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作为民众爱国运动，爆发在北京，但其思想酝酿、人才准备、抗议方式的形成也与上海有着重要关系。
早在1959年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之际，上海文化局等就举办“五四运动史文献展览会”。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举行“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会”，同时责成上海历史研究所将上海人民在五四运动中的革命斗争历史资料整理编辑，出版《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下文简称“选辑”）。
五四运动与上海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选辑》一书中有着详尽描述。“当时历史所谁编了这本书？他们是怎么编的？对今天历史研究有哪些启示？”这些都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马军非常关注的问题。4月30日，马军就《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左右分别为1960年版和1980年版）
《选辑》编成并非易事
通过整理历史所研究员汤志钧的所内文献，马军发现汤志钧在《历史研究与史料整理》中曾回顾“文革”前历史所的四部史料书，其中一部就是《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
汤志钧直言在短时期内编成《选辑》并非易事。首先是时间太匆促了。据汤志钧回忆，历史所大约是在1959年1、2月间承担这项任务的，距离5月4日不到半年，除可利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大量中外报刊外还需要大量研究。当时所里研究员就冒着严寒赶赴北京，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探寻，当时还只能手抄。
在那之前，有关五四运动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己编有《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且即将出版。《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中很多资料都和上海有关，因此编辑《选辑》既要避免重复，又要具有特色。
历史所的研究员们只有利用上海报刊比较众多的特点，将五四运动爆发上海人民响应至“三罢”斗争、拒签和约等作纵向排列，再把五四时期上海社会各团体的政治态度，中外反动派的破坏横向处理，分为上、下编。
时任历史所副所长周予同也参与《选辑》的编撰工作，他同时还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马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周予同在《选辑》编纂讨论会上的许多真知灼见常令课题组获益匪浅。
比如周予同提出：“上海、天津都在写五四运动在上海、在天津，北京三所出《五四简史》和再版当时的著名出版物。当时还有武汉，武汉也是个重点；还有杭州，杭州文化方面的资料可能很多；还有长沙。希望这些地方都能把资料集中，以便写一本完整的《五四运动史》。理论指导的重要性，现在看起来很重要。明确中国当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确定了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工人在当时已经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过去说工人运动是在五卅开始的，这需要修正。统一战线在当时已经可以看出它的力量，是在五四开始的，四十年来行之有效，今后还是有用。”
《选辑》不只是史料整理
汤志钧提及，《选辑》虽然编写匆促，又受到同类资料汇编先走一步的影响，还是有其应用价值。
首先，《选辑》上编以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为序，既搜集其发生的背景材料，又整理“五四”“六三”以至“巴黎和会”的次序逐卷编集，使读者对“五四”有比较完整的了解；下编将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各团体的政治动态，中外反动势力对五四运动的破坏专门编集，也有利于对各该专题的探求。
其次，本书充分利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报刊丰富的特点，刊种繁多，中外均备，如《民国日报》《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新闻报》，以至英文《沪报》《北华捷报》《大陆报》《中法新汇报》等，还有《工部局警务日报》《工部局公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1919年报告》及《美国外交档案》《日本外务省档案》等，这在当时可说是来之不易的。
1960年6月，煌煌60万字的《选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第1版，影响颇为深远。“这本书不是简单的史料整理。”马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历史所其实有编书传统，尽管在今天有点不受重视，但这本身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工作。”
《上海人民参加五四运动的斗争概述》部分
编书同时还进行论文撰写
马军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更难得可贵的是当时汤志钧、刘力行、周予同、徐仑、吴绳海等历史所研究员不仅参与了《选辑》汇编，同时参与了五四运动相关论文的撰写。
比如汤志钧于1959年5、6月的《复旦》月刊发表《美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政府对“五四”运动镇压和破坏》，刘力行于1959年5月的《复旦》月刊发表《“五四”时期上海“三罢”斗争中的罢市问题》。周予同和徐仑甚至发表了多篇文章。
马军说：“徐仑是当时历史所副所长之一，也是《选辑》编撰项目的实际领导者。他自己编书同时还发表了论文《五四运动中上海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动态》《上海人民参加五四运动的斗争概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历史科学》，这在今天都很难做到。”
在《上海人民参加五四运动的斗争概述》中，徐仑就“上海人民怎样参加了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如何举行三罢斗争”等展开了详细的史实论述，举例皆含时间、地点、数据及事件细节。在《五四运动中上海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动态》中，徐仑分别就上海工人阶级、上海资产阶级、上海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动态进行阐述，最后分析了上海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今天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或许不会太关心资料本身，而是关心一些宏大叙事。”马军说，“通过这些论文，大家可以关注并学习前辈是如何写纪念文章的。”
据悉，历史所将于5月6日举办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纪念活动——“《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1960年版）是怎样编成的”。本次活动将首次披露当年编纂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稿，包括周予同、杨宽、徐仑、方诗铭、汤志钧、马博庵、吴绳海、程天赋、章克生等历史所前辈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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