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继4月上旬中国发改委出台《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各地方政府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之后,北京时间5月5日22时26分,中国国务院终于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给出了包含户籍制度在内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继13年前(2006年1月正式废止)取消农业税之后,户籍这个同样在中国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古老制度,终于不再成为限制中国人自由迁徙的掣肘。而一系列变局也将随时产生。

1949到1958年,中国居民可以自由迁移。虽然1951年中国公安部发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公民迁出之前,必须在当地公安局申报,并注销户口,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图源:VCG)

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政府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作为工业的后备力量,农业的稳健也变得关键。由于发展工业的城市享有各种优惠,而理性人如同资本一样,具有逐利的属性,自然是“人往高处流”。如何设计人口从农村流往城市的硬约束便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当务之急(图源:VCG)

1956年自然灾害致使农业歉收,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劝阻灾民留在农村;1958年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的相关措施,第一次明确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从此,农村与城市被人为分割,形成了所谓的二元社会结构(图源:VCG)
从难以撼动到改革加速从先秦到今天,户籍制度一度是中国执政阶层管控人口的最有力工具。但是户籍阻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城乡二元化的户口体系更是将14亿中国人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个人群,享有完全不同的社保福利。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促进就业的同时,也让中国的人户分离达到历史最严重的程度。有媒体称,截止2018年底,中国的人户分离人口依然有2.86亿人。又因为户籍和就业、补贴、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福利挂钩,以至于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临时夫妻、留守儿童乃至春运等不堪和不合理的事情也成为现象级存在。
在地方发展不平衡与公共服务不足的现实之下,户籍制度曾经一度成为中国普通人心目中阻碍自由迁移却又难以撼动的高墙。2010年3月1日——即当年的中国全国两会前夕,中国13家报社曾经联合发表题为《提请两会代表委员敦促加快户籍改革》的“共同社论”,引起强烈反响却被官方迅速“消声”。不久,社论的作者之一张宏已被解除《经济观察网》副总编辑的职位,周报《经济观察报》的高级编辑们也受到了中宣部的严重警告。
然而从2018年底到现在的半年中,中共在户籍改革上的推进,几乎超越改革开放前40年。
2019年1月28日,中国人社部发布一个《促进人才顺畅有序流动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针对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养老和医保、要如何改动以适应开放户籍,中国人社部的意见是“推广通过公安信息比对进行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模式”。
2月21日,中国发改委公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
3月18日,位于中国河北省的石家庄市出台“零门槛”落户政策,成为中国大陆首个全面开放落户的都会城市。零门槛落户实施后两天内,就有逾千人落户石家庄。
4月8日,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各地方政府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
5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要求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大致内容包括“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镇化进入成熟期,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基本建立”,“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
两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种改革的背后,最大因素是原有的户籍制度已经从有效管控工具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
曾经,户籍制度与统治者期望的维护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城乡户籍的划分更曾经是耕地和粮食生产保证的保障。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自2012年起,中国15-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开始缩减,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正如有的分析缩成,这标志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与人口红利的衰减。此时,唯有通过更高质量的劳动力来弥补数量上的缺失方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上策。
与此同时,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发强大,诸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也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市场上对人力资本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
近年来中共中央政府多次提交的城镇化以及城市群发展概念,也让各地方政府官员认识到,人是财富创造者而非地方管理的负担。
中国发改委和国务院相隔一个月接连发出的两份红头文件,让曾经坚固无比的“户籍高墙”正在趋于坍塌。
变局已经开始。
首先,户籍这个沿袭了两千年的古老制度,也许不会很快消失,但是落户限制的大幅度取消让户籍对于人口流动的桎梏即将消失,城乡融合发展体制也将让户籍附带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即将不复存在。
其次,不仅中共此前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已经改变,以省为单位的区域发展模式也将不存在,以核心大城市带动周围中小城市发展的城市群模式成为新的发展方向。
比如近年来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大湾区城市群等等。
第三,上述两种改变,也将极大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最先发生改变的将是农民进城之后,原本分散的农村土地将逐步集中,过去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将快速变为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同时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也将和城市群发展模式一起影响中国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对于改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在2019年1月23日的深改委会议上说,要“继续打硬仗,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为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打下决定性基础”。
而户籍改革就是中共改革“硬骨头”中的一块。下一个被动刀的“硬骨头”是什么?或许答案会很快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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