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从演化论的观点看
创新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那么，采取怎样的科技政策才能有效地促进创新呢？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对创新和科技政策的研究，逐渐从以均衡分析为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转向以演化经济学或演化论为范式，并使之成为主导范式。
创新是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非平衡性和异质性的过程，而新古典经济学将创新看作是一个趋于最优的过程，并认为政策干预乃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这显得有失简单。相反，演化经济学则将创新看作是一个不断搜索、试验、选择和扩散的过程（齐曼，2002）[1]，从这种观点看，政策措施就是为了推进和维持这一系列过程。所以，政策设计是过程导向的（process-oriented）行为，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以纠正市场失灵为目的的目标导向（target-orientation）的行为。
科技政策的二分类法：使命型和扩散型
Ergas（1987）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把科技政策划分为“使命导向型”（mission-oriented，简称“使命型”）和“扩散导向型”（diffusion-oriented，简称“扩散型”）两种类型。[2]
（1）使命导向型政策，主要是面向国家主权，采取大科学的方式，从事对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激进型创新；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次要考虑的问题。其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化，即决策的集中化、选择技术和项目的集中化，支持重点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和科研机构。
（2）扩散导向型政策，主要侧重于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技术的转移和扩散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关注公共物品的供给，促进渐进创新。
Ergas进一步根据（1）特定技术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2）政府与民间部门研发支出之比例；（3）教育制度的设计；（4）R&D合作的机会；（5）技术标准化方面的工作；（6）国防科技研究之比例等六个方面，区分使命导向型与扩散导向型政策及相应的机构和国家。
Ergas对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瑞士和日本等五个国家进行了研究，提出：美国和英国是典型的使命导向型国家，而德国、瑞典、瑞士，则是扩散导向型国家。日本较为独特，属于使命导向和扩散导向并重型。
使命导向型政策范式和扩散导向型范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与“大科学”、技术生命周期理论、“衍生”（spin-off）、“涓滴”(trickle-down)等概念和理论联系起来，[3]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施使命导向型科技政策可以导致大规模的高端（high-end）的技术成就，它们将导致大量规模较小、可以向下端移动的实际应用。具体地说，通过政府合同或采购，承包人可以提高其技术能力，积累生产知识，降低成本，从而寻求商业应用。通过这种“衍生”(spin-off)或自上而下的“涓滴”(trickle-down)过程，使得政府前期的巨额投入产生效益。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集成电路项目就是这样。扩散导向型科技政策倾向于促进渐进创新，提升现有产品的附加值，改进质量，提高效率，而不是创造全新的产业。然后“自下而上”和“后发制人”，产生高端复杂新技术，进入科学前沿。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
对扩散导向型和使命导向型的发展
受鲁坦（Ruttan，2001, p.537）、坎特纳和匹喀（Cantner和Pyka，2001）分类研究的启发，笔者提出从科学和技术、使命型和扩散型两个维度，把科技政策和科技项目划分为四类，如下图所示
科技政策四分类
任何一个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项目都可以分解为四种类型，比如，在我国原科技计划体系中，16个科技重大专项属于使命型技术政策，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属于使命型科学政策，国家科学基金属于扩散型科学政策，星火计划属于扩散型技术政策。改革后形成的新型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以及新时代的科技政策，当对使命导向的科学技术与扩散导向的科学技术，保持动态的调整，统筹兼顾。
该分类有助于我们把握国家科技政策和计划的定位，并从时间动态上去考察国家科技政策的总体变迁。
近年来，欧洲等国家出现了新的趋势，又开始转向“使命导向”的科技政策和科技计划。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