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某省移动采购5G测试终端询价公告中显示，5G手机均价为1万元，5G CPE均价为2万元，但实质上，初期5G终端的综合成本远远高于这一均价。
对于5G相关发展，业界部分观点认为：
（1）如果没有规模的5G网络建设，5G终端成本很难在短时间内下降；
（2）4G手机已经够用，5G手机两年内后才有望达到千元机售价；
（3）到2025年，电信运营商面临移动数据增长的4倍，但收入仅增长1%的挑战，5G时代通信全行业进入水平增长期，行业应用才是5G商用的关键；
（4）面向行业应用，决定5G建网规模和周期；
（5）面向eMBB进行NSA部署，面向uRLLC和mMTC进行SA部署……
当前，三大运营商纷纷表态，以SA为目标网，推进NSA和SA产业成熟、规模试验、发展，却没有任何一家明确提及首先进行NSA商用部署。多家分析报告均指出，国内5G NSA向SA转换的时间过程会非常短，2020年将进行SA商用。在联通2018年业绩会上，王晓初董事长谈及5G投资时透露，中国联通4G+5G核心网改造去年基本完成，将来SA部署时中国联通核心网不需要改造。在终端层面，此前中国联通预计2019年Q3展开5G终端(NSA+SA)试商用。
NSA终端只是5G的过渡形态，SA终端才能体现端到端5G的完美特性，不难理解目标网的意义所在。就像4G时代初期出现的双待、CSFB等语音方案，以适合于网络发展节奏，VoLTE才是4G语音方案的终极目标，业界主流终端厂商在4G商用初期便明确了从CSFB向VoLTE演进的策略，最终使得在4G手机市场份额上步步领先。
当下，国内4G终端均支持了VoLTE，主流终端均支持双卡双VoLTE，而如近期发布的华为P30，在支持双卡双VoLTE的基础上进一步，支持在小区边缘双卡择优网络的自动切换，使得4G用户无缝上网体验得到提升。VoLTE的发展使得率先发力的中国移动在2018年进展超出预期；中国联通L900新增 2*5MHz将使得VoLTE等商用进程加速；中国电信VoLTE也将在6月展开规模商用。可以说，VoLTE的规模商用使得用户面向5G更近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一步。
当前，如华为Balong 5000已经支持了NSA和SA，而高通X55、联发科M70、英特尔XMM8160及紫光展锐等支持NSA+SA，需要等到下半年或年底量产。
众所周知，相较于NSA，SA终端的成本、功耗更低；其次，SA网络投资的综合成本更低，NSA面临频繁的网络改造，二次投资的综合成本加剧运营商5G投资压力；同时，NSA使得4G网络改造面临异厂家互通等风险，SA使得5G与4G解绑，有利于5G网络部署的快速推进；在用户体验方面，NSA涉及双链接，5G控制信令锚定4G无法完全发挥5G应有的特性；初期，5G终端功耗是一个考验，SA有利于5G终端功耗的控制。因此，SA对于运营商、终端、芯片、系统设备均是5G的根本性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无否定NSA商用的意义）
近期，在接受CNBC采访时，任正非指出，苹果是一个伟大的公司，苹果公司的伟大在于始终把市场带着做大，而不是做小。在回答“芯片是否会面向第三方比如苹果销售呢？”这一问题时，任正非的回答是肯定的，“对于苹果我们是开放的。”
同时，NSA的存在，恰恰使得通信产业赋能各行各业的范围缩小，无法脱离4G时代的商业本质，传统的流量经营模式无法推动运营商在5G商业上获得成功。
业内呼吁，希望华为支持SA的5G芯片对小米、OV、中兴等开放，以便于国内终端行业降低5G整体研发投入，使得用户尽早使用更加低成本且优质的终端。
也有业内人士表达了担忧，如果把Balong5000初期用于竞争对手的中低端机，华为的P系列和Mate X等高端机型就完全丧失了价位竞争力，无法体现5G的应有价值，华为5G研发投入可能将因为开放打水漂。
因此，华为Balong5000乃至5G SoC的开放，需要有限度的面向高端手机市场，有“节制”的推动整体市场初期阶段的发展，而不是以抢占市场份额为目的。从本质上讲，华为的5G芯片开放，不应走向与高通等友商在芯片层面的竞争对立面，而是起到一种催化5G产业健康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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