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扫黑除恶内部问题

2018年以来，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名，中共又发起一场全国性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运动，并给这场运动设定了时限，要求三年内完成。然而，一如历次运动式治理的宿命，自打黑运动诞生之日，便被欢呼和质疑声撕裂，一边是对其打击黑社会的实用性支持，一边却面临违反法治精神的质疑。

如今，随着打黑运动日益深入，其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逐次展现的同时，各种运动式治理的负面效应也如期而至。运动式打黑除恶政策，尽管呈现一定的成果，却也亟待向法治化治理的轨道转型。 

近段时间，中共扫黑除恶的一些内部问题开始显露。如中国江西上饶广丰区不久前被媒体披露，江西发不迁坟将按扫黑除恶通知，引发舆论的热议；以及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印发的扫黑除恶宣传资料中，将医生、商贩、导游等列为“十大黑心职业”，同样引起争议。这样大而化之的处理方式，也被质疑有上世纪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冤假错案的影子，这也是舆论担心的关键原因之一。

本次扫黑行动中，尽管中共强调依法打黑，但由于中共扫黑文件和相关法律未明确界定黑社会和恶势力的定义和范围，因此，基层扫黑行动缺乏一个明确的执行标准，各地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开始不同的解读，而这些界定表面看来让人啼笑皆非，深思之后却令人脊背发凉。

根据中共的部署，三年内要将涉黑涉恶问题得到根本遏制，黑恶势力“保护伞”得到铲除，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要达到这些目标，中共面临的挑战不小。

在前一阶段的高调扫黑之后，黑恶势力也更具隐蔽性与“正规化”运作，接下来的扫黑难度将会大大增加，此外因一系列部署、执行问题造成的扫黑“失焦”问题还需要认真对待，以防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后续关于扫黑除恶的种种问题争议都将是对中共未来两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