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财经杂志》的记者写的报道“石首的愤怒”，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最近令人目不暇接的愤怒：拉萨的愤怒，瓮安的愤怒，重庆出租车司机的愤怒，邓玉娇一案引起的愤怒，绿坝软件造成的愤怒，韶关的愤怒和乌鲁木齐的愤怒，还想到茅于轼的文章“快乐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先到最近很畅销的书《中国不高兴》。
乌鲁木齐的愤怒如此突然，如此暴烈，如此震撼，连胡主席都不得不取消在意大利参加快乐的G8峰会。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眼下可能都在绞尽脑汁思考：正在崛起、让世界侧目的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愤怒？在一个政府使命是为人民服务并全力以赴打造和谐和让人民合法而无畏地追求个人幸福的国度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不高兴？
澳大利亚的一个记者在乌鲁木齐采访了一个汉人。这位姓耿的汉人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一个维族家庭的人走过一群愤怒的汉人。他摇着头对这位记者说，“我活了40多年还没见过这样的事。我心里难受。有人说维族人给水库里下了毒。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们都不敢喝自来水了。”他还对记者说，他有很多维族朋友，他们都是好人，当中只有一小撮是坏人。耿先生不理解为什么受到政府的政策如此照顾和优待的维族人会那么愤怒。
耿先生的困惑可能是汉人的困惑，政府的困惑和世界的困惑。
面对这样的愤怒，仅仅说我们要依靠理性和法制去平息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寻根溯源，仔细而认真地分析和辨别这一爆发就可以大规模实施毁灭和摧残的愤怒的导火索。
我们大概不能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的愤怒仅仅是外界的因素造成的。具体到“七五事件”，在仔细查清分裂主义分子、恐怖主义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如何煽风点火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内因下手，检讨政府的宗教政策，教育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努力发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维族同胞会“上当受骗”参与打砸抢，造成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民族冲突？为什么汉人会觉得维族人忘恩负义？为什么维族人会觉得自己是共和国的二等公民？为什么开发大西部的国策在给新疆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昌盛的时候维族人并没有感到党的温暖和政府的厚爱？为什么为了脱贫让维族人外出打工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一位旅居新加坡的学者说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设立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但又不给很多的自主权，二是专门制定政策优惠少数民族，包括在就业、升学和计划生育方面的优惠。他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却值得政府官员和学者反思。
还有一位刚刚从新疆考察回来的学者告诉笔者，他并不同意所谓新疆已经完成“巴勒斯坦化”的论调。他认为，“新疆的问题不过是中国社会问题在新疆的反映。中国社会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公正，因此政府与民众，民族与民族，互相之间也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加之没有沟通机制，没有表达民意的渠道，遂使整个社会像一个没有阀门放气的高压锅一样。这些问题体现在不同的民族之间，一粒火星，就可以引起爆炸。”把新疆的问题放大成全国具有普遍的问题，这可能有点耸人听闻，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
民族或种族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对执政党或政府的巨大挑战。因为种族的问题，美国打了历史唯一的一次内战，以种族平等为基础的人权运动在60年代曾使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陷入极度混乱。美国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好种族关系的问题，存在着很多工作、教育和社会歧视等问题。前苏联因为没有解决好民族的问题，在中央集权被削弱之后顿时一分为十六，而俄罗斯今天也还面临车臣要求独立的民族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就有过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虽然汉族占总人口的92%，但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却十分辽阔，并有丰富的资源。不解决好民族问题，中国的崛起会困难重重，和谐也会仅仅是理想。
在愤怒因为治理不良可能或终于酿成冲突之后，政府不仅需要了解和控制局势，保护冲突双方的生命和财产，恢复社会稳定和治安，还需要及时公布冲突的细节，做到透明公开，平等对待冲突的两方，从而减少冲突的升级和扩大。在这次冲突发生之后，新疆自治区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仅允许境内境外媒体在第一时间进入乌市自由采访报道，还给到来的记者提供最大的方便，使得国内国外关心暴乱情况的人们可以尽快了解那里的局势。
但是，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我们也许可以说政府在处理这次不幸的冲突前后有许多地方可能做得不是十分完美。比如，对 “6.26”韶关汉维冲突的处理不仅缓慢，而且不十分公开，给境外的三种势力提供了在境内造谣中伤的机会，使得本来就心存不满的维族同胞气上加气，糊里糊涂地参与了“七五暴乱”。
如果政府目前对境外势力遥控和策划“七五暴乱”的指责属实并且证据确凿，那么政府应该知道乌鲁木齐可能会发生暴乱，但是政府并没有在事前公告居民，也没有在暴乱发生之后通过各种信息手段奉劝居民不要离家，不要上街。相反，不仅手机没有信号，居民可以信赖的政府们门户网站均不能登陆，电视和广播也没有及时通报暴乱发生的动态。我们可以理解阻断这些信息渠道可能可以减少暴乱分子的相互串连和不法分子的造谣、协调和动员，但是及时向居民通报危险可能带来的效应是不是比防止不法分子里利用现代通讯手段更有必要？
目前暴乱已发生4天，人们最为关注的是暴乱中人员伤亡的情况。由于政府对伤亡人员的具体细节还没有做进一步的通报，包括世维会在内的唯恐新疆不乱的境外分子于是发起了“短平快”的攻势，指责政府的警力开枪扫射和平示威的维族居民，扬言有400多维族人死于非命等等。谎言需要用事实来戳穿。政府必须尽快公布暴乱的具体细节，包括境外势力如何挑拨离间、遥控和指挥暴乱、156个在暴乱中死亡的是什么人、为何在暴乱之后需要在乌鲁木齐加强警力部署等。在中国政府的高官接见和探望护国卫士和在暴乱中伤亡者的亲属时，是不是也能有一些官员能去看望维族人，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对他们问寒嘘暖？
今天看到海外华人纷纷召开座谈会，一是谴责“三大势力”对新疆安定团结的破坏，一是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在历史上自相残杀的时候数不胜数，大多因为愤怒，而愤怒又大多因为生计困难和政治压迫滋生。但是打打杀杀的中国人最后还是会坐下来共分一杯羹。问题是，大家能不能不打不杀、心平气和地在一起讨论，无论文化、语言、宗族和宗教背景有多么不同，在共和国土地上生活的都是中国人，都享有同等的公民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刀郎可以用歌声和旋律把汉维两族人民连在一起，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使得民族的误解和仇视被无限放大的时侯，在各级政府官员迷信发展的硬道理和抱守武力可以维稳的思维的年代，在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的地方，人们都象是“飞来飞去的蝴蝶，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勇气和远见的国家和地方领导人齐心协力，不仅仅是尽快恢复中国通往西域的大门的安定与和平，还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中国的少数民族制度，争取在今后几年里从根本上铲除民族矛盾这个生在共和国肌体上的病灶，让中国平稳地继续朝前走。李开盛在他的文章“一个汉族人眼中的7・5事件”写到印度的甘地“作为印度教徒如何勇敢地站出来呼吁保护穆斯林，甚至不惜以绝食抗议，避免了种族冲突的恶性升级”，让我们对自己的英明领袖们也浮想联翩。
2008年拉萨有一场乱，2009年乌鲁木齐又乱了一次。中国的少数民族不高兴，中国人不高兴，中国的政府官员不高兴。一个愤怒的中国是不会给自己和世界带来任何好处的。
我们必须要努力改造酿成乌鲁木齐的愤怒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的领袖都是依赖社会底层的愤怒打下天下和拿下江山的，因此，执掌政权的人应该最清楚让人民高兴的重要性。让一个社会的快乐极大化并不容易，但是并非不能做到。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乌鲁木齐八楼的二路汽车，不知道这路的公交车有没有在7月5日被烧，不知道刀郎唱的那个场面还会不会在那个神奇的城市再度出现：
是你的红唇粘住我的一切，
是你的体贴让我再次热烈。
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
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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