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0年8月至2003年7月师从复旦大学中文系唐金海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但我们的缘分要提前6年，1994年我本科毕业报考复旦大学研究生时就曾与唐先生联系过。那年春天，自己终于等来了考研成绩，总分排名比较靠前，专业分也还可以，但政治课分数受限，于是致电唐先生咨询。彼时还没有手提电话，打长途要到学校对面一家收费的私人电话亭，那里有两台长途电话，使用者要排队等候。与我同去的同学说，由于我和另一个通话的同学彼此干扰，我们的通话声音也越来越高，后来几乎变成吼，排队的同学都忍不住想笑。这场面，让我想起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里面的一幕，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唐先生是否觉得奇怪。
虽然唐先生很热心，但那年终究没有机会入读复旦。我只好回家找了个学校教书，三年服务期满，又回到母校山东师大师从魏建教授读了研究生。研究生那三年自己是个不安分守己的活跃分子，万卷书没读，万里路倒走了，先是一个人去新疆、西藏的穷游过，后来又是辩论又是演讲出尽风头，最后一年干脆在电视台做起了编导。所以毕业的时候，诱人的工作倒是有几家了，但毕业前去北京各大高校访学了个把月，深感自己浅薄，于是决定继续读书。这样就又与唐先生联系上了。
复旦大学博士考试前两天，我就到了上海，致电唐先生想去拜访他，唐先生那时还住在水电路的复旦宿舍里，告诉我小区对面有个很大的煤气包，见面的地点呢是马路边的新亚大包。我第一次到上海，根本没听说过新亚大包，只记住了煤气包。于是如约赶到水电路煤气包对面的小区门口，左等右等没见到先生，就按照与先生通信的地址找到先生家里，家中没人，又返回小区门口，在那里干站。这时忽然看到马路对面一家快餐店门口有位先生，穿着西装文质彬彬气宇不凡，先生也看到了我，彼此一对眼神就明白了，赶紧招手。过去才知道新亚大包原来是一家中式快餐店。坐定聊天，先生既对我有印象又与别人混淆，因为我根本没有送过茶叶给他。那天先生还买了两个香菇菜心的素馅馒头给我，不过北方人对这个味道很不习惯，所以记忆很深。
唐金海
由于来上海之前，我已经接到了中山大学的录取电话，所以在上海的备考非常放松，来前买了一套《知识分子立场》，一直看到凌晨，考试时也是意外状况叠出，但都化险为夷。两天功课考完，当晚跟几个同学一起去了外滩，被外滩的美轮美奂震惊了，为了避免夜晚的灯光过分美化，第二天上午一个人又去了一次，黄浦江两岸仍然很美，当时就决定如果有机会还是来复旦读书。
我是唐先生带的第一届博士，同级的有三人。第一次见面，先生对我们嘘寒问暖，了解了些家里情况后，竟然带我们去了服装市场，让我们每人挑一件秋冬的衣服，我们是既感动又好笑，显然先生是把我们都当成乡下苦孩子了。现在想来，这件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唐先生的特点：善良，但不谙世事。
初来复旦园，最大的收获是跟着唐先生去拜访钱谷融、施蛰存、贾植芳等老前辈。施蛰存先生那时已90多岁高龄，但思路仍然清晰，拜访他时还遇到了陈子善和张芙鸣两位老师。钱谷融先生则精神矍铄、性格开朗，一起吃饭时，在场的日本同学跟他开玩笑也不介意。后来钱先生还担任了我们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为我们的毕业论文出版题字，实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忠厚长者。贾植芳先生最健谈，他夹着一支烟谈古说今，个子瘦小，但气场强大，只是他那口山西话有七八成我们都听不懂。贾先生自己就讲过一个故事，他去日本演讲，讲日语日本人听不懂，讲中国话翻译也听不懂，所以他需要先有个山西的翻译把他的山西话翻译成普通话，再翻译成日语。
唐先生早年编纂过多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茅盾专辑》出版过《茅盾年谱》，是茅盾研究会的常务理事，2001年开春，适值茅盾去世20周年，先生指导我写了一篇《论茅盾批评中的辩证思维》的论文，随他一起去乌镇开茅盾研究的年会。那大约是茅盾研究最为兴盛的时候，一两百人与会，专家教授云集，当地政府也高度重视。先生当时力推晚辈，所以安排我做了小组发言，记得当时我联系了“重写文学史”运动对茅盾的苛评，提出来要重估茅盾，也重估“重写文学史”运动，颇引起了部分与会专家的共鸣，唐先生也很是满意。那年，乌镇还尚未开发，西栅依然是旧时模样，行走其间，颇具古意。然而，这次参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送行一位教授路上遇到的车祸，我们搭乘的出租车与一辆横穿马路的自行车相撞，那一幕给我留下的冲击太强烈，多年后我不得不写到剧本里来释放。至于那篇论文，当时自己并不满意，觉得太中庸，冲击力不够，但今天却觉得先生定这个题目很有深意，他针对的恰恰是当时学界语不惊人死不休，流行酷评苛责的不良学风，他希望从老一辈文学巨匠、批评大家茅盾身上确立典范，纠正文风。
读博期间，跟着先生做的另一个大项目是编写80余万字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就文学史的编写，先生提出了“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两大史观。“文学史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它原本有源有流，古今一体通贯”，长河意识涉及到文学史的整体观、源流观和分期观，着重强调一个“通”字，古今之间、中外之间、各种文体之间、创作与批评乃至理论研究之间不可能是割裂的，所以这本文学史的编撰，就突出了古典文学传统、外国文学思潮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当然在空间上，也包括了港台文学。所谓“博物馆意识”，先生说“文学史又是一座历史博物馆。博物馆陈列的都是历史上的文物或文献，都应是原物和真迹。——而且其主体部分应是珍贵的、价值很高的原物和真迹，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变化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具有特殊审美价值和历史认识价值的经典。如果弄虚作假无原物，如果随意搜罗、样样都要，博物馆就变成了废品收购站”。唐先生的这两大观点，显然都有针对性，回应了当时学界的一些误区。
唐先生带我们，总体上是比较宽容的。21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正是风云激荡、左右论争激烈的时候，网络公共空间刚刚形成，管制也还宽松，我先是在榕树下文学网站活跃，后来又在世纪中国的世纪沙龙上频频发言，亲历了包括反伊战、反收容条例，以及围绕“新左派”的若干思想和学术事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逐渐将兴趣点聚焦到了“20世纪中国左翼文论”，决定以之为博士论文题目，想回到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现场，去甄别其中的菁华与糟粕。唐先生虽然并没有太多关心当时思想界的争论，但对这个选题却是肯定的。先生的学术宽容还体现在具体的教学讨论中，我们年轻气盛，即便对先生上课的观点也会直接质疑，他都是宽容地笑笑。但有一次，我们在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要不要收录某一位学者时，自己不懂上海话的深浅，脱口而出“我们做文学史不能捣糨糊”，让唐老师很是不悦，但讨论结束的时候，他已经释然，拍着我说“好、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我才知道上海话里说一个学者“捣糨糊”是大不敬的，但唐先生对我并未因此留下任何成见。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之外，唐先生的另一大爱好是书法，先生送过我们他出的石鼓文书法集，读书期间，也参加过他的书法展，可惜我不似师门里的多位师兄弟在书法方面早有造诣，只能粗浅地欣赏。但看唐先生的书法集倒让我想起他给我写的信，最初拿到先生来信时只觉得龙飞凤舞、软软绵绵，很难辨认，后来才知道唐先生写的是章草，据说是一种较难掌握的字体。退休后，唐先生依然热衷书法创作和推广，他曾与青浦区园林局合作在青浦曲水园建立书法园，还特别复制了十枚战国时期刻有文字的石鼓。
2017年底，在上海市政协礼堂，唐先生举行了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书法展，现场展出的几百幅书法作品涵盖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各体，均是唐先生所撰，更神奇的是，所有作品均是唐先生自创的诗词，如此大规模的自创诗文书法展，在当今书法史上可谓罕见。这是唐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成立“中国文人书法暨石鼓文研究中心”的成果之一，而另一成果则是他书法研究的长文《论中国书法的本源传统及“入他神”与“入我神”》，该文洋洋洒洒近8000字，纵论中国书法史，提出了“我手写我心”“自创自书”的本源传统，实是近年书法界少见的一篇有学理有观点的宏文。
我2003年毕业以后分配到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工作，虽然离开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但因在上海，仍会参加师门聚会，每年都少不了几次与唐先生见面。后来先生退休了，常常与夫人一起出国陪女儿去住，回国呢也主要住到松江的房子里，于是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每年总归也要见上两三次，在沪的几个同学约上一起吃吃饭，吹吹牛，每次唐先生都特别喜欢听我们谈天说地，把我们当成他了解社会的窗口。
唐先生身体一向不错，出门必然西装革履，而且要打领带，一副上海老克勒的派头。所以，他自己好像一直没觉得自己老，退休后依然跑东跑西，操心操劳，比如书法创作之余，每年还负责复旦大学的MBA阅卷工作。最后几年则一直操心着女儿的回国事宜。
2017年秋冬，唐先生的身体终于发出了警告，12月份他的书法展开幕时，已是大病一场，明显消瘦，书法展不久就因肠部疾病再次住进了龙华医院。春节前，唐先生做了手术，休养了一个月后，2018年开春，先生有所好转，3月份，他还特别叫了我去家里吃炖羊肉。那次临走，先生送我一副早写好的字，但盖章时，手部已然无力，双手拿着印章，盖了两次才好。唐先生是个极为要强的人，他身体有恙除了我们几个贴近的学生，同事老友几乎都不知道，我们去探望他，他也必定整理清爽，在客厅沙发上坐好，虽然，我们小坐离开时他已不能起身，但必定身板挺直与我们挥手告别，更不要说叫一声痛。
2018年4月，我正好碰上一些工作上的麻烦，先生病中仍然关心着，有一日我在朋友圈里转了金庸的四句诗“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先生对这种豁达的态度很高兴。五一节期间，我忽然接到唐先生女儿打来的电话说先生病情加重了，赶紧去看时，唐先生已不能下床，一只手臂浮肿，思路还清晰，但是言语已有些模糊。在尝试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未成后，我当即联系了附近的医院入住，并通知了同门的师兄弟们前来探望，入住医院第三天，有五六位外地的同学都赶过来，先生已经非常虚弱，但还是抱着花与大家合影，拍照的唐先生夫人张老师说：“老唐笑一笑，跟学生们合影精神一点。”但彼时，先生说话已经非常费力，他于是努力想用纸笔交流，但终于写的字也难以辨认了。那天以后，先生的状况突转直下，不幸于2018年5月9日早7时永远离开了我们。
5月2号我到先生家探望时，坐在先生床前，我对先生说，学生已经离开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很久了，也没有继承您的衣钵，但是据我粗浅的了解，您有五项工作是可以留下来的，一是八十年代初参与组织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二是三卷本《茅盾年谱》及系列研究，三是《巴金年谱》及系列研究，四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五是书法创作及研究。先生对此是首肯的。
唐金海先生出身上海城市平民家庭，1961年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五年制本科，师从朱东润等复旦前辈，1965年毕业留校，随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就我的零星了解，“文革”期间，先生谨小慎微，既不做张扬的干将，也不违心害人，不是党员的他倒也基本平安无事。及至大学恢复招生，特别是恢复高考，百废待兴之际，先生以三十余岁的年纪走上讲台，承上启下，承担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窃以为，用“承上启下”这四个字来形容唐先生这一代人最恰当不过。所谓承上，承的是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刘大杰、贾植芳等复旦大学中文系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例如高度重视史料整理工作，善于从作家年谱入手，最终仍以写史作为最高追求。然而先生一辈学人成长于新中国，受教于相对封闭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训练强国学、弱西学，治学往往扎实有余、创新不足，议论常常力求公允，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却难免流于平稳。所以，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一辈教出来的更年轻的学人在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以新锐的观点登上学术舞台时，先生一辈反倒退到了光环后面。虽然，三四十年后，我们重新检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会发现曾经的风云人物各领风骚没几天，惊人之语也早已湮没不闻，反倒一些扎实的史料仍泽被一代代学子，是学术研究绕不开的矿山，然而，我仍然觉得为师者“承上启下”既是宿命，也是最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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