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19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偷渡进入香港，他以为这不过是几个月的避风头，然后就能回到北京；没想到，人生就此转折，30年过去，回乡没有尽头。
中国政治学者严家祺（中）1989年在天安门学运中发表声明，在不点名的情况下指责邓小平是独裁者，表示学生的抗议是爱国民主运动。图为当年他和天安门学生运动副总指挥张伯笠（右），张伯笠后来逃亡到美国，成为一名牧师。（严家祺提供）
「六四」血腥镇压后，中国境内气氛肃杀，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万润南这些声援学生的知识分子上了「7人通缉令」；另有一份针对21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周锋锁、熊焱等人。
他们当中，有些人一路逃亡，先取道香港，随后到法国、美国展开流亡生涯。部分天安门学运的参与者，纵使没有在1989年立刻出逃，也在坐牢一年或数年后，因着国际对中国政府的施压、或是出于个人的选择，到海外展开新生活。
「海外」意味着一种保护，也代表着许多的失去。「六四」后，中国选择加大改革开放的道路，许多人因此致富；而在海外的异议人士阵营，却传出内斗纷争。他们卸下风云人物光环，面对最真实的「接下来日子要如何过」问题，并思索如何在异乡继续为中国改革贡献心力。
很多人形容海外流亡者的处境是「得到天空，失去土地」。命运在他们身上，开了一个得失难以衡量的玩笑。
严家祺离开中国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前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政治改革办公室」的成员；中年后流亡海外，原本的舞台没了，甚至还必须为生存努力。很多人为他叫屈，感慨这就是流亡的代价。
不过，严家祺并不悲观，也不自怜。他透过电邮回复中央社记者说，国外言论自由的大环境，反而让他可以发表更多作品，至今已发表了1200多篇文章和近20本著作。
曾在大学后使用「严家其」这个名字多年的他，近30年来又恢复使用本名「严家祺」，他不无开玩笑的告诉港媒记者，「没有『示』这一边旁，我觉得站不起来」。
他说：「在1989年前，我的社会科学知识十分有限，国际法、国际金融学和西方思想史知识是在到国外后30年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是有穿透力的，国界可以在短时期内阻挡思想传播，但长时间内思想总是跨时间、空间传播的。」
在网路时代，流亡或许仍意味着生活上的颠沛流离，但流亡者的影响力却也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去年中国修宪，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的规定，严家祺还撰文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严家祺早在1979年就提出废除领袖终身制，是中国最早提出相关呼吁的人。
歌手邓丽君（左2）坚定支持天安门学运参与者，她和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家祺（左1）一家人1993年在巴黎合影。（严家祺提供）
六四事件后第一个诞生的海外民运组织，是1989年9月在巴黎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严家祺是首任主席。
海外人士透过组建团体，期望继续推动中国的民主。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民阵在内的许多海外团体，都分别面临过分裂、资金不足等问题，迫于许多现实因素，它们没能形成足以影响中共政权的势力。
周锋锁2007年和友人一同在美国成立「人道中国」组织，帮助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及援助政治犯，资金来源主要是创办者个人捐款。
「我们在这（美国）是有自由、没资源。」在周锋锁看来，过去30年中美因经济利益形成了共同体，海外民主运动缺少外援有其结构性因素。
他认为，能够坚守下来的人已经很了不起，没有必要「用放大镜检视民运成果」，何况有很多对民运的不明攻击很可能与中共有关。
有鉴于中国政治局势短期内不一定会改变，周锋锁希望5年内能在美国建立六四博物馆，至少让这代人的六四记忆可以延续。
「波多马克文化沙龙」定期邀请研究中国的专家或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讲座。（图取自facebook.com/Potomacculturesalon/）
有多少资源做多少事。李恒青在天安门学运时是北京清大化学系学生会主席，是六四镇压最后一批撤出广场的人。他在2000年到美国，2016年和报导文学作家苏晓康成立「波多马克文化沙龙」，经费大部分也是自掏腰包。
这个文化沙龙定期邀请研究中国的专家或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讲座，透过网路直播，海内外有兴趣的中国人都可以收看，李恒青说：「只要有人愿意听，我们就愿意讲。（六四）这个苦难不是我们个人的，全世界都应该去了解，一个政权不该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
30年下来，还在海外坚持推动中国民主的人越来越少。有些人被边缘化了，有些人因为看不到改变而失望了。李恒青却说，23岁参加学运时就知道那是个承诺，是自己这一代人一定要完成的事，「没什么可抱怨的，这是自己选的」。
李恒青目前还可以回中国，就他来看，当前的中国民间已累积许多不满，更需要当年学运诉求的「民主、新闻自由、反腐败」等，八九一代 周锋锁上一次回中国是2014年，那次他成功在6月3日晚上回到天安门广场，目的是想打破中共在这个纪念日营造出的恐惧。隔天他被当局遣送回美国，他也拒绝再回中国。
他不是那么喜欢「流亡」这个词，一来因为他是主动选择不回中国，「要等共产党被推翻后再回去」；另一方面，他认为回乡是可以被操控的，因为当局会借探亲、提供经商机会等收编海外异议人士。
周锋锁说：「回中国不是为了探亲或经商，我们要的是『六四』得以公开讨论。」
无论流亡还是返乡，通常都不是一个人的事，他们的家人也跟着受累。
性格坚毅的严家祺，曾在书中表示自己「一生都在寻求真理和正义，反抗命运的安排」，但对于亲友和同事受到他当年言论的牵连、仍感到难过。
尤其是当医生的妻子高皋，并不愿意他这样介入中国政治，最后却不得不跟着他一起流亡，在美国当护士，生活历经许多艰辛。
六四的代价太沉重。30年来，严家祺一直咀嚼英国思想家波普（Karl Popper）说过的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他值得的理想而牺牲自己，但没有权利去强迫或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
对这些因六四而远走他乡的人来说，有些痛永远存在，但有些信念也会永远坚持。
严家祺说，30年前学运要求收回「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说「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30年后仍然有效，而且增加了一个诉求，就是要公开六四真相，「在中国大地上，要公开宣布，『六四』不是什么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