚才动手。从吐鲁番赶来的警察应该在下午二点就到了，那时我在交通队的走廊里看书，一个人看我的眼神奇怪，我以为是在交通队那种不读书的地方有人读书显得异类才被那么看。等到抓我的人冲进旅馆房间时，我发现那人也在其中，已经换上警服。后来我知道他姓杨，是新疆安全厅九处的一个科长，主办我的案子。

被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死人」缠绕使我无法入睡。听见有人敲门，我想也没想就去开门。黑压压一堆人随着门开轰然涌入。最前面是一个两米身高的大个（后来我知他是前排球运动员），把警官证亮在我眼前，随后宣布我携带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依法对我进行搜查。另一些人围住我照相录像，闪光灯不停，使我产生了如同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感觉。我当时没有特别惊慌，脑子转了一圈，知道只有复印的「文件汇编」可能是他们的目标。我把那复印件从包里拿出，问他们是不是找这个。

好，证据确凿（他们当然早知道），就可以名正言顺拘捕了。随后一切按程序展开，检查物品，一一登记。他们扣留的，除了要我确认，还要在场的旅馆保安见证和签字。搜查中间阿克回来，照相机和摄像机又一齐对准他。他愤怒抗议。当时我还劝他冷静，照个相有什么了不得。同时我跟警察说，我做的所有事阿克都不知道，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那时我对自己将会怎样完全不清楚，至少一点可以感到安

- 23 -

慰不会连累阿克，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过。我来新疆要做什么，背景是什么，见过什么人，搞过什么材料，他一概不知。倒不是我对他保密，没有什么密值得保，只是我知道他对那些不感兴趣。出发前他要我带些新写的东西给他看，我特地打印了一份未完成的书稿，但他只看了一页就昏昏入睡，从此再没翻过。我被抓后，那书稿的「反动内容」倒成了我的罪证之一。

我和阿克被分开带走，被捕期间再没见过面。后来听说几天后就让他开车回宁夏了，因为他一问三不知，的确什么都不知道，那效果是装不出的。审问者只能认为他是个傻帽，糊里胡涂被我利用了。

「反间谍支队」的罗网

被捕的第一晚我被关在哈密一处不起眼的建筑中。安全部门有伪装成不同面目的据点。起初我没认为事情有多严重。即使复印的文件有「秘密」字样，但类似的「秘密」到处可见，无人在意，也少有人因此担上罪名。不过我没说复印文件是为做研究，也没有扯出Q的机构。虽然Q有言在先不需要隐瞒，但是我打著作协会员的身份，拿着中国作协的介绍信，扯出个民间研究机构容易复杂化，于是我只说是为写书来新疆收集材料。

关于复印件原稿从哪来，我知道警方一定已经掌握，要做的只是别让J担责任，便告诉审问者我如何拿作协介绍信去兵团宣传部联系，再由兵团宣传部介绍给J，因此J借给我「文件汇编」不属违纪，我进行复印他也不知情，一切责任在我。

我马上发现，写书的说法和承揽复印文件的责任正是审问者需要的。既然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就有了进一步拘押和审判的法律根据；而复印文件的目的是为写书，就有了盗窃情报换取金钱的关系，以写书换稿费可以被视为间接出卖情报。不过这种逻辑不是一下子就让我能清楚看到。他们的审讯手法讲究迂回，不会让你猜到引向何方，以免你躲避陷阱。我开始担心，他们花了那么大力气，不会是仅为办一个复印文件的案子吧？

第二天才让我在拘传文件上签字，我意识到事情可能比我想象得严重。发出拘传文件的单位栏里填写着「哈密地区国家安全处反间谍支队」，这使我陷入深思。我当然不是间谍，然而事实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共产党制造过无数冤案，从来不看事实，而是需要。一九九九年被当局视为「大事之年」。在这一年里，接踵而来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关口，当局对这一年会不会出事心怀紧张，层层布置严加防范。除了打压民主党组党，重判了民主党骨干，还有数位知识分子被捕，以及民间知识分子组织被禁等镇压措施。

被抓以前，我没有把这些事串起来看，现在才开始认真面对，我会不会也是当局安渡「大事之年」棋盘上要动的一颗棋呢？抓我可以

- 24 -

① 张春桥（一九一七─二○○五），毛泽东选择的文革领导者之一，也是被否定文革者所称的「四人帮」之一。文革结束前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于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宫廷政变中被捕。一九八一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他在整个法庭审判过程中，始终保持一言不发。

警告知识界与我类似的人不要乱说乱动，不仅是对「现行」活动的警告，还可以传达秋后算帐的威胁----就算《黄祸》已过多年，仍然逃不了应有惩罚！ 而对不久前出版的《天葬》，就更有直截了当的恫吓效果。

第二天，我被押上那辆一路跟踪的日本越野车返回乌鲁木齐。一栋外表看上去像老式居民楼那样普通的建筑，铁门紧闭，进出复杂。那是新疆安全厅的一个秘密据点。我被带进其中一个单元。杨科长煞有介事地展开一张纸向我朗读，宣布对我实施「监视居住」。我的「居住地」就是那单元房内一个小间，铁栏封窗，窗上结着厚厚冰花，不透视线。

专业屠夫的宰割

接连几天的审讯都是在关我那间小屋进行。一天审数次。每次由墙角一台摄像机录下全过程。初期审讯者是一位哈密安全处的警员，完全用对待罪犯的方式。我和他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他便消失了，再未出现，换上杨科长登场。杨对我解释因为那警员态度不好被撤换，着实让我心里温暖了一下。但是不久我就明白，先出场的人态度蛮横是一种有意安排，他们总是有人演红脸，也有人演黑脸，是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过在我还不能看懂这种手法的时候，换上温文有礼的杨科长，让我感觉遇到了知心人----这就是黑脸先出场的作用。杨科长不是一本正经坐在审讯桌后，而是跟我面对面地促膝聊天（虽然我们的膝离得挺远，却给了我那感觉）；负责记录的任警员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还有开车的祁师傅对我问寒问暖，关照我的生活；女警员小李动辄叫我「王老师」。可是没过多久，我就知道这种方式比哈密那警员的简单粗暴更难对付。对黑脸你可以干脆不理他，你能被激发出斗志。可现在人家笑盈盈地围着你聊天，说都是为了你早获自由，要把问题了解清楚，你总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引导你不断往下说。比如你接触过甲，他们会问和甲怎么认识的？如果是通过乙，就会问乙是什么样的人，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然后再问和乙又是怎么认识的？是通过丙？好，那再开始问丙……这样的「谈话」很快对我形成极大压力。虽然我可以不说对别人不利的话，我这次接触的人都属泛泛，没有实质内容，所以不会造成任何连累。但即使只说出别人名字，也让我免不了有出卖的感觉。

除非是什么话都不说，就像张春桥当年对付审讯那样①。然而张春桥有那种意志，是因为知道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他的下场。我却是千方百计想把自己解释清楚。我推翻了原来说的为写书收集资料，告诉他们真实目的是做新疆问题研究，复印文件不是为了写书，更不

- 25 -

会危害国家安全，相反是要维护国家安全。然而对方一句话就让我哑口无言：法律不考虑动机，一个好人杀了坏人照样是犯法。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们也可以帮你解脱结果怎么样，完全取决你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你产生了对方能帮你解脱的幻想，就不会有勇气不回答审讯，顶多是不说对他人不利的话。

如果把审讯视为一场斗智，被审者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审讯者是一个组织体系，有专业知识，有分工合作，掌控一切信息和资源。而被审者的一切渠道都被封锁，孤独无助，任人宰割。对我来讲，压力最大的不是审讯过程中，虽然那时脑筋转动激烈，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比起审讯之间的间歇，至少不那么紧张。审讯间歇除了看守者，其它人全退到另外房间（那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没搞清，只听得到人来人往）。我清楚地知道一群专业屠夫就在离我咫尺的地方，合伙算计如何对我宰割，他们分析前面的审讯情况，寻找其中的破绽，商量对付的策略，拟定下一轮审讯内容，而我却无法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时会拼命猜测，却是绞尽脑汁也没有可凭借的信息。那种大脑陷入盲目空转的滋味非常难受，就像被蒙着眼睛等待不知何时将从何处下手的刀割一样。我逐渐开始产生顶不住的感觉，我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他们的职业就是整人，而且他们是一个机关！机关何等形象和准确的一个词！

我逐渐发现，他们的审讯手法分不同步骤与层次，经常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让你搞不清他们的目的。也许每次问的是些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你觉得回答起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有害，然而分开来看无足轻重的问题，合起来却可能成为一个圈套，让你不知不觉钻进套中，而在最终明白的时候，已经无法解脱，因为你在每份审讯记录上都签下了「属实」字样，在每一页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们最后把不同的审问记录组装在一起，你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你承认的东西已经可以解释为罪行。

尽管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来新疆的目的，但他们并不相信：如果真是做有利于国家的研究，为什么一开始不说，而是说写书？何况你研究的结果是什么？不是也要写成书吗？我能感觉他们是在往这样一条路上引导：我多年一直盗窃国家秘密，炮制著作，换取金钱。我来新疆也是做同样的事。甚至进一步，何必非以写书换钱，直接窃取秘密出售岂不是更简单？

出版《黄祸》和《天葬》两本书的明镜出版社，在中国情治部门眼中一直是重点怀疑对象。我和明镜来往密切，明镜在海外出版的大量涉及中国党政军内幕的出版物，会不会有我提供的情报？这似乎是非常合理的逻辑，甚至可以怀疑，我就是明镜出版社在国内搜集情报的代理人和传递情报的枢纽！

审讯一度集中在我与明镜出版社的金钱往来上，明显是想从中发现我靠「出卖情报」得到的收入。这使我担心陷入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越来越说不清。我在香港有一个账号，由明镜出版社一个朋友与

- 26 -

我共同署名并帮我管理，为的是收明镜付给我的版税。按规矩银行每月会寄一份账单给我。在来新疆的前两个月，那位朋友的一笔钱被错打进这个账号，随后马上又被调走。那以后，银行就不再把每月账单寄给我，而是寄给明镜的朋友，因此从我抽屉里存放的账单上，能看到有一笔钱在我来新疆前打进，却看不到又被原封不动调走。安全机构对此能有什么解释呢只能是来新疆刺探情报的经费。而我怎么说清楚呢？可以作证的因素都在海外，无法得到，他们也不会相信。

审讯又转向我的花销。我的回答更是混乱，因为我基本不理财，说起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特别像有鬼。在审讯者看来，我的生活方式需要不小的花费才能支持，如经常旅行，自己开车去西藏等。包括这次来新疆，竟买了一辆新车（好在能查证车属于阿克）。如果对此解释不清，至少有「财产来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经是罪名，何况对我，意义不止于经济，还可以证明我是通过出卖情报换取收入的间谍！

他们真会相信我是间谍吗？我觉得不应该。我哪有一点间谍模样呢？就凭我对他们的监控毫无防范，从未有过任何「反侦查」，也足以说明我不可能是搞「秘密活动」。世上有这样的间谍吗？我努力和他们沟通，希望打消他们的怀疑，别往那种方向引导案情。

但我逐渐发现，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个人认为我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部门（或上司）需要我是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他们因此就会放你一马，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在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了解到对方不是坏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他们的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他们个人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比老一代温和，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说他们是职业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配合」他们完成工作，别砸他们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利益，取决的不是能否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否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

我开始恐惧

当我明白是否被定罪不在于有罪与否，而在于当局需要与否，就真的陷入了恐惧。早有人提醒我：当局不动我则已，动就会置于死地。今天是不是是不是到了跟我算账的时候呢？

曾有知情者告诉我，八十年代我上过一个名单那是准备在

- 27 -

① 一九八三年，面对文革之后中国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开放，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发起的一场企图扼制中国变革的运动，但在中共改革派反对下半途而废。

② 严打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简称，为了扭转混乱的社会治安形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从一九八三开始，开展对刑事犯罪分子从重从快集中打击的运动。运动历时三年，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清除精神污染」①和「严打」②名义下搞掉的一批人。那批人被认定可能在未来对政权有威胁，由此深谋远虑的做法是在他们形成知名度以前，就把他们用刑事罪名投进监狱，消磨掉他们的青春锐气，不让他们为人所知，党国未来可以减少许多不稳定因素。据说那名单随「清除精神污染」的夭折而搁置，我因此幸免于难。是否真有那名单我不能确定，但是对专制政权至少是个有「创意」的思路。如果八十年代就把我关进监狱，后来也就没有《黄祸》和《天葬》。现在他们是要亡羊补牢吗？

我无法判断可能被判几年刑。审讯者说按法律条文，我犯的罪应该判五到十年，数罪并罚就更多。面对突然近在眼前的刑期，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脆弱。从来无拘无束的我对失去自由的生活不能想象。一想到将有那么多年在监狱度过，恐惧便会在漫漫长夜深入骨髓，随之而来的各种想象也异常活跃，具体而细微。其中想的最多的是七十多岁的母亲怎样奔波于北京和新疆来「探视」。那种想象让我痛苦万分。

更大的恐惧接踵而来。杨科长在一个阳光明媚（我能在不允许打开的窗帘上看到光影）的上午突然转移了话题，不再问跟我有关的事情，而是说：谈谈跟你来往的各界人士吧。

什么叫各界？！我惊悸地反问。外表的激烈其实正出于内心恐惧。我一直怕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杨科长不急不躁，微笑着解释他的「各界」：比如说学术界啦、文化界啦，还有新闻界什么的。

我回答：我认识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学术界，没有文化界，也没有新闻界！

杨科长遗憾地摇头，这种貌似强硬的谎话在他眼里只是虚弱，如果我是真强硬，回答的声音不需要那么尖锐，应该很平稳，只说一句就够了我不想谈，也不会跟你谈。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一直盼着让我躲过这样的问题。我听到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受审时连累了别人，在他获得自由之后（甚至还在服刑期间），就没有人再提起他受过的苦难，而只记住他的「出卖」，并且会无休止地流传下去。从被抓那一刻我就担心，抓我的目的是要扯出一个窃取和出卖情报的网络。我一直盼着审讯只跟我自己有关，不要牵扯别人，理智上却又知道不可能，始终提心吊胆。

被切断一切信息来源的人对处境的判断很容易形成幻想。那幻想利用的材料只有以往经验。八十年代那份传说中的名单在我头脑里成了模式，深想下去，越来越认为今天也有如法炮制的可能。只要把我

- 28 -

搞成窃取情报的间谍，就可以在我交往过的人中随意挑选整肃对象，指控为我提供过情报，因为在中国什么都能成为情报，即便是闲聊天也可以「泄密」。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从我这得到证据只要我承认了谁给我讲过什么，让我看过什么，一起做过什么，审讯记录上有了我的签字和手印，就可以将谁定为我的同谋，断送其前程。

我当时真正相信他们会那样做，而且正在那样做，即使后来被释放，我也认为我的猜测有合理成分，那是出自对专制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是中共以其血腥历史造就的。对专制政权而言，做出我猜测的事实在寻常无奇。旅居德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从已公开的东德公安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对付一位物理学家的计划。那位名叫波普的学者被视为「坏分子」。一九八七年，波普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友透露了对婚姻的厌倦，负有监视任务的女友马上汇报给公安部，主管波普的公安部二十二处处长随即进行了如下设计：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网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一九八七年五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一九八七年三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仅从这段文字中还看不清秘密警察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不过足以让人看到把工作做得何等细致，阴谋设想得何等长远，布局设计得何等复杂。中国秘密警察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效率，毕竟也养了那么多人，花那么多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琢磨这些。在诡计方面中国人不输世界任何民族，因此从险恶方面估计他们的用心，并非多余。

- 29 -

出卖了一个人

面对审讯，我陷在矛盾中。那矛盾源于我的双重恐惧。一重恐惧是怕出卖别人，另一重恐惧是怕失去自由。这双重恐惧分不出孰清孰重，因此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的重心，结果变成两头都想要既不要出卖人，又能获得自由。其实若不是身心被恐惧渗透，不难判断二者都要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获得自由，前提取决于安全机构是否放你，而你不答应出卖，他们又怎么会放人？然而那时我像抓住稻草那样，相信最终能发生被稻草救起的奇迹。

后来我对那种矛盾心理是这样反省的，之所以存在幻想，总是期望与审讯者沟通，原因是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我是因为进行政治反对活动被捕，自然知道应有态度是「大义凛然」；如果我是在写完《黄祸》后被捕，也会因为是预料之中坦然处之；然而这回明明是来为「国家安全」做事，却被「国家安全」机构所抓，难道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会不会消除了误会哈哈一笑，眼前麻烦顿时化为乌有呢？

我决定不要一味抗拒，还是应该说点什么，否则无法过关。审讯者循循善诱地劝导：抗拒没有好下场，你违法窃密已是事实确凿，按照法律说判就能判，不过这种事是橡皮筋，抻长也可，缩短也可，就看我们怎么处置。只要你跟我们「配合」（这是他们最爱说的一个词），不判也是有可能。在这种诱惑下，我想即使讲一点「各界朋友」，只要是他们已经掌握的，由我再说一遍也算不上出卖。

再次审讯我开始和他们「配合」，几乎又恢复到促膝谈心的气氛。谈到以往我到外面采访用什么身份，我先为我的一个朋友做了很多开脱，然后说出我有个「特约记者」身份，是那个朋友给办的。每次出门他给我开一封介绍信，但不要求我一定写文章给他。那身份对我在外活动颇有帮助，如果不是朋友后来怕影响仕途和我断了来往，这次来新疆我还会是「特约记者」而不是作家。按我想象，这应该是早被情治部门掌握的情况，说和不说没有本质不同。

看到认真倾听的杨科长脸上闪过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错了。那表情虽然一闪即逝，可中间的兴奋如此强烈，像一把利剑深深刺进我的心那是抓到了大鱼的表情！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喜悦！

我开始向深渊坠落。原来他们不知道！原来这成了我的出卖！这打击使我脑子整个乱了。

审讯结束后，姓任的警员让我在每页记录按下手印。我要求重看一遍记录，但并不知道能做什么补救。我觉得全身心都陷入沮丧。虽然理智告诉我不要过多想「出卖」的问题。情治部门对此肯定早知道，只不过新疆警察地处边隅，掌握资料不充分罢了。那位朋友和我的最后见面已告诉我他受了警告。他在仕途走了半生，人生意义除此无可维系。平时他会尽可能帮我，一旦有影响仕途的可能，就只能和我分手。然而即使再不相见，我也始终把他当作朋友，感念他的一切好处。最后见面他那仓惶神色一直留在我脑海，现在又浮现出来。看着我的

- 30 -

供词，印在上面的鲜红指印像流淌的鲜血。那是谁的血？！我似乎看到朋友的妻子哭着怨我毁了她家前程，幼小儿子在后面牵着她的衣服。那使我的心都要破碎，我无法按照理智判断冷静对待，白纸趾拖屎熘赣≈鸾ダ┱梗渎业氖右埃怯≈ぷ乓欢尾豢筛牡睦罚俏仪鬃孕聪碌模锹甲哦耘笥训囊淮纬雎簟２唬灰缃猓词共皇鞘抵噬系某雎簦彩且庀笊系某雎簦?

我在头脑一片混乱中要求和杨科长谈话。我告诉他，我拒绝这种把别人牵扯在内的审问，如果继续这样的审问，我不会回答，而且将会以绝食进行抗议。

态度虽强硬，内心并没有战胜恐惧。在那种场合，没有一种坚定不移是不可能获得足够勇气的。我的话混乱摇摆，在拒绝审问的同时，又建议他们自己去搜查我的住处，我的全部文件和联系名单都在那里……

刚说出这建议我就意识到，这完全是乱了方寸的表现。这样建议无非是想摆脱自己的责任，期望他们不通过审问就掌握我的全部情况，而不需要再由我说，似乎那就可以避免我「出卖」了。这种混乱表明我已经快要顶不住了。尽管他们是否搜查不会取决我邀请，但我这样建议，说明我的底线在后退，现在已经不是不连累他人，仅仅是不要通过我的嘴连累他人。然而如果他们不停止审问呢？他们就是要利用我栽赃，用我的口供把他们想整的人拉下水呢？我最终会不会开口说，会不会为了对自由的渴望而与他们「配合」？我难道没有可能再一次或者更多次落进同样的陷阱在说以前以为他们已经知道，说出后却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抓住大鱼的表情吗？

我的抗争没有吓住杨科长，我的倡议也没有让他动心。任警员显得十分兴奋，杨科长异常冷静，没给我任何回答。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一反常态，没有像平时那样紧闭房门，而是敞开着，杨科长坐在门口沙发上向我这边观察，沉稳而威严，如同猫在观察被逼进了死角的耗子。我想他们的教科书和多年经验都在告诉他们，犯人此时已经到了心理防线被攻破的边缘，就快大功告成，只消再等待一会，犯人就会缴械投降。

自杀前的收支计算

在杨科长的冷眼审视下，我来回踱步，思想疾速飞驰。然而那时头脑并不混乱，反而条理越来越清晰，结论越来越肯定。我清楚地意识到，对目前状态需要做最坏打算，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我最终会抵抗不住。我必须知道那可能造成什么后果？

我把可能因为我抵抗不住而受连累的线索逐一排列，从每条线索一步一步往下推，连累可能延伸多远，会带来多少伤害。一个代价的表格逐渐形成，一边是一系列与我密切相关的人，他们或者受指控，或者被捕入狱，或者是断送前程，而表格的另一边，只有我一个。

- 31 -

怎么来衡量这种代价？

记得早年和女友在黄土高原搭车，卡车在冰雪坡路突然打滑溜车，我跳下车想找石头挤住车轮，可是遍地只有黄土不见石头。卡车在光滑如镜的路面上载着女友和司机滑向路边几十米的深沟。那时我闪出的念头是腿可以代替石头！一瞬间我真生出了把腿伸向车轮的冲动，幸运的是卡车突然改变了下滑方向，撞上另一侧的土坡停了下来，那闪念究竟只是冲动还是会成为行动因此没得到检验。但是现在可能坠下沟的是一群人，不是因为冰雪路面，是因为我，我的冲动该是什么呢？

我的确产生了冲动就是去死。

自杀！

只要我死了，所有的线索就会中断，正在编织的罗网就会失去目标，指控和举证就无法进行，所有可能被我连累的人都会得到解脱。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这样的结果，值得不值得？

收支表显示得非常清楚值得！

我要这样做，当然并非完全是「献身」，其中很大成分是为我自己。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断定哪种成分占的份额更大一些。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即使不想正视也不可回避。我无法克服失去自由的恐惧，因此就没有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信心。所谓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那时最恐惧的的确就是我的恐惧。我恐惧自己会因为恐惧成为「叛徒」，而且恐惧地相信自己逃不脱恐惧的结果。如果真是那样，即使换来了自由，那种自由也已腐烂变质。即使回到自由的世界，目睹朋友受我所累的结果，承受人人指着脊梁的屈辱，那样的自由和生命又有什么价值？

那种生，不如死。

一些细小的声音在表达另外的意见。有的提醒我，母亲怎么办？她中年承受丈夫自杀，怎么忍心让她老年再承受儿子自杀？但那声音很快被排除。只是为了不让母亲在晚年奔波新疆监狱承受「探视」之苦，我的一了百了对她也是仁慈。还有一个声音说，你致力的递进民主制呢？如果你的目标是改变历史，个人荣辱算得了什么？那声音被更快甩在一旁，一个人如果失去尊严，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和历史，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改变历史？！

这时有其它办案人赶来，他们进了对面房间，把房门关上，也许是要研究怎么对我进行最后突破。可能是认为我就要缴械了，因此放松了警惕，没留人看守我。

这可是一个机会。我突然对执行刚刚的决定变得急不可待，心里认定必须马上就动手！现在回想，那种急迫感也是出于恐惧。从保证自杀成功的角度出发，最佳时机肯定不是当时，而是深夜。只消再挺几个小时，深夜就会来临。那时看守者落入梦乡，从容一些，有足够

- 32 -

的时间做完足够的事。然而我太害怕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把握，我怕挺不到深夜，万一在深夜来临之前就被「突破」了呢？万一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战胜了对成为叛徒的恐惧呢？那时再死就晚了，死也成了白死！就连保持尊严的唯一手段都丧失了，只能成为永恒的屈辱者！所以，要死就得马上，才是死得及时，才能死得有价！

一旦横下心，我感到激动，同时又升出些伤感。我知道一旦死了，这些想法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对我的死，唯一说法只会是安全机构的解释，无疑是些最庸俗的故事或是吓破了胆自杀，或是怕间谍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杀。人们开始还会议论一下，很快就忘掉，这样的人不值得记忆。我把目光看向虚空，从来没有像那一刻感到一直信奉的无神论多么无所依托，也从来没有像那一刻希望宇宙真有一个万能的神存在并且主宰。我盼望神无所不在的眼睛此刻正在看着我，他能知道我这样选择是为了什么，而且能把对我的理解溶进他的慈悲，溶入宇宙的永恒。

我本来还有写下一点什么的愿望，实在不甘心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可是转念又觉得顾不上了，必须争分夺秒，否则一旦他们出来，就有完不成死的可能。我先把平时从不允许关的房门关上，把插在门外锁孔的钥匙拔下，再从里面锁上门，那样即便他们发现，打开门也得多费些时间。以我的死法，多那点时间可能就够了。

我找出平时不常戴的近视镜，掰下一个镜片，精心放在脚下，用恰到好处的力道踩破。对比两块玻璃残片，我选出了大小、刃口都更合适的一块。然后用手指压摸脖子左侧，我知道那里应该有一根动脉，只要把它割断，几分钟内体内的血就可以一喷而光。然而平时对此只有概念，真到找的时候却怎么也摸不到动脉。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寻找，顶多割的距离长一些，总会割得到。

我留了比较大的余量开始动手，第一下玻璃没有扎进去，力量不够。第二下用的是猛劲，皮肤很轻易就被扎破，玻璃片插进肉里。手指碰到翻开的皮肤，感觉到温热的血涌出。那时没有疼痛感觉，好像割的不是我自己，是在给别人做手术。好，下一步是横向移动去割动脉。一方面头脑异常清醒，如同工程师在进行技术操作，同时眼前开始出现幻觉，似乎看见父亲正在向我召唤。父亲死于文革，被定为自杀，一直有人为他辩护说是被杀，但我相信父亲完全有可能在那黑暗的年代选择自杀。世上生物只有人会自杀，因为只有人会追求活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不是耻辱，而是人性的光荣！

正在这时，房门轰然洞开。开车的祁师傅瞪大眼睛一步跨进。后来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遇到门锁的障碍？我清清楚楚记得锁上了门，他怎么会一推就开。只要他再晚进来一秒，我的整个操作就会如期完成，因为只要割断了动脉，即使在最短时间把我送进医院，血也会流得一滴不剩。我那时的模样肯定吓着了祁师傅，他惊悸地问我在做什么，我一边向他微笑，一边用玻璃片的刃口加快去割脖子里面的血脉。他狂叫着扑上来抓我的手，其它人也都随之冲进扑向我。我马上就被压倒在地。那时天旋地转，宇宙的能量一齐爆炸。我喊叫

- 33 -

「我不做一摊狗屎活着」！那话是想给现实世界留下一个最后声音，然而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星空软弱地求救，上帝啊，请给我勇气！

医院的日子

我被送进医院，据说只割断了静脉，离动脉还差一点点，因此失掉的血不是很多。对于我拒绝输血，医生没有坚持。新疆安全厅来了很多人。审讯时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位维吾尔人处长（我曾看见他出入）这回也走到前台，对我表现得关怀备至。还有更为神秘的人，带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口罩过来看我，再无声无语地消失。

我亲切地感受着医院的人间气氛。一位女医生的臂膀让我觉得无限温柔，她托着我的头为我上药。不知为何让我想起在德国看到过的训鹰姑娘。鹰站在姑娘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能感受这种温柔？医院使我放松，感到安全，因为医院里不会有审讯，我也无需经受担心成为叛徒的恐惧。听到医生对杨科长说至少一个星期才能出院，我心里甚至浮出了喜悦。

我被安排住进一个所谓的高级干部病房，因为那种病房有独立的卫生间，可以自成一体，适于看守。便衣警察们四人一班轮换，防止我再次自杀。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只要不是感到时间那样紧迫，我怎么肯付生命的代价？住院使我获得了缓冲时间。面对接连不断的审讯，被审者最缺的就是时间，因为想出一套应对审讯的说法不能是就事论事，必须通盘斟酌。审讯者正是出于这一点才总是在开始阶段进行密集轰炸，让被审者没有时间形成整体的自圆其说。而对每个具体问题的隐瞒，会在不同问题的相互印证中显出漏洞和破绽，只要不断对那些漏洞与破绽发起进攻，被审者就会认识到靠编造难以过关，从而失去抵抗意志，全盘招供那就是审讯者所称的心理防线崩溃。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就是因为害怕心理防线崩溃决定自杀。虽然未成，却给了我加固心理防线的时间。住院期间每天从早到晚，我看着天花板一点一点地回忆、思考和编织。我要织出一张无懈可击的网，没有破绽，经得起任何审问，既能开脱自己，又能不连累他人。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获得信心，同时对付失去自由和成为叛徒的双重恐惧。

这是一种斗争，我在头脑中模拟审问，所有角度，每一步挑剔和对最小细节的求证都不能忽略。我动用全部智力想象审讯者可能施展的手段，必须在那些手段面前做到左右逢源，不被击破。那是一种繁重的智力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往往好不容易编织起一片，一个细节的无法衔接就前功尽弃。那种庞大工程常让我疲惫不堪。

自杀使我得到了缓冲，同时也使我在办案者眼中更加可疑。如果不是有重大隐情，为什么要选择自杀？我要给办案者一个能打消这种怀疑的解释，便告诉他们是因为心理崩溃。这种解释没错，如果我的心理坚强，就没有必要以自杀躲避，惧怕崩溃本身也应该算一种崩溃。

- 34 -

我还让他们感觉我有文人的懦弱和神经质，情绪易失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解释自杀行为，办案者也愿意接受这种解释，这可以使他们在上级面前减小责任。

现在回头来看，自杀行为似乎是一种惊慌失措，说明我心理素质脆弱，远远不能成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过从另一面，我也通过这个行为得到对自己的新认识。以往我只知道自己恐惧死亡，但是这件事证明，死对我并非那么困难，因为在死的上面，还有我更加珍视和不能放弃的事物。

不管怎么样，医院的日子使我逐步恢复信心，保护自己的网逐渐编织成型，虽然不是天衣无缝，至少可以周旋若干回合，不至于一交手就被攻破。

一天晚上医院气氛变得紧张，即使我出不了病房也知道有事发生。主管我的维族处长来了，他自我介绍叫库来西，说是刚有一名警察被恐怖分子枪击，送到医院后已经死亡。看来新疆并没有因为抓了我而变得平静，我似乎闻到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库来西姿态豪爽，说话直率，亲热地对我问寒问暖，声称过几天要跟我好好谈一谈。「谈清楚你就回家！」显得特别大方。

祁师傅待我一直很好。他太太就在我住的医院当护士。他甚至让太太把医院里的葡萄糖输液拿来给我喝，说是可以补血。出院那天，趁周围没别人，他叮嘱我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哪怕别的都不为，为了你母亲，也得好好活下去。他的关怀使我感动，同时也让我意识到，库来西的豪爽只是表面姿态，等待我的将是更多难关。

库来西要我「竹筒倒豆子」

押送我的车开出医院，随之又开出乌鲁木齐，车窗外掠过积雪的田野和萧条的农村。我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贪婪地看外面世界。汽车开出几十公里，到达一处围着高墙和电网的建筑。那是新疆安全厅设在米泉县的看守所。即使对安全厅的车，荷枪实弹的武警也要一丝不苟地盘查。进去路上每道铁门都发出轰响，白墙上的巨大 帧柑拱状涌恚咕艽友稀蛊嗣娑础?

我先被送进看守所的审讯室，杨科长再次展开纸张朗读，这回向我宣布的是「依法拘留」比「监视居住」升了一级，随后让我在拘留文件上签字。整个过程都有人摄像和照相，搞得煞有介事。我不明白拍下这些场面的作用是什么，也许只是上级拨款添置了新设备，不能闲置？

我刚被捕时，办案者是防止走漏消息。那时允许我给家里打了一次电话，是因为没有电话家人会到处找，反而麻烦。通话时杨科长贴身站在我旁边，只要我的话稍不对劲，伸手就可掐断电话。那次我告诉母亲要下乡几天，不久就回，心里也的确抱着不久能回家的希望。

- 35 -

这回有了变化，向我宣布完拘留，便要给我家人寄拘留通知书。他们不再怕公开，说明已决定进入法律程序。而进入法律程序，就不是轻易可以摆脱的，也意味最终可能躲不掉判刑因为他们和法律是一家。

我知道这时早点让外界知道真实情况有好处，营救活动开展的早和晚，作用可能差很多。但是算了一下时间，拘留通知寄到家的日子正好是春节前一两天，家人的节日立刻就会变成受难日。他们都已年近古稀，还有几个快乐节日好过？于是我提出暂时不发拘留通知。办案者让我把这一要求亲笔写在通知书上，表示不是他们扣住不发。这回又同意我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我向母亲编了一堆更大的谎言，说是维族朋友约我去南疆农村旅行，喝酒吃羊看跳舞等，那边通讯不便，所以整个春节期间都无法联络云云。别说，母亲还真信了。

进牢房前又进行了一次审讯。一些原来从未见过的人也出场，我前面坐了一大排，使我感觉好像我在给他们开会。区别只是他们面前有桌子，唯独我坐在一个孤零零的凳子上。

库来西第一次出席审讯。他比我年龄大一些，看上去挺能干，思维敏捷，汉话说得至少跟我一样好。几个人轮流提问题。问到我在《天葬》书里引用的内部材料是从哪来的，我坦白说是在拉萨一个机关走廊的废纸堆里捡的；问我那些材料此刻在哪，我说写完书后全烧了；问我写完书烧材料是一贯做法吗？我回答那倒不是，只是因为那些材料是从垃圾堆捡的，十分肮脏，无法保留。库来西这回不再亲切，眼光严厉并饱含威胁。他警告我对抗没有好处，必须「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把一切彻底交待。说这话时他两手举肩做出倒竹筒的姿势，我似乎真看见圆滚滚的豆子从溜光竹筒中哗啦一下子倒干净的场面。看着他那张典型突厥人的面孔，我心里浮出另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新疆什么地方长竹子？

我还是表现得很软弱，努力跟他们拉近乎。我说你们是为国家安全，我也是为国家安全，咱们目标是一致的呀。你们不应该把我推倒敌对一边，我们其实可以合作。你们给我提供材料，我做研究，岂不是我不用「窃密」，你们也多了一份研究成果吗？库来西对此轻蔑地回答：我们党有六千多万党员，那么多研究机关，每年投入那么多资金，要你做什么研究？！这话说得真有劲，让我一时哑口无言。可是我心里不是没有话，只是到了嘴边没敢说，早有人这样评价中国所有用国家资金搞出的西藏问题研究，加在一起不如王力雄的一本《天葬》！

关进看守所让我感到前途黯淡，不过同时获得一点安慰的是，医院的日子使看守我的办案者疲惫不堪（他们只能在病房沙发上睡觉），急于休息，正好又碰上春节，因此整个春节期间都不会再有审讯。这一下又多出十多天的时间让我继续编织和推敲，我也因此就有了更多的信心对付未来的挑战。

- 36 -

安全厅看守所

以前听人描述过看守所的情况，警察横行，待遇恶劣，犯人之间弱肉强食。不过那是公安系统关押刑事犯的看守所。相比之下，安全系统看守所的条件好得多。那是一个大墙所围的院子，昼夜有持枪的武装警察在上面巡逻。院里有八栋一模一样的独立小屋，彼此相隔二三十米距离。每座小屋长宽大概各四米，附带半间屋大的小院，小院围墙上方扣着整体的铁栅栏，如同铁笼。

我的牢房是八号，里面已经有一个汉族犯人和一个维族犯人。牢房里有三个床位，加上我正好满员。待警察锁门离开，我和另两个犯人相互自我介绍。维族人名叫穆合塔尔，因为他的络腮胡子，我以为他有三十好几，实际只有二十七岁。他入狱的罪名是企图组织游行，在北京被捕后送回新疆关押和审讯；汉族犯人被穆合塔尔称为「陈叔」，六十岁左右，秃顶，戴眼镜，是个副厅级官员，因为经济案件入狱。

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安全厅看守所里，少数民族犯人一般都是政治犯，汉族犯人几乎全是经济犯。照理说经济犯不归安全厅管，但是因为公安系统与社会联系太多，腐败严重，能量大的犯人即使被监禁，也能在公安系统内部找到管道，与外界串供或影响案情。而安全系统跟社会联系少一些，相对隔绝，因此一些大案要案的办案单位就把犯人送到安全厅看守所委托看押，籍此切断犯人与外界的联系。还有一些汉族犯人是通过关系主动转进安全厅看守所的，图的是这里比公安系统的看守所条件好，犯人相对文明。这两种汉族犯人几乎都不是普通百姓，或是高官，或是巨商，即使是在监狱里，模样也能看得出原本在外面的地位。看守所也给他们一定优待，如允许亲人探望的次数多，送进的食品和营养品也比较丰富。

我的钱在被捕时叫警察悉数收走，因此进看守所的头两天没钱买东西。「陈叔」给了我一包煮牛肉，虽然放了多天，已不新鲜，美味仍然让我难忘，使我当时心想将来要还他一头牛（出狱后给他寄了五百元钱）。「陈叔」床铺下面是个大箱子，里面简直就是个市场，什么都有（当然是就犯人眼光看）。跟他关押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甚至从他那里尝到了在外面都没有吃过的伊犁熏马肠和库尔勒香梨等风味食品。

没有多长时间，我的情况也好转了。办案者对我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基本都满足，反正我有钱扣在他们手中。祁师傅按我开的单子开车去买食品，甚至买来了我要的英语字典和教材。

同样是犯人，当地民族与汉族相比境况却差得多。他们多数家不在乌鲁木齐，又是底层百姓，没有疏通关系的能力。我进去的时候，穆合塔尔已经在看守所关了近一年，他母亲从南疆千里迢迢来了几次，希望看他一眼，却一次都没让见，给他带的东西也送不进来。只有送钱看守所愿意代收，为的是让犯人能在看守所内买东西，增加看守所内部人的商业收入。因此穆合塔尔只能根据收到钱知道他妈何时

- 37 -

来过，每次都让他情绪低落好几天。

今天中国的监狱，有钱能使处境改善很多。不幸的是民族犯人多数没钱。新疆当地民族的收入普遍比汉人低。汉人可以随手花的小钱，对当地民族往往是难事。以吃饭为例，按常规犯人一天两顿饭，每顿基本永远是两个馒头，早上的菜是胡萝卜丁咸菜，晚上是土豆汤，几乎也不变化。只靠那两顿饭，要不了几天就会有顶不住的感觉。如果想吃饱或换口味，只有自己花钱买看守所提供的加餐。每份八块钱，大部分是「拉条子」（新疆的一种日常面食），偶而是米饭和菜。加餐赚的钱归看守所，用不着上缴，所以看守所对供应加餐很积极。每份加餐的成本应该不超过1块钱，因此有很高利润。穆合塔尔的父母是干部，家庭条件还算好，都只能偶尔要加餐，大多数民族犯人则是长年吃两顿，总是处于饥饿状态。

民族犯人除了经济困难，处境也更不利。他们的案件往往与反对汉人统治有关，因此在以汉人警察为主的看守所中是被当作真正的敌人。中国以往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过去被视为丑恶行为的贪污受贿等，现在都见怪不怪，只剩下民族主义被当局用于整合人民思想，不断强化。在民族主义煽动下，新疆汉人普遍仇视当地民族的反抗行为。安全厅看守所的警察更是要使用手中权力，让「搞分裂」的当地民族犯人尝到「国家铁拳」的滋味。

不知从什么年代延续下来，犯人对看守所警察都称「管教」。在所有「管教」中，我只看到过一个维族人，其它都是汉人。那位维族「管教」的姓名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不过我当时比较注意观察他。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看上去非常内向，不像平时所见的维吾尔人那样开朗。他对犯人态度冷漠，然而也不耍威风。他对维族犯人从来只讲汉语，不讲维语，也没有任何照顾与怜悯，好像他们不属于一个民族，或者是他已经加入了汉族。但是我想他回到家里，对妻子和孩子讲的一定是维语。深夜时分，也许他会想起被他看管的同族人。一个连本民族语言都不敢随便讲的人肯定受极大的压抑。连跟汉人混得不错的维族人都常有受辱感觉，因为新疆汉人只要不注意身边有维族人，歧视和侮辱的话可以随时脱口而出。即便是对某个维族人表示好感，赞美的话也是说人家「一点不像维族」。在看守所这样的汉人圈中，维族「管教」不知得尝受多少这种有心无心的侮辱，却只能压在心底。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狱中生活

我很快适应了环境。总体来说，牢房好于我原来的预期。「陈叔」说这里最早是情报部门的培训基地，用于训练派出当间谍的特工。只是那时卫生间是封闭的，现在暴露在牢房中，靠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板墙遮挡入厕。我们牢房的马桶有问题，昼夜散发不良味道，好在闻长了，嗅觉也就变得麻木。屋内有一个暖气片，但是年久失修，名义上供暖，摸上去只是不冰手。还有一个火炉，看守所有时会发点柴和煤，

- 38 -

可以在最冷的日子生火取暖。让我高兴的是那个屋外小院，虽然几步就会走到头，毕竟可以随时呼吸室外空气。小院的墙有三米多高，上面如同井口的天空永远衬映着倒扣的铁栅栏。

在这样的牢房里，只要「管教」不出现，只要武警没有正好走到可以俯视院里的位置，就可以算是个自由天地，比起那种牢房内有摄像头的「正规化」监狱，不知好到哪里。除了提审和有特殊事情，「管教」每天只有两个时间露面。一个是送饭时间。院子铁门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口，平时从外面锁住，送饭时打开，大铁勺在铁门上「咣咣」敲几下，犯人就得以最快速度出去领饭。送饭的也是犯人，「管教」在旁边看着。还有一个时间是每天晚上查房。那时一般几个「管教」同时进来，带着枪，手拿电棍。不过也是例行公事，除了酒喝多时容易找茬，多数都是看一眼就走。

「管教」进牢房时，犯人必须起立站成一排。我虽然不知道要求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也只能入乡随俗。包括经过任何一道门都必须说「报告」（被提审一次可能得说七八个报告）。我不认为在细节上较真有多大意义，和基层人员对抗也不明智，他们只是执行者，改变不了你的命运，却有能力给你制造很多麻烦。总体来说，狱警对我态度不算坏，有的还可以说挺好，所以对背监规、写「思想汇报」一类要求我也照做。出狱后我曾把当时背下的监规记录下来，存进计算机，再找时却发现没了踪影。后来才懂得那是「有关部门」的黑客所为。我现在能记住的内容，只有不许犯人之间交谈案情和传授对付审讯的方法；不许穆斯林犯人祈祷、守斋、宣传宗教；不许攻击党和政府；不许讲黄色故事；及时揭发同监犯人的不法行为等。如果保留下来，应该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文本。

大年三十那一天，「管教」进牢房问谁会包饺子，我和穆合塔尔都说会，便被带到食堂。穆合塔尔一上手就露了馅，他连一个完整的饺子都包不出来，一看就从来没干过这活。「管教」骂了他，把他送回牢房。后来他跟我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到牢房外面走一趟，哪怕是一会。去食堂的路上他看到了大墙外面的博格达峰，心里感觉非常舒服，根本不在乎「管教」骂不骂。

每个参加包饺子的人都往饺子里塞尽多的馅，因为每人只能分到固定个数的饺子，馅包得多就可以吃得多。但是明明包出的饺子鼓鼓，煮出来却变得瘪瘪。老犯人都明白，那是因为包进去的不是羊肉，主要是羊油。那种饺子即使在长久胃缺油的情况下，吃不了几个也会腻住。老犯人说，春节给犯人吃一顿肉是国家规定，但是好肉都被「管教」分了吃了，剩给犯人的只有羊油和杂碎。在看守所里，「管教」克扣伙食是犯人不衰的话题。我听了不少这方面的故事。连办案人员给我买的食品，送到我手里也发现有短缺。

除夕之夜，外面的农村和附近的米泉县城鞭炮响成一片。在牢房院子里看得见夜空被烟火映成彩色。「陈叔」情绪波动很大，因为一点小事与穆合塔尔发生了争吵。我劝开他们，拉穆合塔尔到小院里抽烟，向他解释汉人有「每逢佳节倍思亲」之说，「陈叔」肯定因为思

- 39 -

家心切才会一触即发。穆合塔尔没说什么，但是我知道，在维族犯人眼里，同狱的汉族犯人多是罪有应得。维吾尔人之所以要独立，很大程度上不也是为了摆脱这些异族的贪官污吏吗？不过，穆合塔尔对我倒是另眼看待，因为我属于少有的进到这里却不是贪官污吏的汉人，而且我的罪名和他一样，都是「危害国家安全」。

穆合塔尔的罪

穆合塔尔从小在南疆上「民族学校」。「民族」是「少数民族」的简称。新疆有两个独特的术语，一个是「民考民」，意思是民族学生考用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另一个是「民考汉」，意思是民族学生考用汉语教学的学校。穆合塔尔是「民考民」。「民考民」学生汉语一般不太好。不过穆合塔尔后来到中国内地上大学，必须用汉语，因此他虽然口音重，用词不是很准，却不妨碍交流，他要表达的意思我都能明白。比如他经常说起「我的罪」，完整意思应该是「他们加给我的罪」。

穆合塔尔入狱的罪名，是他企图组织维吾尔人在北京进行一次请愿，抗议对维吾尔人的歧视。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想法，口头上做过一些讨论，并没有实施，而且已经决定不做，因此即使按照不允许人民表达意见的专制法律，也不该算有罪。但我见到他时，他已经被关了一年。他在法庭上虽然坚持自己无罪，却不指望法庭真会判他无罪，顶多是希望少判一些。

穆合塔尔要进行的请愿，正是维吾尔族与汉族关系不断恶化的一种反映。历史上，两个民族的关系多数时间都不能算好，现在应该算最坏的时期之一。即使是毛泽东时代对新疆当地民族进行残酷镇压，但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阶级」取代了「民族」，民族矛盾也没那么突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很多中国人都知道维族农民库尔班骑毛驴到北京感谢毛泽东的故事，也许那是宣传，但我的确听过老辈维吾尔人讲述当年的民族融洽和他们对汉人的好感。那时公共汽车上的汉人见到少数民族会主动让座，中国内地更是到处把少数民族当作欢迎对象。他们当时把汉人当成老大哥，认为汉人到新疆真是为了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然而在最近十几年，民族关系恶化速度惊人，程度也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汉族和当地民族的隔阂越来越深。甚至在同一住宅区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团伙，互相之间除了打架没有其它来往。

导致民族关系恶化的，主要是当局政策，与汉人行为也有关。新疆汉人总是以统治者眼光看待当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九九七年新疆出过爆炸事件后，为了防止炸弹，政府曾要求在公共场所对人们携带的包进行检查。但是检查者对汉人的包只是走形式地扫一眼，对当地民族人士的包却百般细查。这种明显的民族歧视很快蔓延到整个中国，无论在哪个城市，看见新疆当地民族模样的人，警察动辄拦住盘问；新疆面孔的人拦出租车，到处都不停车；住旅馆也常遭

- 40 -

拒绝。

我见过一位乌孜别克族的大学教授，一副学者形象，很有风度。他讲去上海出差时，火车晚点，深夜下车正赶上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他没带雨伞，冒雨跑进车站附近一家小旅店，已是全身湿透。旅店值班的是个老太太，只因见他长着新疆人的面孔，便一口拒绝他住宿，说是按上海市政府规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当时实在按捺不住，大发雷霆，说你们上海当年来新疆几十万人，我们给你们吃和住，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到你们上海住一夜，是给钱的，你们都不让，你们上海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从此发誓再不去上海！

中国内地城市对新疆人的歧视伤了很多新疆人的心。仅仅这种歧视就足以把很多少数民族推到汉人对立面。既然你们像防贼一样防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国家？罪犯哪里都有，怎么能因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本地民族都当成罪犯。汉人犯罪的更多，为什么不对汉人采取对同样的措施？西方社会有种族歧视，但要隐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样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都让那么多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变成民族主义者，新疆当地民族的人为此憎恨汉人又有什么值得奇怪？

穆合塔尔想请愿，是指望政府能出面改变这种歧视，应该还是对政府抱有希望，把政府当成解决矛盾的仲裁者。如果政府能够接纳请愿，调整政策，纠正汉人对新疆当地民族的歧视，本来可以把矛盾消除在萌芽，避免民族关系出现敌对。然而，仅仅因为一个维吾尔青年想为本民族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进行请愿，这个政府就把他关进监狱，而且处心积虑把他判刑。那么，维吾尔人还能用什么方法表达自己的不平呢？这个政府又还有什么权利谴责那些要用炸弹来说话的人呢？

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有位外国记者在报导中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儿童每晚把当局规定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呢？我在西北遇到一家人，他们去新疆七、八年后又迁回原籍。女主人这样解释：连那么大点的孩子看咱们的眼光都好像有仇，还从背后扔石头，你说那地方能呆吗？的确，从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就成了全民族同仇敌忾。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身影，正是反映了这一点。我把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来，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

在新疆，哪怕从最小的事上都能看到民族对立。新疆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八十年代新疆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新疆实行乌鲁木

- 41 -

①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一九八六年二月起，实行『新疆时间』，即东六区区时；当地称乌鲁木齐时间，主要用于民用的作息时间，铁路、民航和邮电等部门，仍用北京时间。」（http://www.pep.com.cn/200503/ca692073.htm）

② 盛世才（1892-1970），1933年至1944年的新疆独裁者。

③ 王乐泉，男，汉族，1944年生，山东寿光人，1991年调到新疆工作，1995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至今。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④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率部进入新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共政治局委员。

齐时间①，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但是新疆汉人对此从来没有执行，一直使用北京时间。以汉人为主的新疆官方也不用乌鲁木齐时间。而当地民族人士的表却几乎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认定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相互的排斥。当地民族以此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汉人则要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眼里。

新疆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需要镇压当地民族时也会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会真的越来越对立。新疆当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军阀盛世才②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③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看见我手拿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的敬佩，夸赞「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④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其它分离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新疆统治表面稳定，却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维持一时，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埋设炸药。继续沿着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关系敌对，把双方越推越远，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新疆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古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家园还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战斗。

而汉族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日他们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谈到新疆问题，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杀」字。如果靠种族灭

- 42 -

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不动声色。

中共的椅子杂技

冬季看守所没有劳动，一天到晚呆在牢房，这使我和穆合塔尔有大量的时间谈话。原来我总是试图说服少数民族，不应该把他们受的苦难看成民族压迫，因为汉族也一样受压迫。中国各民族的苦难根源都在专制制度，改善苦难的处境不是各民族相互斗争，而是团结起来改变社会的政治制度。我对穆合塔尔这样说，你看，并没有因为我是汉族，就改变了和你关在一起的命运。不过我也同意他的意见，毛泽东时代各民族是同样受迫害，但是从九十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所受的压迫明显超过了汉族。尤其在新疆，汉人已经与政府结成了压迫当地民族的同盟。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政治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是可以在一起共建新社会。而若少数民族认为压迫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这对中国的政治转型会非常不利，因为改变政治制度不仅不会使少数民族留下，反而会借转型期的国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独立。那一方面会缩小中国民主力量的发言权，给法西斯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提供空间，另一方面将会带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仇杀。

新疆的情况目前正在在向后者发展。中共把民族主义当作蛊惑和煽动的精神工具，的确起到了把新疆汉人拉在中共一边的作用，但同时也把当地民族推到了敌对一边。那种敌对不仅是对中共政权的敌对，还是对整个汉民族的敌对。我一直奇怪中共一厢情愿，指望用「中华民族」的人造概念把五十六个民族统一成一个民族，再以民族主义的鼓动使整个中国按照它的指挥棒一致对外。然而只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被其它民族认同，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只充当政权的武器，而是每个民族都可以为我所用，用民族主义煽动和凝聚自己的人民，并作为追求民族分离和独立的根据。

中共在权力运作方面有极高造诣。几千年的权术文化在中共这里集大成，被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然而平衡不会无限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地架高，总会有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对它必将垮掉，我毫不怀疑，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

与其权术造诣相反，中共权力集团却极少人文精神。中共执政的

- 43 -

① 虽然我在这里讨论七号文件，但我迄今为止从未看过七号文件本身的内容，只是靠把一些公开场合看到的只言词组拼凑起来这是中国特色的研究。

半个世纪，人文传承被割断，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他们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更为深入的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诡诈却单薄，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人文问题，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民族问题今日走入死胡同有一种必然。而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能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七号文件」制造的民族敌对

在中共眼中，造成新疆问题的原因始终是来自外部的，不是国际势力的阴谋，就是当地民族极端分子的煽动，它自己是没责任的。但是事实上，由中共自己造成的新疆问题更多。

虽说「泛伊斯兰」和「泛突厥」思潮的确来自外部，然而这世界永远会有形形色色的思潮，多数自生自灭，或是在少数人的小圈子打转，掀不起大风浪。如果思潮被很多人甚至被一个民族所接受，说明现实一定是给那思潮的普及提供了土壤。

尽管新疆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东土耳其斯坦国」的旗号，但上个世纪的中国也出现过打着各种旗号的割据，包括共产党也曾在江西建立过「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因此导致以后中国分裂不断。事实上，新疆问题的愈演愈烈，和北京在新疆开展的「反分裂斗争」几乎同步，因此有理由认为，新疆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

中国古代小说《镜花缘》里写过一个伯虑国，那里的人把睡觉视为死亡，因此所有人都千方百计避免睡觉，如果有人熬不住睡了过去，其它人一定要把他搞醒，这样有人最终顶不住，倒下去再也不醒----被困死了，于是也就证实了睡觉即死亡，人们便更努力地防范睡觉，导致更多的人长眠不醒。这种「预期的自我实现」在现实中的例子还有，如果甲国怀疑乙国是敌人，扩军备战，进行防范，由此引起乙国不安，随之进行备战，于是就成了甲国怀疑的印证，导致甲国进一步反应，而乙国又会跟进。这样互动的结果，原本不是敌对的两国，最后会真的成为敌人。

新疆问题也是这样。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①，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国

- 44 -

① 九一一之后，新疆的恐怖活动明显减少。当局归为加强镇压的效果，但东土人士的解释是，因为九一一之后的国际环境对穆斯林的反抗斗争不利，所以主动暂时偃旗息鼓，等待时机。

际关系转向了民族关系。这一定性成为中共这些年在新疆实行强硬路线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七号文件」发布后，中共对「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不断加强，但结果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