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4日是中国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百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关键节点，不仅在当时极大鼓舞许多中国人，冲击了北洋政府合法性，为共产党在中国的产生、国民党联手共产党发起北伐战争埋下了伏笔，而且有效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传播，其中包括把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源于此，不论共产党、国民党，还是两岸三地知识界，普遍赋予五四运动极高历史意义，每逢重要节点，都会隆重纪念。4月30日，中共就召开了规格空前的五四运动百年纪念大会，不仅在京决策层高官悉数出席，而且习近平亲自讲话纪念，将五四运动评价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伟大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史具有“里程碑意义”。与此同时，海内外知识界也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重申“德先生”与“赛先生”。
中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进行了高规格纪念（图源：AP）
坦率地说，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百年，各类纪念活动和研究作品不计其数，但并未完全发掘清楚五四运动的历史资源，还原历史原貌。中共的纪念活动是以爱国主义为主轴，希望借由纪念五四来塑造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彰显执政的历史合法性。海内外知识界则习惯于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认知和解读五四运动，带有某种理想主义，念兹在兹的是形而上的理念和价值。他们把五四运动的精神资源窄化，只剩下他们基于自由主义视角解读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抱怨五四的启蒙被“救亡”压倒了，甚至有人指责中共窃夺了五四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这种想法在知识界比较流行，甚至主导着大陆以外对五四运动的定义。但不得不说，这种看法是对五四运动的意识形态化扭曲，忽略了清末民初中国处在大转型时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最根本的生存问题。而中共固然在当时有效回应了人民和时代诉求，却由于理论创新未能与时俱进，也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五四运动的历史逻辑。
一直以来两岸三地知识界将“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五四运动图腾，表达了对西方热衷的民主自由和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科学成就的推崇。在百年前的时空语境下，“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确是知识界讨论最集中的议题。“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可谓切中时弊，直接回应了中国当时面对的专制传统和极端保守主义，希望通过一种对人民主权和人权的重新认识，以及建立一种对理性和科学态度的积极响应，改造封建中国。在当时，不论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都没有否定这两位“先生”，甚至都认同它们在改造中国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但若以更宽阔的视野审视，就会发现除了这两位“先生”之外，还有一位极为关键却长期被自由派知识分子乃至世人忽视的的“马先生”（MONEY）。“马先生”指向的是庶民与国家生存发展维度，是彼时中国人要彻底改变贫穷落后受压迫命运的生存动机，是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它一直隐藏在后，却扮演着关键角色，是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与“德先生”、“赛先生”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相比，“马先生”看重的是救亡、生存和发展。可以说，“五四”离不开“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今天依然具有启蒙价值，但只谈它们却不够全面，无法反映当时中国人如何将贫穷、动乱等生存危机理解为时代挑战。
百年前的中国，处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局势下，各种外敌入侵、割地赔款、军阀割据、政府无能，战争无时无刻在发生，地主、政府、军阀、外国势力的共通点就是从老百姓身上盘剥用来斗争的资源，民穷财尽、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可谓时代的最大特点。如何摆脱内忧外患、革除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建立主权独立统一的政权，并维持安定的和平环境，发展经济、满足民众基本的生存需求，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所有纷繁复杂时代矛盾里面最核心、最主要矛盾。
遗憾的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过于理想主义，习惯于一直将头往上看，执着于漂浮在空中的念想，不屑于关注在他们眼里看起来比较“庸俗”的生存问题，以至于泥土给他们的启示反而被忽略了，与现实脱节。这其实是古往今来知识分子“书生论政”的常见现象，他们在意的是高高在上、遥远的星空，忽略近在眼前的庶民所需。当时主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便是如此，他们看不见、体悟不到质朴无华的“马先生”及其代表的生存、救亡和发展问题，也无法激起庶民的共鸣。
相较而言，五四运动时另一批知识分子则接地气许多，譬如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注意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最迫切的存亡问题。新文化运动期间，巴黎和会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是重要历史事件，让一批知识分子看到现实与可能，现实就是中国政治的彻底失败，可能就是一种属于庶民的政治崛起并非没有可能。那种君权神授的腐朽传统已经不再符合这个国家和时代的需要，而国民党没有明言却事实推动的自由资本主义既无法改变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亦无法提供可以想象的未来，因而源自俄国十月革命的现实认识，由于契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替急于求变的中国人做了提示。结果就是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当时最能激动人心的意识形态，是年轻人主要关注的新思潮。陈独秀和李大钊正是五四运动时社会主义思潮的积极推动者，并在几年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这就更好证明了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之外，另一种意识形态在当时中国的存在和作用。
五四运动中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中国社会最迫切的生死存亡问题（图源：制作）
中共成立不久后之所以能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延揽和合作的唯一政党，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包含了同样的一种政治想象，尤其是新三民主义的联俄联共、扶助和依靠农工，蕴含社会主义色彩。很可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孙中山背道而驰，他完全是一个信奉资本主义和精英政治的传统政治家，忽视了在中国占据主体的农民群体和中下层平民的诉求，很早就知道他所信奉的道路与中共的道路之间的差异，因此自1927年就开始严厉取缔共产党。考虑到当时只有国民党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和军事实力，而共产党并没有制度意义的权力，只不过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中影响力逐步提升，却能引起蒋介石那么大的敌对心态，足见庶民政治对国民党的威胁。而中共虽然在建党早期势力单薄，也没有完整的思想论述，更没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认识，但因为其核心价值观与当时中国社会有足够的契合性，从而可以让它不断发展。待到后来中共在战略上和认识上发生调整，就很快成功地凝聚了人心，成为中国政治的转折点和全新的领导力量。
从这个层面说，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的“救亡压到启蒙”的判断或许是正确的，“救亡”确实压倒了“启蒙”，而且是比较彻底的压倒，特别是相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所认识的那一种自由主义“启蒙”。但要强调的是，那种针对公平正义、生存发展的“马先生”的启蒙，对社会主义的启蒙却并没有被“压到”，反而在延绵不断的历史中逐步成长，并蕴含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成为指导中国实践的基本原则。而中共正是由于抓住了彼时中国面临生存危机的主要矛盾，注意到了农民、工人、民族工商业者等各个阶层最迫切的生存和发展诉求，把对“马先生”的觉醒延伸到所有战线，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城市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团结了大多数人，经过长征、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最终取得革命建国之救亡图存目标。可以说，起源于五四运动时期人们对“马先生”的觉醒一直被中共和中国的有识之士继承下去。尽管中共在革命和建国初期都有不少失误，但从五四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一直延续着“马先生”的“教导”：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变化，以满足人们不同的生存和发展诉求为导向，从而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实力的迅速崛起。
对于这个历史轨迹，两岸三地许多知识分子只看到中共在方向、战略和战术上的多次严重错误，却没有注意到这一位“马先生”一直无声地推动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乃至后来中国的巨大变革，目光只聚焦在“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位相对不食人间烟火的先生上，甚至将这两位“先生”狭隘地只与自由主义甚至是全盘西化等同起来，不得不说这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人为扭曲。可惜的是，中共虽然是按照“马先生”的逻辑行事，但因为理论认识的供给不足，亦长期无法廓清认识。
因此，当中国人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应当追本溯源，既要理性地看待“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同时更要恢复对“马先生”地位的充分认可和合理评价，真正地领会“生存和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和当下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如果人们依然将五四停留在相对不食人间烟火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甚至狭隘地绑定在自由主义的视域和“全盘西化”的思路上，无疑是对五四的一种赤裸裸的窃夺和对历史的背叛，不能真正理解五四和继承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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