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与古文字学家季羡林先生相继撒手人间。除了时间上的巧合，两位老先生同为山东籍的历史学家，在宗教领域的研究都卓有建树。对于季先生的学问，任先生有过这样的评价：“操非中非西之学，治非古非今之术。”是褒扬、揶揄还是调侃，常人恐无置喙的余地。季先生主要研究梵文、佛教语言、中亚古代语言，非常冷僻。
这就形成一个很有意味的的现象：作为人文学者，季先生为大众熟知，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本身，而是他的崇高声望，以及围绕着他的是是非非，从请辞“国学、泰斗、大师”三项桂冠，到发表“河清海晏论”、“爱国论”，以及与子女和北大的恩恩怨怨，其间的认识局限、情感冲突、利益纠葛，波谲云诡，俨然好莱坞大片，赚足了读者的眼球。
2005年8月，季羡林于病榻之上写就《泰山颂》：“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云云。坊间议论纷纷。
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我国群体性事件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环保总局《2006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中国地表水污染严重。七大水系中，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矿难死亡人数接近6000人，2006年为4746人。
如果说“河清海晏”只是一种形容，而非客观的描述，那么，季羡林老先生对知识分子的寄望则让人颇费思量：
“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季羡林《忆往述怀》）
与季羡林相同的是，任继愈在去年3月的一次访谈中也着重强调了爱国的重要性，认为爱国“是做人的基础”。但具体阐述，又有不同。
爱国是不是真的没商量？不妨从季先生的个人经历说起。
据季先生的自传《留德十年》，1935年，24岁的季羡林来到德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由纳粹政府资助生活费用（每月120马克）的留学生活，对德意志当时疯狂、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有着切身体会：
“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希特勒，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我看不出压迫老百姓的情况。舆论当然是统一的，'万众一心’。这不一定就是钳制的结果，老百姓有的是清清楚楚地拥护这一套有的是糊里糊涂地拥护这一套，总之是拥护。”
在德国老百姓清清楚楚或糊里糊涂的拥护下，纳粹岂止武装到了牙齿，连敌人的牙齿都不肯放过，理直气壮地屠杀了大约六百万犹太人、一千万斯拉夫人及各种各样的其他人，发动了导致上亿人参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世界人民推向了战火的深渊，德国成千上万的 “爱国者”及无辜平民也当真“烧成了灰”。要说那些助纣为虐、损人害己的“灰”还在热爱纳粹德国，未免说不过去。
谈及爱国和哲学的作用，任先生认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可见，该怎么爱国，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爱国，太有得商量了：爱的是邪恶的政权，还是在暴政下呻吟的芸芸众生？为拯救国家和民族，施陶芬伯格等反战的德国军官刺杀希特勒，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也只有“觉悟了的群体”才有这样爱国的胆识。
季羡林《牛棚杂忆》记录了他“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教训如此惨痛，怎么忘记得起？
随着时代的变化，爱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但都有一个起码的标准：让人们的生活更合理而不是相反，才能称之为爱国。对于1970年代末的国人来说，爱国不外乎就是坚决支持改革开放。现在的我们，在建设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怎样才算爱国，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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