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史学泰斗余英时指出，民主与科学理念在台湾已局部、甚至全面实现，但中共只能借纪念五四鼓吹爱国、爱党，可以说「六四以后就没有五四了」。
史学泰斗余英时表示，台湾建立民主自由制度是从五四运动而来，中共政权是台湾最大威胁，台湾民众若觉得为赚钱必须和中共妥协，台湾恐怕会变成第二个香港。（资料照片）
余英时日前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寓所接受中央社专访时直言，中共政权是台湾面临的最大威胁，但台湾一般民众不了解，只觉得中共很有钱，为了赚钱必须和中共妥协，「那就看你要妥协到什么程度，如果妥协到政治上都不顾的话，我想台湾将来就会变成第二个香港」。
余英时说：「现在台湾内部思想非常混乱，没有一个共同认识，这是很大的危机。」
1919年的五四运动背景是日本强占山东，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认同西方思想，带动民初青年学生与知识界反思、批判华夏传统文化，追随西方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
五四运动爆发2年后，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等人组织下成立。余英时指出，1949年中共建政前，利用五四协助自身发展，却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声称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民主，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直至今日，中共把五四象征为爱国，宣称只有共产党能让中国强大，因此爱国必定也要爱党。
余英时表示，民主与科学息息相关，想要有民主，就少不了自由言论、行动与组织，这也是科学所需，因为少了自由，就做不了研究。但中共不想要民主与科学，只想掌握控制人的技术，而不是真正研究知识，因为中共的真理观念就是「为党服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集体学习、讨论五四运动精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接着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重弹「爱国爱党」老调，宣称一个人不爱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余英时说：「共产党今天讲的是一党专政，假借五四爱国名义、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是它最成功的地方。」
对于习近平集权后严控舆论、压制批评声浪，余英时说，中国许多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都告诉他，当前中国言论自由是「最坏的时候」。中共以学生监控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论，导致教师人人自危，深怕说错话会导致饭碗不保，以此手段控制知识界，是习近平统治完全违背五四精神之处。
但在余英时眼中，五四精神在中国并未消灭，反而不断活动，因此他称五四运动为中国100年来的精神动力。
昔日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大学红楼，今日已成为中共国家文物局办公大楼。（中央社档案照片）
他提到，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一批批反对派出现，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人发起「零八宪章」，人权律师也不断挺身而出。此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去年声援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成员提到反对共产党不民主是基于五四思潮与传统，也是明证。
近30年来，台湾民主蓬勃发展，被视为华人世界典范，与中国日益紧缩的言论环境形成强烈对比。余英时说，台湾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的重大成就也是从五四运动而来。
余英时主张，1949至1960年，第二度五四运动在台湾出现，由胡适担任发行人、雷震与殷海光担任主要编辑的「自由中国」杂志发挥不可磨灭的作用。
他表示，台湾原本没有民主观念，国民党当时一党专政，也不容许民主发展。「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后，鼓吹民主、自由、人权理念，胡适与雷震分别提倡普选与反对党观念，即使最后因触怒国民党当局而停刊，播下的思想种子仍持续发展，促成1980年代反对党力量出现，1990年代首次总统直选。
余英时说：「五四提倡的民主、科学，在台湾可说是局部、甚至全面实现了。今天在台湾研究科学没有不自由的地方，完全可以跟西方任何国家相比，民主制度基本上也是成熟的，关键就在于五四。」
许多人士曾期待，历经3次政党轮替的台湾能产生引领作用，协助中国迈向民主化进程。但随着中国整体国力提升，中共近年挟带经济资源输出意识型态与治理模式，甚至以「锐实力」干预、渗透民主政体，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构成威胁。
余英时认为，中共用现代科技控制社会，企图将反自由、反民主系统推向全世界，或许容易影响厄瓜多等尚未完全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但不可能在美国、英国、法国等有良好民主制度的国家发生作用，因此中共输出一党专政模式是有限的。
至于台湾能否对中国步上民主道路产生影响，余英时虽回答「目前不可能」，但提到他接触的中国自由派人士都希望台湾保持民主制度，作为将来中国发展的可能方向。
余英时说：「这个东西（民主制度）不能保持的话，大陆知识分子就会觉得很危险，认为中国人会相信中国不能再搞民主。」
余英时指出，1949年中共建政前，利用五四协助自身发展，声称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民主，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图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央社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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