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香港相当热闹，七月一日下午，六七万香港市民顶着炎炎烈日，沿着大街游行到政府总部呼吁落实双普选，批评特区政府施政失当。刚过去不久的六月四日夜晚接近二十万人在维园集会纪念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要求中央政府平反六四。就在五月二十一日，一批当年在香港文汇报工作，参与了1989年六四事件报道的资深传媒人士程翔、刘锐绍等人集会纪念当时的文汇报支持国内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于五月二十一日的社论开天窗，刊出“痛心疾首”四个字，这个举动对香港对全国的影响很大，以致动员了香港百万市民上街游行，反对北京当局对学生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当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的程翔和任驻京办事处主任的刘锐绍忆述当时的社长李子诵与资深报人金尧如等同仁主导下，和文汇报大多数工作人员一道，做出了中国新闻史上罕有的举动。
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社会上一直把父亲金尧如与文汇报社论“痛心疾首”开天窗连接在一起，一讲起“痛心疾首”，必然是金老总如何如何。父亲逝世时，鋪天蓋地的悼念文词也必然有金尧如开天窗“痛心疾首”的功劳。父亲成了当年开天窗“痛心疾首”的旗手与代表人物了。但是，也有人发出疑问，1989年金尧如早已不是文汇报总编辑了，他怎么又成为文汇报的领导人物主导开天窗？
前几年，刘自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到大公报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重大贡献，以及涌现了很多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但是这些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在中共建国后有很多人被历次运动整肃，打成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因此提到曾敏之老先生，解放前大公报在重庆的著名记者，解放后被打成右派，四人帮被粉碎后，调到香港工作，1989年六四事件中为文汇报开天窗起了主导作用。这是确有其事，一点不假。
据我所知，四人帮粉碎后，要把曾敏之调回香港工作，我父亲参与此事。当时大公报以为曾敏之老先生离开大公报多年，不适宜重回大公报。当时的香港新华社社长王匡和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我父亲（时任文汇报总编辑）商量决定，把曾敏之调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到了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我父亲早已不是文汇报总编辑了，当时的总编辑是张云枫，他的年龄稍轻一些，由于局势风云突变，触目惊心，张云枫以病不能理事，曾敏之老先生代理了张的工作。曾老先生在六四事件中支持学生民主爱国运动的态度十分鲜明，文汇报开天窗他的作用很大。因此刘自立兄不但求证了曾老先生，还求证了罗孚伯伯有关金尧如已不是文汇报总编辑了（这是事实）。因此刘自立兄说，文汇报开天窗“痛心疾首”是曾敏之，不是金尧如。
刘自立兄的文章，我在网站上常看，写得不错，是我喜欢的作者之一。他来求证文汇报开天窗一事，求证得好。他的那篇文章中的说法有道理，但也不完全。我特来说一说。我父亲金尧如确在1983年调离文汇报，但他仍然是文汇报的董事，属报社高层，加上他与李子诵社长多年的工作情谊，李社长对他相当器重，报社重大事情经常与他商酌。1989年春秋之交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事关重大，加上张云枫总编辑因病暂离，李子诵社长当然以父亲的董事身份把他作为文汇报的领导之一，参与了文汇报的重大工作。那些天父亲日日夜夜与李子诵社长、曾敏之代总编辑以及其他文汇报的领导在一起决策，响应与支持全国的学生运动。可以说曾敏之老先生在那个时期中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他作为一名资深老爱国报人，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反对与批判北京顽固派对学生的镇压行为。五月二十一日文汇报开天窗是文汇报大多数职工的正义行动，这件石破天惊的事件，是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功劳，集体的贡献。父亲当时积极参与其间，曾敏之老先生同样积极参与其中。所以刘自立兄说有曾敏之老先生的贡献，这是一点不错。但我父亲作为文汇报董事，李子诵社长的挚友，文汇报的老领导在事件中同样发挥了作用，这也不能否认。同时我们不可忘记，当时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受许家屯社长委派来处理文汇报开天窗一事，是他同意从“痛心疾首”和“夫复何言”两词中，选择更为强烈的“痛心疾首”一词作为开天窗的用语，令文汇报的同仁们十分振奋，事实证明，“痛心疾首”四字更为激起人民反对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义愤。因此，我们也不可忘记张浚生先生作为新华社副社长的贡献。
六四事件之后，北京的顽固派用几十万军队控制了局面，于是要求一切曾参与支持学生运动的单位与人士归位，形势发生逆转，一些单位和一些人士的归位，势在难免。社会上很多当时支持学生运动，反对镇压的人士在政治高压下，采取了归位反正的态度，一些人再也不提自己当年积极参与“痛心疾首”的壮举了。作为文汇报重要领导人，这时候只剩下我父亲与李子诵社长义无反顾，坚持原先的立场不变。当时上面有不少电话打来，约我父亲上去一谈，澄清所谓事实，我父亲毅然决然，与共产党组织脱离了关系，再后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离港赴美，写文章批判专制的制度，期待中国民主自由的新世纪。
文汇报支持学生民主爱国运动社论开天窗的壮举，在大树飘零的情况下，就落在我父亲和李子诵社长的身上了，后来人们只要提起文汇报开天窗“痛心疾首”，自然就只会想到李子诵、金尧如，其他人淡出了。这就解答了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疑问，金尧如在1989年已不是文汇报老总了，他与开天窗“痛心疾首”有何干系，为什么现在在很多情况下一讲到“痛心疾首”只提金尧如，不及他人了呢。
至于历史总是历史，有一天到了六四平反，中国的政治清明，制度民主的时候，人们在纪念天安门事件时，谈到当年的种种壮举，谈到文汇报开天窗时，请不要忘记一定要提到曾敏之老人、张浚生先生在当时的作用，他们的作用与贡献是不可埋没的。至于再论及金尧如的地位和作用，那反而没有意义了，因为我父亲在天之灵已在为中国的进步举酒祝福了，“痛心疾首”的意义已经达到，这是人民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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