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8日晚上，针对凌友诗出席大陆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时回应“叛国说”的发言，台湾陆委会发布新闻稿强硬驳斥，双方再度交锋。
凌友诗表示，“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并没有背叛中国，也没有背叛中华民族”，而她也提到“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政权的代称。有人在偷换概念，把一个政权的代称、一个政府的代称变成国家。如果说进行这种所谓叛国的处分，那么首先要问的是这个政权本身有没有背叛中国呢？”
凌友诗在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一席话，激起民进党政府的强烈反弹。图为2019年3月11日，凌友诗在中国大陆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发言（图源：新华社）
对于凌友诗的说法，台湾陆委会则表示，除了凌友诗担任大陆“全国政协委员”一事已裁罚新台币50万元（约合16,200美元）外，也郑重回应“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凌女士手持中华民国护照，却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与中华民国国号，完全背离身为中华民国国民对国家认同与忠诚应有的态度，台湾人民对此无法认同；她的说法荒谬、绝对站不住脚。”民进党政府此时大动干戈，声讨凌友诗在河南祭拜黄帝时的谈话，不免有些令人感到唐突。但若观察凌友诗发言与台湾陆委会的回应全文，明显可见，双方呈现的是两种话语体系的对抗，背后受到两岸态度的看法分歧而驱动，可以从民族、国家、文化三个角度来评析。
首先在民族的部分，民进党政府从不提及“中华民族”（顶多在《2014对中政策检讨纪要》承认两岸在语言、文化上面“有渊源”），心心念念的都是“台湾人”，与凌友诗积极拥抱的论点呈现“中华民族vs.台湾人”的拉锯。
其次是国家，对于台湾人所属的国家之内涵，凌友诗认为，“中国”是最高的国家价值，而非国号；民进党政府却认为，“中华民国（台湾）”主权与国号，才是不可割舍的核心，因此凌友诗形同“叛国”，两者呈现“中国vs.台湾（中华民国）
”的零和态势，这也是冲突最高的一处。
最后是文化，凌友诗在祭典受访中特别提到“四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与“孝道”，认为它们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要义；而民进党政府目前正积极建立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台湾文化部长甚至认为，中国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华文化可说是绝口不提，两者形成“中华文化vs.台湾文化”的差异。
从上述三个角度来分析，就不难理解为何民进党政府要对凌友诗的言论动如此大肝火，因为凌友诗的每一个论述，都在冲击民进党树立“台湾人、中华民国台湾、台湾文化”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文化论述，完全与民进党执政的理论根基立场相左。
2019年2月14日，蔡英文在脸书（Facebook）发文表示，“相较于过去的中华民国，我更在意的是中华民国台湾的现在与未来”，时空重置意味浓厚。图为2018年蔡英文出席双十庆典（图源：中央社）
不过，民进党用以缔造“民族、国家、文化三位一体”的方式，也正是该党自己反对的那套论述模板所复刻而成。
民进党《党纲》清楚写道，中国的民族主义及思想框架是“过时”的，既然批判中国民族主义“过时”，又何必建构一个“台湾民族主义”来与之对抗？
并且，我们还可以续究，如果民进党认为住在台湾的人，都跟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没有关系，那紧抱“中华民国”又有何意义？ 民进党版本的“中华民国”，英文的“Republic of China (Taiwan)”，背后如何跟文化、民族相联系，成为具有内在逻辑一惯性的政治论述？
就概念的“发明”而言，中华民族先于中华民国诞生，中华文化的说法又是在民国之后才出现，民族、国家、文化次序清楚。民进党也循此步骤，至少很明确地把“台湾人”摆在“台湾文化”之前。
这些名词，其实都是以“人”为基础，既然真正重要的是“人”，民进党可有思考过，台湾人与大陆人，在民族、文化、国家三个维度的属性上（姑且不论民族的建构性），真的是全然两套而不可整合、无从交迭？还是因为，实在不愿看到两岸人民在民族属性与文化上有所瓜葛，才非得要建构与之对立的整套论述相抗衡？
若是出于政治而非以人为本的动机，筑起一道两岸围墙，则无异于是一道“伪墙”。因为背后主体论述不甚明确、也不够踏实，例如，台湾人大多数是汉人（占比高于大陆）、台湾文化“主体性”意谓至今仍付之阙如。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凌友诗的发言，或许就凸显出民进党的“伪墙”十分脆弱，才更需要百般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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