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后发表了主题演讲。在包括37国政府首脑在内的5,000多人面前，北京已经一改此前“探讨”的气氛，转而强调“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之北京还制定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等文件，至此，外界可以发现，北京目前应已
越过了“债务陷阱”的阶段。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该峰会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期间，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制造对不发达国家的“债务陷阱”的批评仍此起彼伏。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是让分析人士们哑然失笑的。
的确，“一带一路”如今取得的成果不意味着他此后的进程会继续顺利下去。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为首，美、欧财经界有关“一带一路”存在阴谋、会导致“债务陷阱”的言论仍具备一点依附于媒体权威和美国霸权而来的可信度，但总的来说，北京在2013年至今的实践已经足够让第三世界国家看到中国究竟做了些什么。它的最新表现或许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所言，“债务陷阱”等各种帽子终究扣不到“一带一路”头上。事已至此，这些攻讦之声更可能只是一种针对中国的政治攻击。
随着各国首脑先后抵达北京拜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右），中国2019年度的主场外交行动也开始了（图源：新华社）
政治因素与实际问题
从2018年至今，有关中国“一带一路”给投资国家带来“债务陷阱”的言论正在继续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显学。
很多迹象显示，西方媒体炒作“债务陷阱”可能是对中国债务的不同理解，带有意识形态的眼镜来看待中国的诸多动作。更不用说有关“债务陷阱外交”的案例从来没有被可信地论证过。如果说此前有关“债务陷阱”的分析尚能在经济层面上产生关切，而今的这一论调就更多存在政治因素。
不可否认，“一带一路”的不少参与国债务水平的确过高。面对这种实际局面，有人如指责中国“不顾项目所在国负债情况和偿债能力”，为一些项目提供贷款导致“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是可以理解的。
此前，马来西亚新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Bin Mohamad）当选后，新政府就暂停了前政府举债延请中国公司修建的“东海岸铁路项目”。这一行为几乎被西方马上视为“一带一路受阻”的关键标志。
在中国大举经略非洲之后，美国也只剩下开动媒体机器批评其“债务陷阱”威胁
但当西方世界强调北京要借助“一带一路”获得相关国家控制权时，很多当事国就随即惊诧起来了。
马哈蒂尔及其阁僚虽对前政府从中国资本处借贷太多有些不满，也默许了《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编书攻击前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一党。但当西方言论顺势攻击中国后，马哈蒂尔就及时叫停，进而强调自己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支持以及对止损的渴望。而今，“东海岸铁路项目”已经以“降价”、“改道”的方式继续进行，马哈蒂尔也已率团前往北京参会。
事实上，西方观察家可能总是在“债务陷阱”这一说辞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北京已指出，比起所谓“债务陷阱”，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相关国家面前更头疼的问题可能还是资金缺口。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未来到2030年，亚洲地区每年大概需要基础设施投资1.7万亿美元，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目前每年只能筹来大约8,000多亿美元。至于在非洲，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度也只能满足不到三分之一的需求。
面对这种实际问题，只知道批评北京的西方观察者想必是一辈子都不会发现并尝试解决的。
北京得到了第三世界的认同
其实，在美国、欧洲津津乐道的非洲等地，早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不是非洲债务危机的驱动因素。
首先，已有非洲学者指出，相比非洲大陆的外债总量，来自中国的借贷数量并不特别引人注目。譬如在2000年至2016年间，中国向非洲提供了1,150亿美元信贷资金，可这一款项尚不及中低收入国家6.9万亿美元债务总额的2%。可见，中国不是非洲债务危机的驱动因素。
其次，“债务陷阱”的说辞之所以能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广泛流传，进而引发共鸣，其根源也许在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一层面上。
资料显示，“一带一路”连接了中国和欧洲，它穿过东南亚、南亚、中东和东非。即便不包括中国，这些地区人口已占了世界人口的42%，GDP亦占世界的1/4。它意味着就算中国不对该区域投资，来自各国的跨国企业仍能在未来几十年从中发现巨大机遇。当中国与之结合时，西方世界本能地感到危险是理所当然的。
“一带一路”穿过的东南亚、南亚、中东和东非等地区具备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图源：VCG）
遗憾的是，由于非洲基础设施水平低下，教育水平不高，加之多个主要国家连年战乱，这使得非洲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从1970年的约3%下降到2013年的不到2%，美、欧对非洲的兴趣因此不大。
相比之下，中国已为非洲3,000多个战略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资金，亦向非洲国家政府和企业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商业贷款。中国过剩工业产能的出口及其经济特区模式使非洲大陆新兴制造业从中受益。这种局面就让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经略能得到当事国和第三方的认可。
事实上，很多在2018年一度发生领导人更替的国家已经确立了对北京，对“一带一路”的认可。在巴基斯坦，曾被描述为激进“亲西方”的新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上台后的首访国家就是中国。在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小国，当地政权的更替也难以改变其资本、经济的大势。亦不会冒着国家债务违约的危险叫停中国项目。
从这里看去，当西方认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有阴谋、有政治动机，但又拿不出真凭实据时，这种指责就是政治攻讦。中国不干预他国内政的态度，以及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关键角色，也在让北京的外交基本盘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变得越发牢靠。这是动辄“偶像化或妖魔化外国领导人”的欧美人士难以想象的，西方观察家和分析人士或许也可以借此在北京面前调整一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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