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习近平日渐成为自毛泽东以来最为强势的中共领导人，习个人生活以及从政生涯的每个阶段都被聚焦，这包括陕西梁家河、福建、浙江、上海。近日，《习近平在正定》一书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随之而来的是官宣部门新一轮舆论攻势。相比较为成型的福建经验、浙江经验，正定县这一习从政的地方起点又寓意象征着什么呢？
大型采访实录《习近平在正定》曾在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的《学习时报》上连载，2019年2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结集出版。据官方消息称，自3月该书上市以来，20天发行逾300万册，牢牢占据了畅销书榜。
习近平早年经历受追捧的民众心理学随后，中共官宣《学习时报》针对《习近平在正定》一书出版发起了新一轮舆论和理论造势。然而，相比复杂深奥的官方政治理论建构，中国普通民众则更热衷于从《习近平在正定》这部书中找寻习近平的从政密码。
中共官宣正在将习近平从政地方首站河北正定打造为新的政治高地（图源：新华社）
1979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习近平被安排进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任职。3年后的1982年，正当无数知识青年千方百计地设法回城之际，时年30岁的习近平却逆流而行，放弃了北京中央机关优越职位，主动要求下到地方工作。河北正定这个农业县也就成为了习日后从地方一步步升迁最终进入中共最高层的首站。
习近平在正定县委书记任上最为人津津乐道和高出别人的，是在经济和人脉方面。
1980年代，正定县是粮食种植中心，农民不得不缴纳很多公粮，充实政府粮仓。习近平利用自己与北京中央政府的沟通管道，把正定县缴纳公粮的定额减了四分之一。
当中国中央电视台筹划拍摄《红楼梦》电视剧时，剧组原本已经在北京复制了一个大型园林用于拍摄外景。但习近平动用他的人脉，把电视剧中荣国府外景建在了正定县，这提升了正定县的名气。
如同此前《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在中国大陆热销，陕西梁家河才第一次进入了中国普通民众的视野。在几乎一模一样的阅读和探秘心理作用下，人们期望透过《习近平在正定》一书，从而对习近平在河北正定的经历一探究竟。
中共官宣的“正定密码”与习近平后来曾主政过的东南沿海发达身份福建和浙江相比，作为农业县的河北正定要远为落后，且与习历任福建省省长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主政一方不同，习在河北期间最高职务仅为正定县委书记。因是之故，与推介福建经验和浙江经验不同，中共文宣部门造势《习近平在正定》并没有提什么“正定经验”。
而与普通民众的猎奇探秘心理大异其趣的是，中共官宣将河北正定塑造为政治和党建新高地的做法，背后似乎有着更为深刻的考量，这又与正定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正定是习近平从政的地方首站，或许更加微妙的是，习在正定是担任县委书记，而这都与习的政治治理理念密切相连。
早在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五年，中共建党94周年前一天的2015年6月30日，习罕见召开规模庞大的中国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会议。会上，习开宗明义援引中国古语“郡县治，天下安”、“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来表示他对县一级在中共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重要作用的重视，习并要求与会者做焦裕禄、杨善洲式的县委书记。
从现实的治理结构来看，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最后到户。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某种内在的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而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这一治理结构下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甚至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其理由是：以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为核心的一系列治理权限落在县之手。
北京中央与次一层的省政府提供关于土地及其他经济政策的指导，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有权调动地区的干部或把他们革职，也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再分配。但是经济竞争依然是在县域之间展开。尽管今天的北京中央政府正在改变以往“唯GDP”的官员政绩考核，但是这并不表明经济不再重要了，并且，新的政绩考核也依然是要在县域竞争之下来进行。
中国正在向政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迈进，习近平和中共对县一级治理异乎寻常的重视，正是今时今日中国政治和官宣造势《习近平在正定》的深层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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