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是一种学人与学人间的传承

在不久前于上海社联举办的《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与青年使命”青年论坛上，部分获奖的青年学者在论坛上做了发言，也体现了其开阔的学术视野。以下系此次获奖的六位青年学者的发言摘要，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的微信公众号。

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寻找平衡

高红（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与青年使命”，我想结合公共管理学科，谈一谈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

学科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第一，是关于学科本土化与西方对话的问题，我想这也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的主题有关。一下午的发言听下来，我发现大家讲的最多的话就是“学科本土化”，无论是经济学、文学、政治学还是历史学，每个学科都在谈如何实现本学科的本土化表达。而作为公共管理学的青年教师，我认为我们这一学科也面临这个困惑：一方面，学者一致致力于实现本学科的本土化，试图构建更具中国特征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面临着无法与国外学术界进行更深入对话的尴尬，于是不断实现理论整合与国际接轨亦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目标选择。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无法本土化、又无法与国际主流对话的公共管理学。诚然，本土化确实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可以侃侃而谈西方的三权分立、立宪政体，对“弹性”“内卷化”“科层制”等概念的运用驾轻就熟，他们了解奥斯特罗姆、沃尔多、登哈特，熟悉戴维·伊斯顿、伍德罗·威尔逊，但是却不一定了解我国的基层民主选举、政府组织架构、政党与政府的关系等最基础性的专业问题。因此，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本土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然而与此同时，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并不单单意味着研究内容的中国化，如果一味的追求研究内容的“落地”，带来的便是无法与世界对话、无法深入整合、无法形成理论体系、难以进行深入地讨论与探索的境地。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国外的公共管理学科可以分为多个流派，而我国的公共管理却往往只有研究内容的差异，却缺乏理论之间的整合与争鸣，更难实现与西方的理论对话了。正如周雪光老师曾经谈到：“国内学术研究的风格特点突出，……是实际问题导向，而不是学理导向的学术发展。因此，研究课题随新的实际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外延……学术空间不断扩展，但无暇向深处挖掘，无暇与已有的相关研究建立学术传承关系，难以形成学术积累和系统知识。”

量化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

第二，是关于量化研究方法的推崇与理论如何创新的问题。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在一批海归青年群体的带动之下，以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为阵地，量化研究方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国内学界对量化研究方法的推崇亦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就好像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那句“不懂量化，何以生存”的话。

确实，在国外顶级期刊发文章，没有量化数据根本不可能；在国内的好期刊，没有量化也是难上加难，于是我们开始一窝蜂地奔着量化研究方法狂奔而去，希望自己可以追赶上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滚滚洪流。然而，当我们过多地强调量化研究方法的时候，静下来看一看，理论研究是否同样在讨论中得以不断更新并向前发展呢？我还记得2011年山大校庆的时候，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作为嘉宾曾对我们谈及他对理论与量化的思考，对我影响颇大。他认为，如果不能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或者说理论一旦存在缺憾的话，那么对它的量化并无太大意义。再者，定量研究方法往往只是验证理论，而非提出理论，这也就意味着量化方法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可能它对于理论的更新产生的作用依然有限，而一个学科，本就离不开方法和理论的共同发展。因此，当我们在过多地关注方法的时候，是否应当适当地沉淀下来让方法等一等理论呢？

而何为“好的理论”，我认为，理论最大的功能就是解释，有解释力的概念就是最好的理论，像“晋升锦标赛”、“运动式治理”、“压力型体制”、“行政发包制”等等概念，就是对本土政治和行政的解释，即使每一个解释都在不断被探讨、修正、更新，但是这些具有解释力概念的提出，难道不和量化出来的结果一样有价值么？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否定量化研究方法的价值，公共管理学走向科学必须依赖科学的研究方法。

知识体系构建与青年使命

公共管理学科经老一辈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引入至今，从最初的译介著作填补空白、搭建学科体系，到现在摸索出自己的培养方式和话语表述，已实现了快速发展。我们作为年轻一辈的青年学者，在国内外接受了系统的公共管理学科教育，诚如竺干威老师所言，应“在对我国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应尝试如何对看似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行概念上的提炼与理论上的提升，这不仅有助于解释中国的公共管理现象，有助于解决公共管理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或许还可以提供一些带有一般性价值的东西，从而使本土话语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丰富公共管理的知识生产和扩大公共管理的知识版图”。

因此，我认为，当代青年学者应在致力于实现学科本土化的过程中，时刻保持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从而在广度扩展的同时努力向深处去，挖掘出既具中国特色的特质、又可以提出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和概念，推动学科继续向前走；而与此同时，学习方法、而又不拘泥于方法，让方法的归技术、让理论重新被思考，由此，一个更为全面和立体的学科才得以均衡发展。

基于中国立场与跨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

彭敏哲（中山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

这是一个跨学科的论坛，在座的有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专业的老师们，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一次拓展学科视野、了解学科前沿、碰撞出新的思想火光的宝贵机会。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与青年使命”我想就我们学科和我的研究来谈谈自己的想法。

基于中国立场，对话国际学术

所谓中国知识体系构建，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关键词是“中国”，就是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西方的、外国的，在文史学科领域，在接触到西洋学术前，中国其实是有自己的批评理论特色与方法体系。但就我们古代文学来说，这种理论体系有点“不接地气”，和西方文学思想相比，古人在表述思想的过程上，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有意识地以系统的文章结构来表达思想，往往是直接写结论，略去了具体论证过程，而且会用各种形象比喻来描述，所以很多的诗论、画论、书论、乐论，就是随笔或者感悟，不像学术论文，像性情文字。古代有本很著名的诗论，叫做《二十四诗品》，它里面形容诗的一种风格，叫做“纤秾”，它是这样表述的：“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一般人读了不知所云啊，按我们今天学术论文的作法就是你讲纤秾，就说纤秾是一种怎样的风格，要让大家看明白，但是古人他绕来绕去，越说越玄，这段评诗的文字，本身就像一首玄妙难解的诗。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提出过“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但我们要如何去理解这个概念？光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够写好多篇论文了。这其实反映出古人的一种学术思维方式，但这种具象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思想就是零散的、没有体系的。南京大学的张伯伟先生曾说：“如果将古人的思想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下考察其形成与演进，我们就能够发现，在貌似零散片段的形式掩盖下，是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内在体系的，而且这一体系也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

另一方面，我论文中所呈现的历史上对于古典资源的利用与再生产，其实也反映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追忆与眷恋，饱含着时人古为今用、借古喻今的话语实践方式。所以谈到青年使命，我觉得青年学者更应基于中国立场，按照自身的方式提出新问题，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加以解决。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固步自封。对青年人来说，我们处于一个国际化的时代，为了和当今的国际学术进行对话，我们当然也应该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动态，关注西方学术中的热点问题。中文学科尤其是古代文学学科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研究的是自己的母语和文化，我们当然有理由坚信我们能把它做到顶尖，而与国际学术进行交流的意义之一便在于，我们能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作出回应，既包括吸纳和补充，也应含有修正与批判。

立足学科立场，拓宽学科视野

在当今学科越来越细化的今天，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在文史领域，我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做研究要有一个博——专——博的过程，我们既要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也应该广泛地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一个综合全面的判断分析，所谓“博观约取”，然后“厚积薄发”。

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学科之间有时壁垒森严，互不关心，明明是做同一个时代的研究，却只关心各自的那一小块部分，无法对这个时代形成高屋建瓴的宏观理解，又如何谈论微观具体的研究呢？就我自身而言，我会有意识地去扩充自己的学科视野，比如在研究“近代以来的文学与学术”的时候我会去向历史学尤其是近代史、社会学尤其是文化社会学这些学科去学习，了解他们的研究倾向、方法理论和写作模式，从众声喧哗的话语中爬梳一个时代的万象风采。在这个的过程中，常常让我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某个问题，却因为读了某些其他相近学科、相似领域的研究论著，仿佛遇到打开“异域世界”大门的钥匙，让我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后的多彩风景。做研究的过程，同时就一个求知的过程，从无知到知之，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这个过程，也恰是“探索与争鸣”的历程，探索新的角度、问题和方法，在多声复义的学科碰撞中绽放出百家争鸣的思想之光。

当然在使用跨学科方法的时候，也要注意基于自身的学科立场。每个学科都有它致力关注的“研究本体”，丰富多元的理论和方法，最终都为了这个研究本体而服务的。拓宽学科视野，是为了走出去寻找更多的“钥匙”来解决问题，而最终，我们依然要绕回来，不忘初心，挑拣出那些恰如其分的“钥匙”，叩开我们所站立的世界的大门。

跨层级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研究

张国磊（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

对于青年使命是什么？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二是善于利用学过的理论去解释一些社会问题。在硕士毕业时我有幸能够在政府部门工作，虽然通过专业课学习，逐渐地了解政府的运作方式，但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地方政府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运作的。比如理论上政府是按照科层制自上而下的逻辑进行运作，但是在实际中却出现非科层化的现象。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一些驻村干部下到基层以后，他们会想方设法完成政府考核，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应对上级转移的各种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应对考核与获取晋升的两种考量。在对田野调查与经验材料进行总结后，我认为当前农村基层治理模式显现出一种跨层级治理表征，也就是跨层级治理模式，即组织高层跨越中层部门直接介入基层治理，并逐级下压治理主体责任，督促各层级干部完成相应的考核任务。在这种非常规的治理模式下，虽然村庄治理效果显著，并成为其他地区借鉴的经验样本，但地方政府不应过度依赖这种非常规化的治理工具，而是应理性看待其存在的弊端，通过加强制度供给的有效性来规避治理失灵的风险。作为青年学者，当我看到这种现象时，希望通过理论解释这个问题，把这个现象说透，把这个机理给说清楚。

改革开放40年，国家通过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加强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现有基层社会治理是按照科层制的行动逻辑进行运作，科层制的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与非人格化特质能够确保政府治理的准确性、权威性与统一性。处在科层制体系中的各种类型组织，无论在资源的整合与汲取，还是在动员行动与偏好表达，都离不开各自的分工与协作、协调与控制。由于科层制的规制过多与层级束缚，导致科层治理的效率低下与结构功能弱化，亟需地方政府通过放松规制与简化程序来突破科层制的层级束缚，由此塑造出跨层级治理的行动策略。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不仅从制度层面显现出权威治理、代理治理与指标治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也从行动者层面形成了主导参与、合作共治与主动服务的非科层化行动取向。

首先，作为地方政府的一项制度供给，跨层级治理能够推动国家治理任务与地方各项制度安排衔接。一方面，通过联镇包村的制度化运作来突破村民自治制度失灵的困境，以组织高层与基层群众的直接互动来减少行政资源的内耗与项目下乡的阻力，进而提升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另一方面，在制度文本的合法框架内，通过赋予驻村第一书记一定的权、责、利，增强其在联镇包村工作中的积极性，进而使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安排得到贯彻执行。通过联镇包村制度将国家与地方政令进行有效整合，有效地避免政出多门而导致的责任推诿与执行偏差的困境。与此同时，通过驻村第一书记的行政力量介入，能够协调基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有效防止小范围基层矛盾纠纷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事件。由组织高层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跨越中层部门直接嵌入基层社会与群众进行互动，意味着地方政府治理不在面对散沙式的群众上访行为，而是通过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平台将群众的合理诉求进行整合，不仅可以节约行政成本，也能够通过驻村第一书记的协调者角色疏通干群之间的关系，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因此，通过跨层级治理的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是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基层政权的基本取向。

其次，跨层级治理的行动逻辑起始于联镇包村的制度文本，主要表现为组织高层与基层群众的直接互动。从纵向来看，地方政府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下基层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并通过目标责任制与不定期调研来督促各驻村第一书记履职到位。一方面，组织高层不定期到承包的村庄进行调研与走访，在了解驻村第一书记的治村效果的同时，也能掌控村庄的发展状态以及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而做出批示来实现个人的治村理念。另一方面，组织高层直接嵌入到村庄，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也能将公共服务直接下沉到基层，使基层矛盾纠纷问题能够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引导下解决。联镇包村制度所呈现出跨层级治理样态，是地方政府分权的一个过程，在赋予驻村第一书记权、责、利的同时，也对其履职行为进行过程管理与全面考核，尤其对晋升机制的明确化，机关干部更倾向于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来增加个人履历，进而提升自身的政治晋升空间。换言之，联镇包村制度并非指注重对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考核，而是通过晋升激励的软治理方式调动驻村第一书记的积极性，使其成为地方政府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新代理人。

最后，制度创新是实现基层社会善治的前提条件，不仅需要地方政府加强制度供给的有效性，也需要各行动者的通力协作进行底层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营造出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的发展空间，不仅提升了宏观的国家治理能力，也给予中观的地方政府治理更大的空间，使微观的基层社会治理获得更大的驱动力。从联镇包村制度运行过程来看，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到底层实践是在地方政府的制度性框架确定后才得以运作。具体而言，联镇包村制度的顶层设计主要包括指导意见、主要内容与操作方式组成，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宏观的政策适用范围（普适性抑或特殊性）、中观的部门利益是否均衡（博弈抑或合作），也要考虑微观的执行主体的行动取向（科层制逻辑抑或非科层化运行）。从现实来看，地方政府将联镇包村制度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范畴，同时将基层社会治理的各项制度安排融入联镇包村的具体任务中，由此形成政策互补。作为联镇包村的主要行动者，驻村第一书记的行动决定着制度的顶层设计能否顺利完成底层实践。如果制度的顶层设计过度依赖科层制体系自上而下的法定程序，那将会加剧政策执行异化的风险，因为随着行政层级的增加与管理链条的延伸，政令信息在向下传递过程中失真的可能性将会加大，加上各层级部门利益分化的存在，导致制度运行的成本加大。地方政府不仅要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也要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持续性地跟进，很可能因为难以权衡各方利益诉求而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导致治理危机。

总体而言，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弥补性治理，跨层级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地方政府创新治理模式的一个过程。通过联镇包村的制度创新来突破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失灵的困境，以组织高层与基层群众的直接互动来减少行政资源的内耗与项目下乡的阻力，进而提升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制度文件的合法框架内，通过赋予驻村第一书记一定的权、责、利，增强其在联镇包村工作中的积极性，进而使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安排得到贯彻执行。但跨层级治理并非适应所有治理领域，而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农村场域中才得以实现其价值取向，尤其在科层治理失灵的情境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利用跨层级治理的方式实现组织高层与基层群众的良性互动，进而确保国家与地方各项制度安排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底层的有效回应。

浅谈中国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青年使命

罗峰（华东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

所有社会科学的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也许都会面临一个元问题，即如何处理西方理论与本土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问题上的张力问题。或者，用一个更加通俗的词语来表达，学科的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历史的惯性——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本身就是肇始于西方，与现实的必然——社会科学必然地以具体的国家、社会情境为研究对象，所共同决定的。而青年在这个建构过程中的使命究竟为何？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各位分享一下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以来的思考。

第一，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自五四以来的中国话语体系中，青年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生阶段的描述，而是一个被赋予了拯救中华民族使命的神圣角色。尽管当代青年们没有身处在风波诡谲的革命年代，但是同样肩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当代的青年学人们首先应该要将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使命内化为自己的真实渴望。

第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充分考虑中国的独特性是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理论前提。青年学人们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意识到，当代中国和知识的发源地欧洲以及知识的汇集地美国相比，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当下情境，都存在着社会特征上的巨大本质差异。在构建本土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历史乃至认知体系的独特性，即费孝通先生一直强调的“文化自觉”。而如何去体会这份独特性，则需要青年学人们勇敢地走出书斋，去用脚丈量天地，用心去体会现实。

第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青年学人们在面临具体议题的选择时，需要保持前瞻性。一方面要紧跟学术前辈们的研究脚步，关注到那些国内外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同时对一些相对微观、经验性的议题的保持研究热情与关注。因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身处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高速变化的历史时期，青年学人们不能等到问题出现之后才展开研究，而是要保持预言性，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因此，关注到研究议题的长远价值，也是青年一代参与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四，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相对于老一辈学者们深厚的学术积累以及丰富的生活阅历而言，青年学人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以及更加新颖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在进行具体的研究之时，有必要在研究方法上做到与时俱进。这里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指的是社会科学领域主流的实证方法与量化研究的方法，也包括扎实的外语功底、以及对最新的国际研究成果的吸纳等等，更需要的是一种胸怀天下，舍我其谁的气魄。

借用了这么多中国的古诗，最后我想借用一句西方的谚语作为结尾：不要重新发明车轮。在这里车轮指的就是现存的西方知识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有的理论与方法。而我们青年学者们的使命，当然不是发明车轮，而是把这个车轮打造地更加结实耐用，进而在这个轮子上，建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马车。

中国模式与青年学者的使命

程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到2018年突破90万亿元，增长了247倍。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7年的15%左右。中国经济规模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一位到如今稳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8年的59.58%，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2018年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中国的经济奇迹不仅成就惊人，更重要的是不依赖和不服从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许多国家政府和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和学习中国经验。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全球经济发展和减贫扶贫做出了巨大贡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贡献却乏善可陈。去年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诸多经济学界的活动中，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哪里？为何如此伟大的经济奇迹诞生不了伟大的原创性思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所有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去深思和努力的。

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奇迹，而是整个社会、政治、文化、人口、城乡结构等全方位深层次高烈度的变革。这就不仅需要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也需要各个学科的学者积极响应和深度反思。从这个意义，所谓的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就是各个学科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范式重构，也就是理论化的中国模式。青年学者富有朝气，进取心强，但尚不具备成熟学者的理论体系构建能力，无法独立搭建理论的宏伟大厦。因此，青年学者的使命就是：从各自学科出发，以小见大，从某个视角、某个问题出发总结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这也是“四个自信”在学术界的生动体现。青年学者的使命如何落实，窃以为以下几点与诸君交流：

第一，做什么研究。我们应该研究中国的问题，研究现实中的问题，以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需要防止两个倾向：既不能一味模仿西方做法，脱离国情或毫无创见；但又不能画地为牢自我限制，只限于中国视野。当代的青年学者受惠于改革开放的环境，都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都能较早的接触和学习国外先进的学术观点和方法，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写作规范。因此，青年学者在研究选题中应该尽量把国际趋势、国家需求与个人基础结合起来，开展上档次、能落地、有思想的研究。

第二，怎么做研究。我们应该以问题导向，不要拘泥和局限于学科限制。学术研究一般追求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范式创新，但在单个学科的框架内很难做到。通过跨学科的交叉，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进行融合和集成。思想的碰撞更容易擦出智慧的火花，学科的交融更容易产生创新的成果。

第三，研究成果怎么表达。研究不仅要做好，还要表达好，即通过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传递给同行，也要传递给社会。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在国内的权威期刊发表成果，还要在国际期刊上讲述中国故事。必须得承认，当下仍然是英语掌握话语权的世界，为了在国际上宣传中国模式，介绍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我们必须要学会和习惯在国际期刊发表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在受众更广泛的渠道发表一些带科普性的文章，比如当下流行的公众号。知识，不应该封闭，更不应该脱离群众。

思考是一种学人与学人间的传承

黄旭韬（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本科生）

我来自华南师范大学，是一名本科生。看到今天的讨论主题——“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与青年使命”，我想起刚刚步入华南师大那会儿，系主任讲到当代青年的使命与责任之时有过的一段肺腑之言，希冀与我们一众刚步入高等学府的青年人共勉。因时间的流逝，个中精炼的论述早已忘却。彼时唯恐遗忘老师所言，在笔记本里将最重要的一句话逐字记下并保留至今：“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有思考，才是最重要的。”囿于个人的学识，以下论述属于对今天讨论主题很不成熟的片面理解，愿与在座各位青年学人一道共同探讨。

第一，我认为理性思考是青年学人之根。应当承认，“思考”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人知晓。但该如何去进行“思考”，又常常无法给出答案。这个问题同样困扰了我许久。但幸运的是，大二之初即与陈先哲老师结缘于“挑战杯”。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我发现从社会生活中寻找“思考”的聚焦点，有利于锁定研究的问题。后经过“走进现场”地实地体悟，从细节着手推动“思考”地不断深入，更能助力研究问题的解决。

本次入选《探索与争鸣》征文的文章，正是我们对农村教育贫困问题寻找一种新解释的“思考”之果。现如今，尽管部分农村真正实现脱贫，但仍存在不少农村，在扶贫的过程中难以触摸到贫困者的真实心理的境况，甚至会给当地人带来依赖性，而无法真正摆脱贫困。因此，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致使教育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又该怎么对症下药，实现教育脱贫呢？基于思考，并借鉴和改造刘易斯贫困文化论的解释框架，从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家庭文化与个人文化四个维度对农村教育贫困问题作出文化学的解释，即是我们通过长时间坚持不懈的思考，对上述问题给出的答案。

老师对“思考”地执着，已深深影响了我。彼时那个浮躁的自己，在一段段“旭韬啊，要沉下心，多动脑筋”的语音留言后沉下了心，在面对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思考的过程。我相信，这是传承，是老师作为青年学人，让有志于未来成为青年学人的我，坚持理性思考，切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也相信，这样的传承不仅发生于老师与我之间，更存在于青年学人这个群体之中。它让更多人体悟思考之重要性，提升群体的社会责任感。

第二，脚踏实地是青年学人之本。刚才已论述如何“思考”，现在所要讲的是，对于青年学人而言，贯穿于学术研究的全过程，还需要什么。我认为，“脚踏实地”应贯穿于其中。不可否认，现如今所处的时代，青年人对自己的发展，都怀揣着最美好的希冀。当代青年学人，也从不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但在坚定信心之余，却稍欠“勤勤恳恳搞研究，脚踏实地做学问”的学术坚持。对待学术研究，我们需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克服困难，也需有踏踏实实地“耐心”与“恒心”，直面困难，迎难而上。

囿于学识能力，青年学人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还需要前辈的点拨与指导。我也没有例外。只是每每与学识渊博的前辈共事，都能更真切地体悟到他们的学术砥砺与学术坚持，自始至终脚踏实地地对待学术研究。陈老师指导吾辈学生时，正是如此。就调研的全过程而言，他并非仅停留于点滴的言语点拨，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我们一道坚持走进现场，进行实地调研。我们不仅能更加真切了解到受访者在乡土场域的真实经历和心理活动状态，还通过老师在调研过程中的身体语言，看到他对待学术的严谨与踏实。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们也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受限于研究的敏感性，访谈多次被拒绝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原定的调研进度。然而，在这苦与累的学术体验中，我们坚持一步一脚印，在调研现场倾听与观察之余，更坚持学术伦理与规范。调研报告的最终成文，恰与我们脚踏实地地进行实地调研密不可分。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作为一名“95后”，有志于在未来成为一名“学术青年”的人，在不断地调研、学习和思考过程中，我深深感悟到：随着新媒体的冲击，现阶段的青年人视野逐渐开阔，知识面愈发扩大，书本、课堂上的知识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群体的需求。因此，我认为包括我在内的群体中的更多人，应该迈开脚步，去丈量脚下的大地，在理性思考中探寻社会的真谛，用脚踏实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携手努力建构社会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