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观察陆港互动的评论者看来，香港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就任中国禁毒委副主任（隶属于国务院）一事，绝非港府高官“北上”那么简单——这项不寻常的人事动向背后，实则是北京谋求“一国两制”再进化的潜流。
曾伟雄曾任香港警务处处长，被称为警队“一哥”（图源：VCG）
曾伟雄不是香港高级公务员“北上”任职的第一人。
早在2001年，曾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的史美伦，受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邀请，赴北京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使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从香港聘请的首位副部级官员。在会工作期间，史美伦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就任首年即颁布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或条例数十件，初步建立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法规架构。离任后，国务院评价她“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
而在史美伦之前，更早时候梁定邦也同样应朱镕基邀请，以“一元人民币”的象征性年薪，成为中国证监会的首席顾问。2000年时梁曾被评选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称其让中国投资者耳目一新，“给中国股市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纵观梁定邦和史美伦的北上经历，前者提出建立创业板、合并AB股、培养机构投资者、编制统一的全国股市指数等建设性意见；后者则通过推动强监管，促使中国证券市场向国际化、市场化、规范化道路行进。可以说，在中国金融市场的草创阶段，此二人均有突出贡献。
另一名在内地政务系统任职的香港高级公务员是陈冯富珍。曾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陈冯富珍，目前担任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首席顾问。至于历任香港特首往全国政协等处任职，应归于中央政府的礼遇，不在讨论之列。
由上述列举可见，曾伟雄的“北上”并非开创性的，既如此，外界缘何格外关注？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相较于梁定邦等三人的顾问型角色，曾伟雄禁毒委副主任的身份明显更具有实务特色，并且不再局限于金融或医药等专业层面，港人任职的边界已经延展至公安领域。
进一步说，如果将梁定邦和史美伦北上证监会视为内地对香港先进经验的“取法”，而今曾伟雄履新禁毒委的关键词则已变成“交流”和“融合”，后者正是强化陆港交流的题中之义。
前述评论者指，这次人事任用可能透露出北京的几个考量，一者如前所指，通过任用香港警队高官参与内地禁毒事务，将陆港交流的领域拓展至公安层面，使两地互动在更广泛层面得到强化；再则借由副部级的高配职务，显示中央对曾伟雄本人的器重及对其过去警务处工作的欣赏，更加传递出对香港经验的重视和对港人的信任；此外，这还意味着北京在探索陆港人事互动的范围和可操作性，为日后的深度融合铺路。
更重要的是，这些考量可能拥有相同的出发点，并将最终汇流一处——北京正在谋求对“一国两制”的现状做出调整，通过在相对不太敏感的人事领域先行试水，以为日后“一国两制”的再进化做出铺垫、观察反应、提供参考。
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北京对目前陆港互动体现的“一国两制”不太满意，因时时处处都太强调两制，而淡化一国。关键议题上缓滞不前，愈成气候的本土派，种种不堪，这是中央绝不愿意看到的。
故而有致力于推动货物、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粤港澳大湾区。稍早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亦直言，纲要的推出在于“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故而有沪港通、深港通……履新禁毒委副主任的曾伟雄，未尝不可视为扩大人才互动的某种先兆。“一国”的强化必然意味着全领域的全要素融合和交流，这位“北上”的香港警队“一哥”，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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