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之间看似势如水火的状态，因高雄市长韩国瑜、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近月接连造访港澳与大陆，并拜会中联办主任而打破，同时，此等动作也引起台湾政府高度重视、做出积极回应。
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香港，为两岸政治激起巨大涟漪。
早在韩国瑜还未结束访问港澳大陆行程的3月26日，台湾陆委会即表示打算推动《香港澳门关系条例》修法，管控台湾的县市长赴港澳，由于针对性强，也被称作“韩国瑜条款”。最新的进展是，当地时间4月16日晚间，台湾陆委会再度透过官方脸书（Facebook）宣告，“本会研拟于港澳条例增列相关申请程序行为规范，以维护国家安全并建立台港澳交流秩序”；至于究竟源何“起心动念”修法，台湾陆委会相当坦白，提及是“日前县市首长赴港澳引发争议”。
自2019年1月2日“习五点”发布后，台湾官方回应中共对台作为与反制动作明显加快，除了速度变快之外，强度更强、尺度也更严格。如今，随着韩国瑜、宋楚瑜接连访港，尤其韩国瑜与中联办的会面，更直接掀起台湾官方对于香港定位的重新思考。
首先，香港始终都是两岸彼此仿效与宣传的样板对象，不论两岸关系从前如何、现在又是如何，不管是对抗或合作，都是如此。
香港本身是个港口，但在抽象的意义上，香港也是一个进出口“政治”的口岸，两岸彼此都透过香港进口些什么、也透过香港出口些什么，诸如官方意识形态上的要求、物质发展的示范，甚至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两岸都试图透过香港，“转口贸易”给对方。
其次，韩国瑜、宋楚瑜访问香港，被安排与中联办会面，也透露出中共有意无意地让香港担任两种任务角色，哪怕还只是试验性质。
一是担任起协商沟通的角色，这是政治层面；二是制度示范的角色，这则是经济与政治面兼具。后者除了经济制度外，更有在“一国两制”下发展的示范意味。近日宋楚瑜访问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提到，“香港在两岸关系历史进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做出了积极贡献，处理有关涉台事务是香港中联办的五项职能之一”，也透露出中共有意以香港做为对台工作“口岸”的心态。
继韩国瑜之后，宋楚瑜也访问香港，使香港作为两岸政治交流“口岸”地位更显提升（图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新闻处）
第三，香港具有“中西混血”的特性，或使香港成为继新加坡之后，另一处可供两岸政治交会的节点。
香港，在华人世界里地位独一无二，表现出的中西文化并行很特殊，比方说早年香港知识分子一方面全盘学习西方科学法律典籍，一方面却又坚持身穿袍服，直到1960年代，结婚还是有“明媒正娶”的场面；饮食则至今都是中西并陈。
新加坡虽然也有中西文化并存的特性，但2015年新加坡的马习会，现在看起来犹如昙花一现。一方面是因为两岸官方目前毫无互信可言，另一方面，新加坡毕竟是“国际场合”，对中共而言，有甘冒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风险，除非万事备妥，不然香港之于华人世界熟悉的两岸三地，又在治下，更当为中共青睐的试验点。
就上述三个层面来看，尽管目前台湾官方推动修改《港澳条例》、试图控管香港在两岸关系中的功能，但由于现在正当“习五点”之后、两岸关系的历史性重构过程中，而香港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重意涵的“口岸”，俨然已成两岸关系的中转地，相信未来还是会继续扮演独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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