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抛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后，台湾除了执政的民进党几以“坚壁清野”态度抗拒外，许多政治人物给予不同程度的回应，搅乱了台湾政坛的这池水。其中最显眼的一种回应方式，是不约而同先到香港，再进大陆交流。
最新的进展是，前台湾省长、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当地时间4月15日访港，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并在当天下午与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会晤，成为继韩国瑜之后，近期第二位访问香港中联办的台湾政治人物，也意味着中共对台策略的再发酵。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团访问粤港澳，访问团成员包括前台湾内政部长李鸿源、台湾工业区理事长秦嘉鸿，以及马凯、陈肇隆、谢金河等专家学者（图源：中央社）
宋楚瑜曾任台湾省政府第14任主席、以及第1任台湾省长（民选），并多次参与台湾总统大选，如今仍活跃于台湾政坛，可谓老骥伏枥。据脸书（Facebook）“宋楚瑜找朋友”官方粉专指出，宋楚瑜此行访问粤港澳，有三个用意：关心台商朋友、观察“大湾区”前景以及“用诚意来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至于行程中究竟会见到哪位中共党政官员，完全是“客随主便”，相关论调与韩国瑜基本雷同。
与宋楚瑜会面时，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提到，“香港在两岸关系历史进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做出了积极贡献，处理有关涉台事务是香港中联办的五项职能之一”。由此可看出香港在两岸关系当中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实不可低估，未来还可能更为重要。
在中共眼中，香港有可能肩负起“台湾方案”两岸协商“中介者”的角色，细节或许还在摸索，但苗头已现。
从地理区位来看，香港一直是中国大陆与外界交往的重要枢纽，国共内战末期，中共即针对香港拟定“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不图“解放”香港，而着重在香港资本主义社会对大陆的经济贸易利益。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实施“一国两制”，仍然保持既有经济社会制度不变，外界也视香港为整个中国大陆对外经贸往来的晴雨表。
而从政治位阶来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行政级别上属于中共的“一级行政区”，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相同；而“香港中联办”则属于国务院所辖，位阶等同各部会。就这个角度来说，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中联办位阶相同，都直属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并不是如台湾民进党官员先前所批评韩国瑜那般，到访“中联办”就等同自我矮化。
值得一提的是，蔡英文政府对于宋楚瑜访问中联办，反而未见过多苛责，这或许也与宋楚瑜目前仍为“总统府资政”有关。但从民进党政府“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反应来看，或许透露出的更是其内心的焦虑。
4月15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抵达香港后，由香港中联办台湾事务部部长杨流昌接机（图源：中央社）
就“延续执政”的最高目标来看，蔡英文此时面临党内独派赖清德的挑战，党外还有国民党的“太阳”环伺，2019年以来的施政作为几乎全力集中在“四个必须、三道防护网”的法制建设上，显然是要在法律甚至是政治意义上，在台湾海峡竖起一道无形的两岸高墙。
竖起两岸高墙，也可说是蔡英文政府耐不住习近平“台湾方案”的一种焦虑展现。就是因为发现两岸政治实力与形势都在翻转，台湾在两岸关系之中越发陷入被动态势，而在内部坚定试图修法通过一个连什么叫做“政治协商”都定义不清的《两岸条例》、并以极高的公投门坎“看家”；台湾陆委会对大陆越来越强硬，甚至用字遣词显得情绪化的批评，把凌友诗定位为“叛国”，还要推动《国安法》修法，一连串限缩两岸人民往来的政治法律边界的大动作，也早已显示出民进党政府内心对“两制台湾方案”的坐立难安。
但是，单凭竖起高墙，就能阻挡两岸交流与政治互动吗？显然不行，因为墙下面的“土壤”并没有隔绝，许多“通道”仍能畅行无阻，毕竟两岸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彻底断绝的先天条件。人为的竖起高墙，挡得了一时的西进脚步，却挡不住民心。
就此而言，未来值得关注的趋势有两处：其一是“两制方案”出台后，香港在两岸互动中地位的提升会激荡什么火花；其二则是“两制方案”所引起的蔡英文政府焦虑，在台湾总统大选起跑后，对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将产生什么效应。韩国瑜与宋楚瑜陆续进了中联办，重点不在这两个台湾政治人物的身上，而是从这个隐约成形的两岸新模式背后，嗅出“两制方案”正在发酵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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