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9年，中国经济和外交困境逐渐纾解，扶贫议程密集展开，成为中共高层治国理政越发重要的一个事项。特别是习近平于不久前在重庆召集央地大员推进“两不愁三保障”，给“脱贫攻坚”吹响了集结号和冲锋号。
改革开放后40年的扶贫有望在习近平任期划上句号（图源：新华社）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综合江泽民与胡锦涛年代提出的相关规划，明确“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其中第一个就是在中共建党第100年也就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消除“绝对贫困”。时至2019年初，所余仅有两年时间，仍有1,660万贫困人口。这些也是最难脱贫的人群。
而中国政府在扶贫方面的财政支出，也在这些年里持续快速攀升。中国官方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5年，中央累计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约1,898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84美元），年均增长14.5%。
2016年至2018年，年度增长率分别是43.4%、30.3%、23.2%。2019年一季度扶贫支出增长率更是高达57.1%，增幅接近六成。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40年里减贫7.4亿人，确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9年就曾称赞“中国使得亿万人民脱贫，而这种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所有中国人都享有富足安康的生活，是一种流传数千年的文化情怀。中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也包含类似的内容。然而这种愿望和理想，直到近40年，特别是未来一两年，才得以真正地临近实现。
事实上，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给亿万中国人的整体脱贫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而改革开放的成功其实也正得益于亿万中国人的脱贫。正是这些海量中国人在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个人奋斗，汇聚起了中国物质积累、滚滚向前的巨大能量。
因此，扶贫不仅关乎“平均”或“平等”的文化想象和“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也符合社会发展方面的逻辑。尽管中国长期以来的财政扶贫支出负担不轻，近几年涨势又增，由此所得的回馈其实是远大于付出的，而且并非大水漫灌。
首先，扶贫与基建投资是相互结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方案“三去一降一补”之中的“一补”是为“补短板”。对此，《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曾指出，“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完善基础设施，创造有利于脱贫的环境和条件，比简单的物质补贴更能触动贫困的根本原因。
其实，扶贫也是一个持续释放“人口红利”的过程。贫困人口脱离社会底层和边缘，加入主流社会分工，同时也就成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这对于中国老龄化加剧的形势至少会形成一股缓冲力。
再次，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扩大，贫困人口的减少和消失，将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增进社会稳定性和持续性。
不过，近日也有观点表示，中国富裕人群和贫困人口的财富增长形势比较乐观，但社会中偏下阶层民众的生活改善进度有所落后。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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