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早春的伦敦乍暖还寒，环保团体「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的示威已经零星占领了伦敦的几个主要街区。距离其中一个占领区牛津街圆形广场不远，就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其民主研究中心正在举行「天安门屠杀30周年：民主斗争在中国」的研讨会。主讲人邵江邀请了从美国专程而来的王丹和王超华。
王丹（左）、王超华（中）应邵江邀请，到伦敦参加与六四事件有关的研讨会。
威斯敏斯特大学社科院院长Dibyesh Anand教授开场便给听众提示了一则「安全须知」，他说此类涉及中国的研讨会偶尔会出现「意外干扰」----毕竟中国大使馆就在几个街口外，自己曾经在会场遇到三次「火警」，其中两次关于西藏。当时所有讲者和听众都不得不中断研讨会，暂离会场。
对于英国学者来说，中国无远弗届的大手，确实已经成为他们学术环境中的阴霾。Anand称举办此次研讨会是想传达一个信息：「如果当一个国家出现对人民的屠杀，人民不会立刻获得正义，但绝不意味着这场屠杀被遗忘，事件更需要被反思、被叩问。」然而在当下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加拿大，对于事件的追问也面临着大量压力。很多中国专家虽然同情屠杀受害者，但是相关的研究仍然过于「昂贵」，他使用了Expensive这个词，包括经费资助、与中国机构的合作机会甚至个人学术发展等问题，这时研究者就需要留意自己的研究是否「冒犯」了中国。实际上在英国学界，无论是政治学研究还是其他相关研究，早已经都有一个红线，就是研究不要过份「政治化」。然而荒谬的是：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又如何去政治化呢？对于这些学者来说，举办论坛的意义已非纯学术层面：「没有讨论、行动，学术难以完整；而讨论、行动也需要学术的研究与阐释。面对压力，我们要持续用行动与之对抗，就像正在在门外抗议的年轻人一样。」Anand如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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