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清明时节起作用，这两天突然想到早就去世的周昌谷先生和他的独生女周天绛，小时候童年青梅竹马的玩伴。
周昌谷先生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当年却是中国美术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因为他在1955年，以国画作品两个羊羔在华沙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得金奖。这是新中国美术作品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次荣誉。比齐白石1956年获得世界和平奖还要早一年。
这对当时成立不久，正在积极谋求世界地位的新中国来说特别珍贵，载入国家史册。其时周昌谷先生才26岁，是新中国美术的第一声国际报春鸟。
家父16岁从师范学校美术科毕业。因为当时正规师范毕业的美术教师极少，所以很容易进入了西湖小学当美术老师。西湖小学是杭州的高干小学。林立果，林豆豆都读过那小学。
家父教的四年级那个班，集中了从省委书记陈伟达的儿子陈同海及其哥，副省长吴宪的儿子吴胜利，省委组织部长陈冰的女儿，省委宣传部长省委统战部长的孩子等的浙江当时全部高干子女。其中有周昌谷先生的一个堂妹。
当时周昌谷先生的父亲还在，周昌谷还没结婚，和父亲和这位堂妹住在栖霞岭。
家父一心想当画家和作家。家访周家时提出结识周昌谷先生的愿望。周老太爷对家父非常欣赏，一口答应。由此家父认识了周昌谷先生，又师又友直到周昌谷先生1985年57岁早逝。
反右的时候家父听说周先生被批斗很担心，去栖霞岭探望望他不遇，沿着西湖往回走。到西泠桥附近正好遇上那天请假回家的周昌谷先生。周先生对家父说：
“小张你千万记住我的话，如果让你向党提意见，无论如何不能说。“
然后两人匆匆分手。这个提醒让家父避过了反右。
周昌谷先生娶的是仰慕他的美院学生，上海来的王女士。只有一个孩子，女儿周天绛。小名吉囡 。和我同岁。
我们小时候很熟，经常一起玩，因为家父经常抱着我去周家。我读南山二小四年级时，家父回家很高兴地说： “吉囡要和你作同学了。“
原来周昌谷先生搬到我们学校傍边，所以女儿就近也上我们学校。
可惜天绛没有到我们班。不久我们在课间休息时学校过道见到，两人都很高兴。可是没说几句话，就铃响上课了。
以父亲去世为界，周天绛判若两人。周昌谷先生在世时，天绛是个非常活泼大胆的姑娘。大胆得让我尴尬。
那天放学，全校同学按照学校规定，以班为单位排队穿过操场走向校门。天绛她们班比我们班走在先。天绛可能是在等后面的同学，站在校门口。等到我们班的队伍走到校门时，她看见了我，非常热情地大声喊：
“嘿，张巍你好！“
这可把我吓坏了。我们班上的男同学见到有女生这么大庭广众之下对我这么热情，肯定要嘲笑我。我脸都要红了，含糊应了一声，加快脚步逃出校门。出了校门才松了一口气。幸亏那天只有我身后的一两个男生注意到了，虽然已经开始笑话我，万幸没有出现群起围攻的局面。
后来再在放学时遇到，天绛就邀请我去她家玩。从校门到她家只要三分钟时间。那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楼老房子。楼下是个前厅和厨房，人住楼上。一进门天绛就沿着木楼梯，蹬蹬蹬冲上楼，一边高声通报：
“爸爸，张叔叔的儿子来了。“
周昌谷先生站在靠窗的大画桌前，面前是一张空白的宣纸，显然是在思考作画。对我的问好，他谈谈应了一声，然后开始仔仔细细打量我，若有所思。很少有大人这么仔细看我。
我虽然还是孩子，但是也看出他是满脸病容。特别是他的下眼睑，有点浮肿，整个眼圈像个大核桃，让人害怕和紧张。
周先生看了我一会儿，拿起画笔开始作画。这时候天绛又蹬蹬蹬上楼来，一起上来的还有住家外婆。
她对父亲说： “饭好了。“ 然后对我说： “在我们这里吃饭吧。“
我小时候是有名的皮大王，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怕我妈。
我妈的家教极为严格。一次我在姨妈家拉开表姐桌子的抽屉找好玩的东西，我妈脸色大变。忍到回家，一进门就一顿狠打，骂我竟然做出这么没教养的事情。我满腹委屈。我当然知道不应该乱翻别人的东西，但这是姨妈家，自己的表姐，这有什么关系。
而不许在同学家吃饭也是违反必打的天条。我一听留饭就慌了，马上说：“我回家吃。“ 夺路往楼下逃。
天绛和住家外婆后面忙不迭追出来，天绛追到门口才站住，咯咯咯直笑，冲我喊：
“你不吃饭没关系，不用跑啊！“
很快我们就不能再见面了。因为一年后小学毕业，我们上了不同的中学。他们也搬了新家。
有次家父又从周家回来，说周先生对现在学校作业太多很有意见，因为天绛有天做作业到晚上十二点，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一听自愧形秽，我从来没有做作业到这么晚，更配不上人家了。
过了段时间国庆节。家父终于带我去天绛学士路的新家了。我们到的时候只有周昌谷先生一人在。他一扫病容，气色情绪都很好。没多久王阿姨带着天绛回来了。
天绛对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很热情。这让我很高兴。应我的要求，她把她最近画的画给我看。有一张是四人帮的漫画，很可笑很精彩。于是我向天绛要了纸和笔，把那画临摹下来，高高兴兴回了家。
后来知道周昌谷先生那段时间心情舒畅是有原因的。
文革时周先生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关在牛棚不能回家。他的夫人被下放到桐庐劳动。为了回杭州她找文化局一位管事的干部帮忙，两人竟然生了个女儿。
周昌谷众多学生中有个韩国学生，叫闵庚灿。他10岁时在军港上美国军舰玩。美国军舰突然奉命起航，把他带到上海。后到杭州师从周昌谷学画。
闵庚灿听说老师受辱，怒不可遏，拿起一把尖刀跑到文化局，把那位干部的一只耳朵割了下来，为师报仇，大快人心。改开后闵庚灿回到韩国，其父已经是韩国国防部长。闵庚灿后来成为韩国备受欢迎的画家。这是中韩友谊的佳话。
文革后，周昌谷夫人这个事被文化部定性为全国四大迫害知识分子典型事件之一。文化部派专人到杭州督促严办，那位乘人之危勾引人妻的干部被判刑。周昌谷先生彻底翻身得解放。
当时许多人劝周先生离婚。周先生不干。他对家父说：
“我当时被批政治上毫无前途，她出轨情有可原。现在我一身重病，哪有什么精力离婚呢。“
周昌谷先生不久开始长期住浙江医院治疗。
家父希望我能成为画家，就让我带了画一起去浙江医院看他。周先生很仔细把我的几十张画看了一遍，最后做出的评价是：
“整体吉囡画得好，细节张巍画得好。“
那天天绛并不在，周先生把我和女儿作比较，给出这个平分秋色的判断，让我很得意。
家父提出请周先生介绍的素描教师，为将来我考美院作准备。周昌谷先生认真想了想说：
“素描马玉如是过关的，就跟他学吧。“
当时浙江美院所有学生，不论哪个系，一入校必须跟马玉如先生学一年素描。马玉如先生当时可以称是中国素描教学第一名师。能够投到马先生名下学素描，全靠周昌谷先生的面子。可惜我最后没有走上艺术之路。
周昌谷先生去世后我去周家致哀。听周夫人说想把周先生画保护一下。我去弄了几百张牛皮纸，拉上两个同学，花了半天多时间把周先生的几百幅作品全用两层牛皮纸包了起来。
再次见到天绛是高三。我又想考美院了。听说天绛在自己的房子办了画室，和几个同学画画备考，我就去了。她接纳了我。我们在一起画了几个月画。
显然父亲去世对她打击极大，她彻底变了个人。以前那个活泼大胆的天绛已经不存在了，她沉默寡言，反应迟缓。
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是她母亲对她过分严厉。我不不止一次见她妈长时间地数落她，她只是默默地听。偶然抬眼看一眼旁边的我，目光里是无奈和认命。她就一直没有从父亲去世的打击中走出来，脑子总是沉浸在对过去父亲在的美好时光的回忆中。
后来我又改了主意不学画了，就离开了天绛的画室。天绛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美院。我也上了其他学校。
我们最后的联系是终身的遗憾。
那是4年后。她突然给我工作单位打来电话。因为我开了句玩笑，她没有说明要我为她找工作的事情帮忙。一个月后，她想去的单位上级主管领导问我，我才明白她打电话的原因。不过其实多半也帮不上，因为那位领导对面试不太满意。实际上领导一眼就看明白，对我说大致意思是，这个人精神恍恍惚惚的。领导之所以问我，是因为在面试时她说她认识我。既然领导已经看明白了，我再说什么也没多少用。
不过后来她找到拍卖公司的工作。听朋友说，她很满意。
多年留学后回国探亲，网上搜索周昌谷先生的画和价格，随便把天绛名字也搜一下。很震惊获悉她因病去世的消息。也知道她母亲在她去世两年后也身故。也就是说，她们全家都不在了。乐清为周昌谷先生造了个纪念馆，什么时候一定要去一趟。
请求天绛原谅我，如果认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在我脑海里永远是大胆活泼快快乐乐的吉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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