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不作为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虽然经过多年的整治有所改进，从原来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进化到今天的“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但其中的根本问题还是顽疾难除，严重阻碍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称之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
对官员不作为的顽疾，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早已多有批评。2013年刚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不久，李克强即表示“不作为或乱作为要依法承担责任”。到2015年“为官不为”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问责制，对所有行政不作为的人员都要坚决追责。”习近平也多次批评官员的不作为，并提出“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治病之道，甚至表示对不作为的官员 “零容忍”，必要时让他们“挪位子”。
治理官员不作为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必须常抓不懈（图源：新华社）
据了解，中共十八大以来，已经有数千官员因懒政怠政等“不作为”典型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如2019年4月22日，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8省（区）公开移交案件问责情况公布，共问责1,035人，其中厅级官员218人。从移交问题分析，涉及生态环境保护部署推进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及违规决策、违法审批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占比超过八成。
中国对不作为官员的批评教育不可谓不多，对他们的惩处不可谓不严，但这个问题短时间内恐怕还无法完全解决。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官员的不作为，有深层的体制原因，也有几十年如一日的环境养成，要尽速从根本上改变它们十分不易。
中国官员缺乏硬性监督，人所共知。在缺乏硬性监督的情况下，权力乱不乱用，作不作为，完全取决于官员的自我修养和利益诉求，他们乱作为、不作为其实是人性恶的正常表现。虽然中共十八大后加大反腐，纪委开始更好地发挥监督权力作用；十九大后国家监察委成立，建立对所有公职人员的监督制度，并且效果不错，但这只是刚刚开始，要真正建立起官员的规矩意识，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习近平说的必要时让不作为的官员 “挪位子”，引入新人，为中国官场注入新的血液是可行的方法。毕竟，中国从不缺少有为之人。
新人新气象。新一代专业官员更容易接受新的价值规范，形成新的健康的官场环境。中共现在已经加大对新的年轻人才的吸纳，各类大学生、博士生进入中国基层官员队伍，已经逐渐成为常态。
据了解，现在在中国农村任职的大学生村官有十几万人，而从2008年招收大学生村官起，累计在农村服务过的大学生已有超过五十万人。这些大学生村官，大多进入中国的公务员系统，他们有知识，有理想，有热情，了解中国基层治理，正是中国培养新一代专业官员的理想选择。
吸纳知识青年为中国官场注入源头活水，他们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新生力量（图源：VCG）
不仅有大学生村官，中国乡镇、县级地方政府也吸纳了很多年轻精英人才。如生于1990年3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攻读博士的袁琳，成为福建省福清市最年轻的副市长。与她相似的，漳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金融办主任李宏泰也是90后。据悉，自2012年始，中国福建省就探索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引进优秀博士、硕士毕业生，直接挂职副县长、副镇长等重要岗位干部，并配套多项措施重点培养，旨在战略性培养储备年轻干部。到2018年底，福建从清华、北大和人大共选拔了6批次214名引进生，其中博士109人。有16人提拔为正处级领导干部，包括1名县委书记、3名县长，省直机关处长1名，市直机关主要负责人5名，还有11名引进生担任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
从村官到乡镇长，再到县市长，中国正在按照改革开放之初培养第三梯队那样，培养新一代专业官员。中共要用心做好这些年轻人的培养工作，确立规则，积极学习现代治理文明，塑造官场新文化，对他们破格提拔重用，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以与陈旧、不合时宜的官场旧文化告别。
可以想见，随着年轻一代专业官员的增加，必将对中国官场文化变革带来影响，成为中国走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何时何事，人才都是成事的关键；在中国走向深化改革，发起另一次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些深具可塑性的年轻干部后备军，有望解决官场顽疾--不作为、乱作为，推动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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