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遗民今何在？

周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民族曾经叱咤风云,对历史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匈奴、鲜卑、突厥等。但辉煌一过,它们就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甚至踪影皆无。契丹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

图：世界著名的契丹文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刘凤翥，就是他经过40多年的辛勤努力，使这一死亡文字的辨认工作渐渐有了眉目。

自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于916年建立辽朝至1125年辽亡,200多年间,契丹的铁骑纵横于北中国,建立了一个与北宋相抗衡的庞大帝国。 1125年辽被金灭亡后,其残余力量仍在耶律大石的统率下,远征中亚,建立了史称为西辽(穆斯林和西方史书称之为“哈喇契丹”)的王朝,统治中亚地区达 90余年,直至 1218年被蒙古所灭。西迁的契丹人只是很少一部,并在西辽灭亡之后逐渐融合于当地的民族。金朝统治下的契丹人中的一部分被迫南迁,后逐渐汉化,到元代成为汉人中的一员。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长城以北,这些契丹人后来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相当一部分随着蒙古大军的四处征讨而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样, 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到元代中后期就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今天是否还存在着契丹族的后裔呢?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大调查的进行,这一问题首先以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后来,云南契丹后裔的问题也引起广泛的关注。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运用了DNA检测技术,最终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达斡尔”是达斡尔族自称,还曾译为“达胡尔”、“达呼尔”、“打虎儿”、“达虎里”等。达斡尔族以从事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现有人口 12万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和新疆塔城等地。“达斡尔”之名最早见于元末明初,清朝乾隆皇帝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认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之一大贺氏的音译,这是关于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的最早提法;由来又相继有达斡尔族为蒙古分支以及自古就是独立发展的民族等看法。在20世纪50年代对达斡尔族进行民族识别后,对其族源问题仍未达成统一认识。傅乐焕先生采取慎重态度,认为当时所得资料难以肯定达斡尔族究竟是契丹后裔还是蒙古族的分支;而陈述先生则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后裔,并发表了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确实,达斡尔族的传说、语言、习俗等,与契丹族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人传说其祖先几百年前在首领萨吉尔迪汗的率领下,从原来“散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地方”也就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迁居到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一带修边堡,从此便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一传说有其历史背景。金朝为了防备北方诸多蒙古部族的侵扰,曾大规模地修筑界壕,界壕是包括城墙、壕沟以及边堡在内的立体防御体系,也就是金代的长城。由于界壕的修筑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萨吉尔迪汗率领的契丹人可能就是被金朝强迫征发而来的。另有文献记载,辽亡后, 曾有一部分契丹遗民在库烈儿的率领下向北迁徙,今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山,直到明末清初,根河一带的达斡尔族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而达斡尔族一直供奉的本族菩萨也名为库烈佛。

刘凤翥先生《从契丹小字解读达斡尔为东胡之裔》(《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1期)一文认为,达斡尔语中“长”(“首长”的“长”)一词是因袭契丹语,“兔”、“乌鸦”与契丹语相同,“马”、“山羊”、“蛇”、“狗”等词源于契丹语,“仲”、“冬”、“族”等词的发音达斡尔语与契丹语相同或相近。他据此得出结论:“像‘马’、‘山羊’、‘狗’、‘兔’等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最常用的语词,很难用借词来解释,它必然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达斡尔族是元灭金之后,由留居当地的契丹人逐步发展起来的。”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鱼方式与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族至今保持同姓不通婚的习俗与契丹族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式与契丹族的祭天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与契丹族都信奉萨满教,而最具达斡尔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曲棍球很可能源自辽代契丹族的马。

尽管近年来云南契丹后裔成为新闻热点,但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向云南民委反映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引起重视。而到 20世纪 90年代,内蒙古社科院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云南学者杨毓骧以及内蒙古大学的陈乃雄教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等都先后对滇西保山地区的契丹后裔进行过调查、研究,他们都有文章与著作问世,尤其以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为全面。

云南的契丹后裔分布在保山、临沧两市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自治州,他们自称为“本人”,共约15万人,其中保山市的施甸县是契丹后裔的集中居住地,以阿、莽、蒋三姓居多。据《元史・耶律秃花附忙古带传》记载,耶律忙古带在元世祖时受命征讨云南,后“遥授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卒于军”。耶律忙古带死在云南,其亲戚、部属也大都留在云南,一般认为云南契丹后裔就是这支契丹军队定居云南的结果。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榔村建有一座蒋氏宗祠,祠堂的正门朝东,这与辽代建筑都为东向相一致,保留着契丹族朝日的习俗。正门的两边有一副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 ”说明阿、莽、蒋三姓都是耶律氏的后裔。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珍贵的家谱资料,这些资料都明确记载他们的祖先是契丹耶律氏。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藏《勐板蒋氏家谱》记载:“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保山市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榔村蒋文良藏有《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诗言:“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 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 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孝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这本族谱中还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族起源的古老传说:远古时有一个男子骑着白马沿土河而下,又有一个女子坐着青牛驾的车沿潢河而下,相遇于两河交汇的木叶山,在此结为夫妇,这就是契丹族的始祖。他们生了八个儿子,繁衍成为契丹八部落。但是,除了这些家谱资料,还没有别的史料能证明云南契丹后裔的始祖是耶律阿保机,这很可能是后人为了光大门庭的附会之说。即使是耶律忙古带也不能被证明是云南契丹后裔的直系祖先。

现在可考的云南契丹后裔始祖是阿苏鲁,据《大楼子蒋氏家谱》记载:“有始祖阿苏鲁,任元代万户。及至明代洪武十六年大军克复,金齿各地归附,至十八年二月内,始祖自备马匹赴京进贡,蒙兵部官引奏,钦准始祖阿苏鲁除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职事,领诰命一道,颁赐钤印一颗,到任领事。”阿苏鲁死于明永乐二年 (1404年),其墓地在施甸县甸阳镇大竹棚村东山,立有“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一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基”碑一通,是清道光癸卯年(1843年)十二月四日由蒋氏子孙重修。碑右起第一行最后有一个于义为“长官”的契丹小字,就是这个所谓的契丹小字给关注云南契丹后裔的热潮又增添了不少热度。不可想像,在距契丹文字失传600余年后的1843年,契丹小字居然又能神奇地出现在通篇汉字的碑文中。据有的学者现场考察,这个字的深浅程度与墓碑上的其他文字截然不同,显然是后人所补刻,这为云南契丹后裔的研究又增添了一笔花絮。至于其他所谓云南契丹后裔墓碑上的契丹文字更是属于误解。

尽管有很多证据说明达斡尔族是契丹族后裔以及云南契丹后裔的可靠性,但是毕竟还没有最直接的史料加以证明。在当今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新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手段。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凤翥、陈智超等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杨焕明、刘春芸、吴东颖等联合提出了“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的课题,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通过相关人群的DNA比对研究契丹后裔的去向。他们从内蒙古出土的明确记载为契丹人的古尸上提取了6例遗骸(牙齿、骨骼)标本,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提取了56例达斡尔人的血样,另外还提取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通过 DNA检测后,得出了结论:契丹族与达斡尔族有非常亲近的遗传关系,也就是说达斡尔族就是契丹族的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除了上述得到证实的两个较大的契丹后裔群体外,在我国各地还分布着一些未经证实的契丹后裔,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从辽朝以来,耶律译刘。那么耶律各庄刘姓旧户的先世,很清楚地是契丹人。”(见《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另外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在西安市长安区有一个耶柿村,400多户村民中有270户、1000余人姓耶。据说,其“耶” 姓来自“ 耶律”中的一个字,而该村村民所藏一块民国24年的牌匾上,村民署名的姓氏也确实都是耶律。据其世代相传,其祖先是辽代的一位耶律天庆王,而辽代也确实有天庆年号。至今这些人家仍保留着同姓不婚的习俗。

在河北省丰南市稻地镇有一些肖姓人家,据其先辈传说,该肖姓是萧太后的后代,而稻地是萧太后种稻米的地方。现在稻地镇附近还有两个村子分别叫做大长春与小长春,据《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滦州石城县“有长春行宫。长春淀旧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同书卷十一《章宗纪三》载,泰和元年 (1201年)正月庚午,“如长春宫春水”。可见,大、小长春两村的得名确实来自金代此地的行宫长春宫或长春淀。长春淀在大定二十年之前名为大定淀,此名是否延续自辽代,至少目前还没有确切史料可证。因为金代的很多行宫都延续自辽代,因此很可能辽代此地也是一处行宫所在,而为金代所沿用。稻地镇的“肖”姓也很可能延续自辽代的“萧”姓,当然现在还无家谱及其他史料(如碑刻和墓志等)可考。

附：契丹的文字

刘凤翥/我国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王朝,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曾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两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不是因为字写得大小,而是因为创制时间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强弱。先创制的拼音制度不太完备的称大字,后创制的拼音形式比较完备的称小字。

契丹大字是辽太祖主持创制的。《辽史・太祖本纪下》神册五年(920年)条记载:“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 契丹小字是辽太祖之弟耶律迭剌创制的。《辽史》卷六十四皇子表称:“(耶律)迭剌……性敏给。太祖曰:‘迭剌之智,卒然图功,吾所不及;缓以谋事,不如我。’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接待回鹘使者学习回鹘语言文字与创制契丹小字是两码事,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契丹小字与回鹘字没有任何关系。谓“契丹小字是回鹘字母拼以契丹语”纯系臆测。契丹小字的创制时间比契丹大字晚一些,但史书漏记契丹小字创制的具体年代。终辽一代,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和汉字等一直通行于辽境。西辽也继续使用契丹文字直至亡国。

辽亡金兴。金朝虽然创制了女真文字,但金朝前半期在使用女真文字和汉字的同时,仍使用两种契丹文字。金代传世的契丹大字资料有大定十六年的《李爱郎君墓志》(以前被误称为《应历碑》)的拓本。金代传世的契丹小字资料有《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萧仲恭墓志》和《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才“诏罢契丹字”(《金史・章宗本纪》)。一种文字虽然不会随着一纸诏书的颁布而立即死亡,但随着认识契丹文字的一代人全部死去之后,当时的人又没有收藏意识,遂使契丹文字就渐绝于世,用契丹文字书写和翻译的书籍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契丹文字成了长期不被人们所识的死文字。从明代的赵(《石墨镌华》),清代的王昶(《金石粹编》)、毕沅(《关中金石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直到近代的郭沫若 (《唐乾陵文物保护碑》),见了陕西省乾县唐乾陵前“无字碑”上的契丹小字《郎君行记》之后,一律“有眼不识金镶玉”,不仅一字不能识,而且均误断为女真字。至于一般平民百姓,更不知契丹文字为何物,甚至一些研究辽史的专家学者也对契丹文字知之甚少。

现在传世的契丹文字资料,都是在失传数百年之后而于20世纪和21世纪陆续出土和被发现的。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 (L.Kervyn,汉名梅岭蕊)在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苏木”,蒙古语音译,义为“乡”)瓦林茫哈(蒙古语音译,义为“瓦砾滩”)地方掘开了辽兴宗皇帝的陵墓永兴陵,从中出土了契丹小字辽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懿皇后哀册等文物。凯尔温不谙传拓之术,于是雇用华人以5天的时间逐字抄录之。仁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手抄本的照片首次发表在法文版《北京天主教会杂志》(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Pékin)1923年第118期。这是契丹文字失传数百年之后首见天日,其意义非常重大。1930年,又出土了契丹小字辽道宗和宣懿皇后哀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把辽兴宗、仁懿皇后契丹小字哀册的手抄本照片和辽道宗以及宣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的拓本照片发表于1933年的《通报》(T’oung Pao)第30卷上,从而在学界引起轰动。海内外的学者竞相研究契丹文字,遂在学界产生一契丹文字专业。

1932至1935年间,罗福成(1884～1960年)、王静如(1903～1990年)和厉鼎等人开始研究契丹小字。他们差不多在相同的时期利用大致相同的方法获得了大致相同的成果。他们的研究方法,一言以蔽之,“比较法”而已矣。所谓“比较法”,就是把同一个人的汉字哀册与契丹小字哀册对比,把同一盒契丹小字哀册的册盖与册文对比,把各个契丹小字哀册互相对比,把契丹小字哀册与《郎君行记》进行对比,把每个契丹小字哀册的不同部分进行对比,把契丹小字资料与史书记载的有关历史事实和汉字记录的契丹语进行对比。通过这一系列的反复比较,他们终于解读出了契丹小字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的题目,还比出了于义为“年”、“月”、“日”的字和有限的干支、年号、数目字,释出了“呜呼哀哉”、“诞日”等少量日常用语,其中后经验证释对了的有70个字左右。他们只释出了这些字的字义,基本上没有涉及这些契丹小字的读音。1932年7月发行的《满洲学报》第2期上发表的罗福成的《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是解读契丹文字的拓荒作。奉天图书馆1934年刊行的金毓黻编的《辽陵石刻集录》是中国早期研究契丹文字的代表作,该书著录了当时传世的所有契丹小字资料和罗福成考释契丹小字的所有成果,还著录了当时国内外介绍辽庆陵和契丹字哀册的一些文章。金毓黻在绪言中首次提出庆陵式契丹文字是契丹小字的正确见解。王静如当时研究契丹文字的文章有二:一为《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12月第3本第4分;二为《契丹国字再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5年12月第5本第4分。厉鼎《热河契丹国书碑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此期刊物虽然印着1932年12月出版,但此期刊物中的文章有引用1933年他人文章的情况, 又据王静如等当时人讲,该刊物当时严重脱期,标明的出版时间与实际时间往往相差一两年之久,所以厉氏此文并不是契丹文字的拓荒之作。仁声印刷所1934年还刊印了厉鼎研究契丹文字的单行本《契丹国书略说》。

契丹文字是我国辽代(公元916-1125年)时为记录契丹民族语言而创造的契丹民族文字,分为大字和小字两种,大字创制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 年),小字创制年代略后。契丹文字主要用于刻碑记功、写诗译书、刻写墓志、制作符牌、记著乡里名称等。只可惜在金灭辽之际的战乱和漫长的历史中,使契丹文图书全部湮灭。到金章宗“诏罢契丹字”时就很陕失传了。存世的契丹文字不多见,仅见罕有的辽契丹文碑和墓志及典籍中的只言片字,且大多数文字今天无法识读。契丹文字从创制到废止,前后共行用了将近300年,最终成为死文字。

马定祥批注本《历代古钱图说》第134页右上眉批:“另有契丹文大钱,或释天朝万顺,有各种形制均稀。”《辽代货币论文选集》第268页,贾敬颜先生文章《契丹字钱币考》(《内蒙古金融》1985年总第5l期)中曾介绍了一枚直径6l毫米的契丹字钱图拓(图1),此钱拓刊登于1934年5月号《艺林》月刊 (总第53期)第4页上。同时写到:“原物曾为周肇祥收藏,此钱合金质,红锈鲜明,出售者称为‘天赞五万’,周肇祥以30元购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杨鲁安、卫月望、贾敬颜、刘凤翥等人的考评,这枚大钱上的文字初步判定为辽代契丹文大字,可以解读为“天朝万顺”或“天朝万岁”。对此钱铸制年代则看法不一,有辽初期和辽中期两说。大多数意见将其定为赏赐钱。笔者亦以为属于辽代皇帝为某种喜庆的情形,颁赏给臣僚的赏赐品,而非流通的行用钱。因为年代久远,数量不多,因此传世和出土均稀少。

1977年辽故上京城出土一枚契丹大字银币,直径39毫米,现存于巴林左旗文化馆。据刘凤翥文《契丹大字银钱和辽钱上限问题》介绍:“传世契丹大字银钱仅此一枚,与银钱钱文相同的铜钱在解放前也有出土,但是原物均已下落不明,仅有拓片传世。据所知,铜钱共有3枚:一为金启综先生所存与银钱相同的铜钱拓片二为贾敬颜先生所存直径60毫米契丹大字铜钱拓片;三为贾敬颜先生所存另一枚契丹大字铜钱拓片,钱径与银钱相同,但文字处理排列顺序与银钱有区别,由于三种铜钱的原物均已下落不明,因而可以说目前契丹大字钱仅有1枚银钱传世,这枚钱是唯一的契丹大字钱实物。”

综上所述,契丹大字钱币除1枚银币以外,铜钱的存世尚无明确的记载。笔者有幸收藏了1枚直径达61.3毫米的辽代“天朝万顺”契丹大字宽缘青铜钱(图 2)。厚度3.9毫米,重量77.7克。材质为青铜,水红铜色,特征为熟坑传世品,包浆熟旧,手感温润,红锈透骨,背廓浅平,宽缘穿好厚肉,面文为契丹大字“天朝万顺”,其“顺”字写法与所见其他拓片略异。该钱文字遒劲朴拙,颇具汉魏遗风。

今愿借贵刊一角,奉上钱币照片,与泉界朋友共赏。 在银杏金黄的深秋时节，北大校园里同时举办了“山东古代石刻拓片展”和“契丹文字碑刻拓片展”。那古老文化的神奇魅力深深地吸引着莘莘学子，尤其是契丹文，粗观似曾相识，细看却一字不认。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学者，手指着碑刻，讲解着契丹文的由来和辨识方法。他就是世界著名的契丹文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刘凤翥，就是他经过40多年的辛勤努力，使这一死亡文字的辨认工作渐渐有了眉目。

契丹崛起于唐末，兴盛于宋辽。改国号为辽国之后，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后渐绝行于世。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雇人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永兴陵的碑文中最早发现契丹小字。85年来，契丹文字研究断断续续，曾有过3次研究高潮。

1932 年～1935年，王静如、罗福成、厉鼎?运用“比较法”破译了70余字，未涉及读音。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掀起的契丹字研究热中，将70多字中的30多字研究出了读音。上世纪60年代，我国蒙古族学者清格尔泰在研究蒙古语同时，关注契丹文字与蒙古语的关联。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刘凤翥遵循著名教授翦伯赞、商鸿逵的教导，一直搜集、钻研契丹文字。不管是在艰苦劳作的“五七”干校，还是在唐山大地震中，刘凤翥都在抄写卡片，共计4万多张，他反复辨认，每辨识一个字，都狂喜异常。

1991年，刘凤翥参加中日联合首届契丹文字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8年，参加世界阿尔泰学会第41届年会。他在两次会上分别宣读的《若干契丹大字解读及其他》和《契丹小字70余年之研究》都引起了巨大轰动，会场上提问不断，会下提问者络绎不绝，连吃饭、休息都不得安宁。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非研究所杨虎嫩教授称赞刘凤翥为“当今世界首席契丹字研究权威”。大会秘书长希诺尔说，刘凤翥的研究太重要了，他的总结式学术报告为年会增加了光辉。

他花10年时间撰写的《契丹小字研究》先后获得内蒙古首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民族所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

1994 年刘凤翥退休后，申请获得了老年科研基金，古稀之年从ABC开始，虚心向儿子学习计算机操作方法。退休13年中，他年年出差，只要哪里一发现契丹文字，他就赶到哪里，精心地拓制拓片。他对质量要求极为严格，每拓一份拓片，他都要往碑刻上打五六十遍墨，既要用力，又要均匀，力求碑刻黑白分明，不让字口蹭上一点点墨迹。毕竟上了年纪，一天下来，他腰痛剧烈，回到旅舍，要咬着牙逐个台阶往上挪，蹭到床边弯不了腰，只能挺直身子，猛地一倒，就再也不想动了。第二天，还得咬牙前往拓制。凭着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无比珍爱之心，他终于把十几年来新出土的契丹文字全部拓制回来。他的家成了全世界收藏契丹文字最多、最全的地方。一次，他琢磨了几个月，突然豁然开朗，破解了契丹文字的部分拼音方式，一下子就弄明白了前4行许多难点字的发音和字意，这4行有116个字。刘凤翥据此写出《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研究》的论文，在《燕京学报》上发表。退休十余年，他年年都发表重要论文，或是公布最新发现。

在勤奋科研之余，刘凤翥心中也有一丝忧虑，世界上本来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就寥若晨星，这一学科后继无人的现象令人担忧。好在北京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2004 年请刘凤翥为博士生讲契丹文字课，博士生康鹏对契丹文字感兴趣，他用数码相机把1万多个契丹字拍照下来，使得契丹字也进入了计算机。刘凤翥说：“解读契丹文字号称绝学。我衷心希望它不仅不要绝，还要把它发扬光大。殷切盼望有志于此的青年朋友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中来，通过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彻底解读契丹文字。”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首渡赤水，2月18日，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行动，3月4日，朱德提议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兼司令员，他提议毛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时毛泽东才参与对军事行动的直接领导。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才成为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3月16日，红军完成第三渡，旋即于3月21日东渡赤水河，是为第四渡，至此，整个四渡行动宣告结束。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因此，在三人小组成立前，朱德在四渡赤水的领导集体中居举足轻重地位。三人小组成立后，中央对作战方针的审批权从周恩来手中转到以毛为核心的三人小组，行动方针的制定由毛朱周负责，通过后则由毛周王负责，而贯彻行动方针，制定作战计划，颁布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仍是朱德的职责。可以说，三人小组成立后，毛、周侧重于决定行动方针，朱德侧重于具体指挥。可见，在三人小组成立前后，朱德都是主要指挥者。从时间上看，朱德参与领导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特别是一渡与二渡时，毛泽东尚未取得军事行动领导权，是由朱德全权指挥的。二渡之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才参与领导了三渡与四渡。所以，现在有人说朱德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只是协助毛泽东指挥是不符合事实的。

由于朱德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作战，对这一带的地形与民情十分熟悉，对赢得四渡赤水行动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敌人的电报中曾经分析道:“红军除朱、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可见地理民情对于作战成败的重要性。此外，情报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战取胜的重要原因。土城战役，由于不明敌情，对敌人的兵力判断有误，战役结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送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见傅钟及钟夫翔回忆录），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达致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其实，当时中央红军各部队由于不了解最高决策层的情况，对于只走路不打仗，而且多走路走弯路，致使部队极其疲劳困苦意见很大，牢骚很多，甚至许多高级指挥员也颇有怨言。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上，林彪就写信提出“走弓背”的指责，要求更换前敌司令部领导，其它一军团和三军团的部分领导，也有类似意见。所以，在中央红军刚刚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时的1936年所撰写的回忆录----《亲历长征》105篇文章里，找不到一篇颂扬四渡赤水的，1952年李伯钊编剧的话剧《长征》也没有提及此事。只是到了1964年以后，萧华把它编进“长征组歌”的歌词里，先是写为“声东击西出奇兵”，1975年才进一步改为“四渡赤水出奇兵”，此后，“四渡”才大大的有名，甚至被神化。

由以上事实可见，四渡赤水并不像现在有人所说的是什么“神来之笔”，“得意之作”，好像很神秘，而只不过是遵义会议后采取机动灵活，避实就虚的新战法的结果。说白了，就是躲着强敌走。它所体现的，是集体智慧，民主决策，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顺便提一句，《亲历长征》里面收集了12首红军部队当时传唱的歌曲----真正的“长征组歌”，其中没有任何一首歌是歌颂哪个领导人的。可是，却偏偏有一篇文章《大雨滂沱中》，现场记录了1935年6月25日中央红军和中央领导人冒雨在两河口召开欢迎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大会的场面。大会首先由朱德致欢迎词，然后张国焘致答词，张国焘在讲话结束时喊了三句口号:“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个“朱总司令万岁！”在这105篇回忆文章里，是唯一针对领导人个人的。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1937年4月12日，朱老总就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针对国民党的速胜论和党内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他又利用抗战爆发后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的机会，于1937年8月11日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进一步指出抗战的取胜之道是:“实行持久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他的远见卓识，使得与会的国民党将领们为之耳目一新。他还就当前战局的进展发表了预见性的论断，指出:“日寇近日就会进攻上海”，在座的国民党将领们对此半信半疑。结果，只隔了一天，会议还未散，就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与会诸将领尽皆叹服备至。不久以后，蒋介石就接受他的建议，在庐山开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八路军将领作教官。与此同时，朱老总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发表了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怎样从战略高度上以及在具体战术上开展游击战争，以达成持久抗战并最终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目的。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为该书出版了单行本。这本书，成为根据地军民发动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的最好教材。在华北抗战中，搞得日寇头痛万分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战法战术，都从这本书中吸取了营养。

朱老总的这一对日持久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与毛泽东完全一致，稍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他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

朱老总是在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延安的，他先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再转道返回延安，他是带着一份给予边区人民和党的丰厚礼物载誉而归的。朱老总自己也即兴赋诗一首----《出太行》借以抒怀: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37年9月，朱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亲率八路军主力三万两千人开赴山西太行前线，开辟华北抗战，在武乡县建立了八路军前线总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我军华北敌后的抗日战争。他还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指挥八路军三个师和国民党的四

个师，授陆军上将军衔。在他和彭德怀的领导与指挥下，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设伏雁门关，夜袭阳明堡，斩获甚多，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威名天下扬。华北各地，黄河两岸，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到朱老总离开前，不足三年，八路军主力已经迅猛发展到二十二万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数十万，华北各地建立了至少十一处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给侵华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振奋，给我全军将士以极强的鼓舞，朱老总与彭总在各根据地和全党全军中的声望如日中天，八路军声威大振。抗日战争发展到后期，我军已拥有正规军近百万，民兵游击队二百多万，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大军。这些成就，与朱德，彭德怀在华北的正确指挥与领导是密不可分的。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纵观华北抗战全局，在我全党全军中，朱老总和彭总的功勋是数一数二的，是无可比拟的。华北抗战的开展与八路军的大发展，为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寇一投降，蒋介石立即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却急令蒋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内战阴云密布。1945年8月28日下午，朱老总在送走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机场返回之后，马不停蹄，立即赶往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9月14日，根据朱老总的提议，中央果断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他又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得到复电同意后，立刻以中央名义电示全党全军遵照执行，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按此方针“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三大战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20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行将结束。那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管军事的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伟大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是如何对三大战役进程作出科学预见和指导呢？

在三大战役之前，朱老总就部署、谋划了石家庄攻坚战，关注、支持了临汾攻坚战，帮助和指导了华野濮阳整军，并条分缕析地提出了对长春实行攻坚与长围。朱老总对这些战役的宏观指导则为三大战役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式。

他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的预示。这表现在:

1948年8月23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和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原战场是决战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

1948年10月1日，他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对各战略区进行了分析。他说:“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他认为“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

东北、华东战场的进展一如朱老总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北宁线上的战略枢纽锦州，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

1948年10月16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打下锦州，他（指蒋介石）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指华野内线部队配合作战）。”

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央在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朱老总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的重要建议，征得其他中央领导的同意，改变了原先的部署。他又亲到豫东前线传达中央的决定，并指导作战部署，极大地鼓舞了华野部队的士气。随后，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的全胜，证明了朱老总一贯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性。

战事的经过，桩桩件件印证了朱老总的预见。1948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辽西地区全歼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第九兵团廖耀湘部5个军10万余人。11月2日，再克沈阳、营口，迫使锦西、葫芦岛之敌海运南逃。至此，辽沈战役全部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紧接着，即11月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进行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发起、进行和结束，同样在朱老总预见之列。

1948年11月26日，当战略决战全面铺开之际，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说:“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在徐州地区，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在华北方面，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当只有这么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

朱老总在三大战役发起前夕和进行过程中，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精妙的指挥艺术对全国各战略区尤其是华北、东北、中原、华东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和战略指导，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