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前，中国东晋封建时期，取得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后的晋孝武帝司马曜希望听到来自臣民的称颂，故意询问大臣其可与哪些古代帝王相比。谄媚者众，其中一位大臣称当今帝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是前朝两汉开创者与其比也只能是望其项背。司马曜大悦，当即表示，赏赐精田千亩，锦帛千匹。然而就在这位大臣大喜过望之时，司马曜却称大臣以假话蒙蔽君主，君主也以假话赏赐大臣，此为礼尚往来。
中国社会是一个极其讲究“名”“实”的社会，也正是因此，很多人为了所谓脸面、为了“名”而挤得头破血流。而既然有人重名，便自然有人投其所好，即便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闻听他人歌功颂德也自得其乐。位于权力高阶的人或是享受这样的权力包围，或是以此辨别臣子的忠贞，对这种语言的“进贡”也是乐在其中，毕竟这种“表忠”是权力的彰显。于是、这一故事很透射了中国社会的典型以下事上的奉承或者语言贿赂文化。
中共试图以“同志”称呼替代现行官场的职级之称（图源：新华社）
如今的执政者中共却对这种行为极其防范。他们将这种下级向上级表明等级的称呼或言行举止称为“语言贿赂”，并以法规条文的形式明令禁止。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似乎都未能躲避。虽然，如今的“语言的贿赂”已不尽然都是政治投机者的把戏。
近些年，在中国的政治圈层中，存在一种“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叫正不叫副”的现象， 中共的纪检媒体曾报道过一则来自民众的困惑“中国的政治层级中到底有多少处长、主任，怎么一介绍起来不是处长就是主任？”这便是“叫正不叫副”带来的官场影响。2014年5月，广东省纪委曾专门发通知称，禁止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使用“老板”、“老大”等语带“江湖习气”的庸俗称呼。
2016年10月的中共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有条文规定：“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中共试图以这种凸显平等化、无等级感的成为来对抗因称谓而产生的“语言贿赂”。
不过，中共高层领导似乎并未让“同志”的称谓在中国官僚体系中再次流行起来。无论是习近平视察期间来自民众的声音还是中国官媒的报道，“总书记”这样的称谓似乎更被大众所接受。
这并不难理解，毕竟，“同志”已在中国社会中被落下了二十余年。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政治风云中，“同志”一词的兴盛与式微反映了中国政治几个阶段的演变。“同志”被中共广泛使用应是1923年，彼时中共成立初期，选用这个马克思笔下颇具政治色彩的词汇来表明敌对斗争下的认同与团结。及至中共建政，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 “同志”一词在中国大陆地区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进入到一个疯狂大同的时代，当然彼时的“同志”更多的体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感。但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开始向市场化靠拢，政治、经济、思想层面的改革与开放使得“先生”“小姐”甚至“师傅”开始在社会层面取代“同志”的称呼。而随着中国领导人脱下中山装，穿山西装，“主任”“书记”等的称呼也开始在中国的政治圈层中顺理成章的称呼开来。“同志”称呼的没落，职级称呼的盛行，中共认为这些“等级化”“市场化”“亲戚化”的称呼正在啃食党内的政治生态，带坏了中共的作风。
及至十八大后，中共新一届领导人颇为重视对党的整顿，在包括反腐、党建等系列的整顿政党纪律的同时，也试图恢复被甩在身后的“同志”称呼。
在中国作家圈层曾有这样一则轶事，某日一位作家向另一位作家夸赞您的文章写得真好，遭到后者的认真反驳，但前一位作家并未放弃，如此三天连续夸赞，后一位作家便信以为真。于是便有了“再清醒的人也撑不过三天”的圈层趣闻。这个故事虽是作家圈的一则笑谈，但也至少印证了“语言的贿赂”与权力、阶层并不完全挂钩，但在权力、等级的环境之下，“语言的贿赂”更有生存的优势，毕竟顺耳之言总是更令人容易接受。但对位于整个官僚阶层来说，无论是何种称谓，保持清醒虽不容易但却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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